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3月12日《科学时报》

 

我为什么不能同意——与何祚庥院士商榷

任士新


  “科学主义”问题最近一个时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问题,引起了各种形式的热烈讨论,无论是什么形式,只要大家本着追求真理,促进学术繁荣的出发点,能够遵守学术讨论的规范,我想每一位参加讨论的学者就一定都能从中获益,相关问题的理解就一定能更进一步深入。
  由于国内科学哲学发展较国外相对落后,更由于对科学主义的反思起步较晚,并且阻力很大,所以迄今为止科学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科学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理解往往存在很大的分歧,这给讨论增加了困难。但从何祚庥院士最近发表的文章《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中似乎可以看出,目前双方都同意科学主义的观点是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因为反科学主义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以何院士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则要捍卫这样一种立场。有了对于“科学主义”内涵的共识之后,我们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不至于变成各自攻击风车的闹剧。


  何院士承认科学认识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常常是不甚准确不甚成熟,甚至其中不乏错误的,也承认并非一切科学认识都是客观真理。看起来,这些言论和反科学主义者并无二致。但是,何院士强调的是,随着科学认识的逐步深化,科学认识将日益趋近真理。“所以,一切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他们所追求的‘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知识,而且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知识’,因为这是经由大量科学实践检验并证明为正确的知识。”
  既然何院士也承认科学认识其中包括错误,那就不得不承认,无条件地肯定科学认识真理性的科学主义是错误的。既然承认科学认识是发展的,是可错的,那就不得不承认:任何时刻的科学认识都不是绝对的真理,与科学认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就有可能是正确的。这样一来,以科学知识作为唯一正确的知识来排斥非科学的知识就没有道理了。科学主义还能站得住脚吗?这个逻辑应该是很清楚的吧?
  由于何院士误将科学知识简单地等同于真理,所以他把科学主义的问题严重简化了,他告诉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主义不存在争议,向我们保证只有一套牛顿力学,“牛顿力学以外的其它‘力学’是没有的,至少科技界是不承认的。所谓相对论力学只不过是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对牛顿力学的修正,当运动速度小于光速时,相对论力学就自动还原为牛顿力学。”说实在话,作为一位很有造诣的物理学家说出这样的话,确实令人吃惊。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力学在基本理论和时空观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两种力学的一致,只能说是当速度较低时,两种力学在计算上接近而已。而且相对论力学在牛顿力学之后产生并占据主导地位,恰恰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历史性,恰恰说明了任何具体的科学知识都不可能穷尽真理,都不可能垄断真理。某种具体的科学知识如牛顿力学,即使是经过严格实验和大量实践检验证明有效,也不能说和它不一样的(如时间空间是相对的)观点和理论就一定是错误的。又如,虽然西医经过大量实验证明其有效,但并不能因此就说理论和治疗方法迥然不同的中医就是巫医和伪科学。


  关于人文学科(通常西方主流学术界不说人文科学,这一点的差别很重要)和社会科学,何先生认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就是把科学的方法,亦即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较充分发展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研究。”这一点我表示同意。但是,如何院士所说,这只是发展方向之一,尤其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所处理的不仅包括事实和逻辑关系外,而且包括价值。所谓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帮助厘清和解决事实与逻辑问题,而价值本身是无法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的。这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有本质区别的地方。而科学主义的要害就在于抹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这正是我们所要反对的地方。
  正因为何院士是一位标准的科学主义者,所以往往试图用无法解决价值问题的思路来研究价值问题,因此在价值问题上出现低级错误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他说“那些主张或倡议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文化的学者群,往往反映着最大多数人群,亦即弱势人群的呼声和要求,他们主张‘要少数服从多数’。而这样一来,就触犯一些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就找到一顶帽子,‘科学主义’!”很难找到如此缺乏理性、逻辑混乱的话了。科学方法与伦理原则,与民主的多数原则就这么简单地打成一片了。首先最大多数人群是否就是弱势人群,这且不论;为何在社会文化领域就一定要少数服从多数,更是莫名其妙。至于说反对科学主义就是要与最大多数人群和弱势人群的利益作对,这除了给论敌在政治上抹黑,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外,没有任何意义。这种话从一位科学主义者嘴里说出来更让人诧异!可见即使是科学主义者,在处理价值问题时,在科学中也找不到顺手的工具。但是由于已经系统地排斥了科学之外的手段,只能凭借某种常识、或者流行的观点来对付,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却要披上科学的外衣,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何院士批评李侠、邢润川之所以反对科学主义,是要为宗教迷信争取平等。可是罪证却是,他们在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们必须恢复宗教……作为一种有用的知识,否则我们将在科学主义的疾病中走向灭亡。”这就怪了,李、邢笔下的“宗教”怎么就变成了院士笔下的“宗教迷信”了?难道在何院士这里宗教也和迷信等同看待吗?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可从来没有说过要保护迷信自由。如果何院士要证明宗教就是迷信,那应该有起码的论证吧?如果何院士所理解的科学主义是要剥夺宗教生存的空间,将宗教等同于迷信的话,那这种科学主义恐怕是与我国宪法相抵触的。联想到多年来党的宗教政策不能充分落实,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护,群众的宗教需求难以通过合法宗教得到满足,给法轮功邪教以可乘之机。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将宗教等同于迷信,认为宗教纯属精神鸦片的看法大概是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说何院士这里的错误大概不是一时的笔误,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的。
何院士许多地方都误解了论敌。例如,肖显静先生说要“反对科学万能的霸权”,那意思分明是说,科学不可能做到万能,科学主义以科学万能相号召,进而排斥其他文化,这是一种霸权行为,所以应当反对。可是何院士却大发感慨:“可惜,当前的科学还不够发达,还做不到无所不能,但一旦科学能做到万能,他们就要反对这种‘万能’,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反科学?”这一方面误解了肖先生所反对的对象,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何院士相当令人吃惊的信念——他相信科学有朝一日能够做到“无所不能”。科学主义者竟然有如此不科学的想法真是令人跌破眼镜!


  对于所谓“反科学文化人”强调近代中国科学主义的流行及其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地位,何院士提出了异议,“虽然自1919年以来的‘五四运动’就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但中国的普通公众对科学实在是知之甚少,对‘科学主义’这一名词,也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可是吴国盛先生却认为这是‘最牢固的意识形态之一’”!这里充分暴露出何院士概念的混淆。为什么普通公众对科学知之甚少,科学主义就不能形成霸权?难道非要知道“科学主义”这个词,才有资格做科学主义者吗?事实上,公众对科学知之甚少,恰恰是公众迷信科学,神化科学,把科学当作操纵自身命运的神顶礼膜拜的根本原因。而近来科学文化人强调科学传播的意义,就是要让普通公众全面了解科学,消除科学的神秘感,从而可以逐步肃清科学主义的消极影响。而另一方面科学主义的统治,也大大地影响了科学在普通公众中的普及,影响了科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因为科学一旦意识形态化,就会不按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
  何院士说,“反‘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其实是很难划分清楚的。”从上面所分析的情况看来,不是反对科学主义的学者表达能力有问题,而是何院士自己许多基本概念混淆不清。所以他对于所谓“反科学主义”的批评,我不能同意。

 

 

2004年3月1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