稻香园随笔之四

 

遥远的罪恶与你我有关

田 松

 

  雅斯贝尔斯曾说:“我是有罪的,因为当罪恶发生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旁观是不可能的,明哲保身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没有法律上的罪,也不能免除道德上的罪。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战争直播的时代,所有的事件我们都是在场者,无论它多么遥远,都会被电视推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是那遥远的罪恶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的分工使人变成了零件。前不久看《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写到大都市里的不落地族。他们在高楼上工作,在高楼上生活,他们名义上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却没有多少时间亲近这个城市的土地。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城市机器的零件。作为零件,他们的确没有必要了解别的零件,也没有必要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虽然身为白领,他们被认为有很高的文化。
  分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心安理得地不去知道其它的事情。至于我们所埋头的工作,我们很少考虑是否应该去做。常常,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被我们的分工所指派的事情。然而,既然是被指派的,这个事情是否应该,已经不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很少有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必须做的事情。
  过细的分工使我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全貌,即使有心,我们也难以对我们正在做的某一件事进行道德判断。因为道德,必须从人类的总体生活中才能获得。我们只能把对工作本身的道德判断交付出去,把遵从职业道德当作道德。
  而很多职业的道德,与普遍人性的道德并不一致。
  比如记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场,并且以旁观的方式在场,让镜头近一些,再近一些。当一个孩童落水,从普遍人性的道德出发,在场者应该把救人作为头等大事,而对于旁观者则应该予以谴责。但是,记者这个职业却使他可以合乎道德地旁观。我必须强调,即使在场者只有他一个,他的旁观也是合乎职业道德的,并且更加凸显了这种道德。因为,如果他也参与到事件当中,就将失去唯一可能的记录者!但是,我还要强调,即使在场者有一百个人,他的旁观仍然是不道德的!哪怕只有一个旁观者,也会给整个事件罩上一层冷漠的雾。
  当我们把对工作的道德判断交给我们所属的职业,我们也就失去了这一部分道德!在《摩登时代》中,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完全不必知道螺丝拧在什么地方,这使得生产救灾物资的工人与生产军火的工人会获得同样的成就感。同样,砍树的劳模和种树的劳模所获得的荣誉感也无不同,无论是砍树还是种树,它的意义和价值全是被给定的。
  科技专家也是一样,无论是研发核武器还是研发核电站,都可以当作螺丝来拧。当与科技相关的道德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常用的托词:科学和技术是中性的,所以不牵涉道德问题。

  现在,我正在家中的餐座上敲打着电脑。自从对门张叔叔搬家,这座我居住的住宅楼里就没有我认识的家庭了。新来的房客好像是几位合住的学生或者民工,经常听见夜里有人大声拍打他们的门。中间的一家我几乎没有见过,已经不知道换了几次房客。
  大约是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里说,蒙古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国土太大,通讯跟不上,无法做出及时反应。好比一个超级巨人,把脚伸到火里,大脑要在一天以后才能知道,等到下达挪开指令的时候,脚趾头已经烧掉了。人类社会正在面临这样的困境。
  科学及其技术把整个地球联系在一起,手机电视互联网之类的东西可以使人突破空间的阻碍,造成天涯比邻的幻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比邻也被推到了遥远的身后。人生有限,你只能与有限的人、有限的事发生联系,不同的只是分布状态,从前它们生活在你的四周,而现在可能分散到全球各地。当天涯成了比邻,比邻就成了你的陌生人。
  按照王家卫的笔法,在我楼上、楼下、东面、西面各有另外一家人,我与他们最近的距离只有几十公分。有时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想到我的头顶可能还有一张床,在我的脚下可能也有一张床,上面睡着我见了面也不认识的人,不由得忍俊不禁、毛骨悚然。
  我们已经习惯了身边的陌生,并把这种陌生当作了生活的常态。

  传统社会的人们熟悉身边的一切,在《白鹿原》的村庄里,每个人都是全知的,他们的信息容量足以了解村中的一切事物,因而能够对一切事物进行道德判断。在这样的村庄里,人与人之间是有机的整体,如土壤,生长着他们的恩怨是非,爱恨情仇。而那些在我们看来没有被他们理解的事物,他们的星光、天空、山林,最终都将通向神灵,而不是陌生。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神灵,也充满了道德。
  而在比邻若天涯的现代都市中,人的土壤已经风干沙化。身为无本的现代人,对于我们追溯物质身体旁边新出现的事物:楼道里的陌生人、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小区里的健身设备、河床上覆盖的水泥……,常常是从一个陌生走到另一个陌生。越来越多的陌生使追问难以持续,当我们放弃了对职业的道德思考,似乎也只能相信,这些陌生的合理性都会由相应的职业予以保证。人类巨人的身躯虽然还没有超出其信息交流的能力,却已经达到了人类个体进行道德思考的极限。如果人类的大部分个体对于身边的事物放弃了道德思考,乃至失去了道德思考的能力,决定整个人类方向的会是什么?
  我们应该期待一位超级圣人来代替我们思考,使道德思考也接受分工的安排吗?还是放心地让地球村中最强势的力量——商业来主宰我们的未来,由商业广告来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的?比如,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

  看病吃药,谁都认为是天经地义。如果新出一种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人们通常会相信,这是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买药的人只关心疗效,不需要关心它的来源,也不会关心它各个环节的合理性。但是,假如这瓶药使用的是一种美国的专利技术,其核心成分紫杉醇是从红豆衫的树皮中提取的,这些红豆衫的皮是从野生的红豆衫身上活活地剥下来的,并且由于这种药的缘故,整个云南的红豆衫已经找不到几棵活的了,你是否还会接受这种药?
  再假如,这种药中有一种成分是从活熊的胆汁中提取出来的,为此,有一些熊被活活关在铁笼子里,肚子上常年插着一根带着开关的直通熊胆的导管,隔一段时间就被流放胆汁,你是否还会接受这种药?

  当我们习惯了陌生,我们就已经意识不到我们的在场,成为不在场的旁观者,如同置身于电视机旁。而那遥远的罪恶,就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陌生之中。


  (删节版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25日15版,题为《当我们习惯陌生》。完整版本发表于《博览群书》2004年第3期,题为《我们,是那遥远的罪恶的一部分》。此为原题。)

 

 

 

2004年3月2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