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4月9日《中国图书商报》

 

神学的科学是可能的吗?
——《神学的科学》读后

蒋劲松

 

  提起西方文化,我们常常是“言必称希腊”,而同样重要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则往往被我们漠然相待。胡适之先生口口声声要“全盘西化”,但是对基督教文化却评价不高。而在饱学博览的钱钟书先生眼里,西方传教士是洋人当中最为土气的。在我们简单化理解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路中,基督教文化正好是应该去除的“糟粕”。所以,虽然从明末开始,我们同西方文化的接触最早是从基督教文化开始的,但是迄今为止对基督教理解却仍然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研究的软肋所在。
  然而我们对基督教理解的障碍,却构成了理解包括西方科学精神在内的近代西方文化的最大瓶颈。例如说,假定科学与宗教誓不两立,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近代科学诞生于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地区,而中国这样的无神论思想高度发达的国度却反而未能诞生近代科学?也无法理解实验科学传统为何没有能在推崇理性的希腊文化中产生?英国著名神学家T. F.托伦斯的《神学的科学》一书对于我们突破这个理解瓶颈,很有帮助,值得认真阅读。
  作者托伦斯与中国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他1934年出生于中国四川成都市,父亲是来华的传教士,近年来他还多次返回四川,帮助四川少数民族重建教堂,协助教会发展。托伦斯曾跟随著名神学家卡尔·巴特学习神学,194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50年起在爱丁堡大学任系统神学教授直至退休。托伦斯著作丰富,影响很大,尤以精通科学和神学关系而著称,甚至曾编辑过专业性的科学著作《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的动力原理》,1978年获得了颇富盛名的谭普利顿宗教研究奖(Templeton Prize in Religion),是著名的神学家。
  1969年完成的《神学的科学》一书虽是托伦斯的早期著作,但已经是其成熟思想的体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神学著作,其主旨是要确立神学的科学地位,即反对现代神学界流行的主观主义倾向,反对将神学当作是对人类宗教经验的研究,从而重新确立神学的客观性。虽然托伦斯着力论证神学的客观性,但是我觉得对于所有不信仰基督教的读者来说,这些论证的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然而在这本多年前完成的神学著作中,有关科学方法论的内容却唤起了我强烈的兴趣。
  托伦斯所说的科学,是指一切系统地、客观地研究对象的学问,其中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神学在内。按照托伦斯的观点,近代科学最为重要的客观性精神,是来源于基督教信仰的。因为“现代经验科学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归功于对这两个事实的认识,即自然流变之现象后的一种终极的有序性,以及凡俗性存在里面的偶然因素,基督教的上帝教义便建基在这些事实上。当然,对宇宙有序性的认识如同天文学一样古老,而偶然性事物的有序性则似乎产生于基督教神学。”
  在托伦斯看来,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分水岭。在宗教改革之前,无论是希腊罗马时代,还是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时代,都没有正确地看待自然。希腊人把自然当作完全理性化的存在,因此无视其偶然性,贬低经验的作用,经验的自然科学当然也就无法产生和发展了。而中世纪的神学传统由于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自然世界只是从神圣的角度得到审视,即通过自然世界而放眼上帝及永恒实在。世界本身并没有意义,或者只是在它分享了神圣与永恒结构的意义上有意义。打动世界、指导世界、给世界以意义的,是世界对终极实在的那种渴望。”显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自然本身的研究是得不到鼓励和促进的。
  而在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神学中所掺杂的新柏拉图主义因素得到了清洗,基督教的思想就能够以一种更加纯粹的形态充分体现出来了。新的神学认为,自然虽然是上帝的创造,但在自然中却完全无法找到上帝。因此,终极原因就从自然的研究中被排除出去了。这就提供了对现代实验科学来说最为重要的基本前提假设,即承认自然具有真正的偶然性,不能从哲学家的理性中推导出来,理性不能一厢情愿地规定自然的属性和状态,在偶然性的自然面前,人类必须谦卑地以经验为导引。坚持上帝对自然的超越性,就意味着不能用终极因来解释自然,否则的话一方面会影响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超越性的上帝不适当地自然化。所以,在托伦斯看来,越是坚持神学原则,就越是要在自然科学中坚持客观性原则,越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令我非常震惊的是,神学家托伦斯的这本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竟然是他对科学客观性的不懈坚持。今天谈论自然本身的秩序、谈论现象背后的“实在”,谈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似乎已经显得非常落伍了。然而与时代的潮流和精神相反,托伦斯在对自在之物的坚持上非常坚决。他不满足于科学在实用方面的成功,仍然固执地坚持要给科学研究活动提供形而上学的保证,坚持要透过现象的说明去窥视背后的实在, 坚持要将科学的图景纳入到一个对人类充满意义的整体框架中。
  托伦斯的这种思路,也许稍嫌陈旧落伍,但与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的素朴思想却更为接近, 与社会公众对于科学的要求和期待也更为接近。而且这种坚持传统,不为时代潮流所动的态度,从维持一种思想观念的生态平衡来说也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反实在论者们固然可以从中揭示实在论与宗教的某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并以此来批评实在论;而从捍卫实在,捍卫科学研究的人文意义的角度上来说,实在论者也是完全可以吸取宗教神学理论家研究成果的。这也许就是黑格尔所谓“理性狡计”的生动体现吧。因此,国内实在论研究很少利用神学研究的资源,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缺憾。
  托伦斯认为,自然科学和神学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二者都是严格的科学,因为二者都是对真理的追求,都相信研究对象具有客观实在性,都不是主观的形而上学,研究对象都有研究者不可逾越的底线,最高的真理都是超越语言的表达能力的。但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性质不同,所以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本质区别。
  托伦斯反复强调,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要符合研究客体的性质。而自然对象和上帝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前者必须通过实验,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才能为人类所认识,而后者只有在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中才能真正为人类所认识。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听任我们控制、加工、改造的客体,人类就是在对自然客体的控制实验中才获得对自然客体的认识的。而神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上帝,它是绝对的主体,不能听任我们规定,不能在我们控制和操作中被我们认识。
  正因如此,托伦斯认为,自然科学和神学的研究方法是互补的。那就是:自然科学中要想发现真理必须要对自然对象进行能动地控制和改造;而在神学中发现真理的前提条件则是无条件的信仰,对上帝的彻底委身。这两种不同的做法,在托伦斯眼中是一致的,都是科学研究方法必须严格符合研究客体性质的原则的具体体现。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位神学家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居然能够与其对科学精神的坚持如此水乳交融,和谐一致,令我们大吃一惊,虽然这不能说服我们相信神学是科学,却让我们不能不对原先想象中的科学与宗教不共戴天的图景产生深刻的怀疑。

《神学的科学》,托伦斯著,阮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定价:25.90元

 

 

2004年4月10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