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去来

罗 怡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纳博科夫《说吧,记忆》)
  “我们没有世界大战可以经历,没有经济萧条可以恐慌,我们目标渺茫,行色匆匆,我们不过是历史的过客”(布莱德·彼特在《博击会》的经典台词)

  大年过到初三,正和家人四方桌上开战,北京的同事打电话问候,约摸是听到辟里叭啦和牌声,大叫:“回来啊!等你凑一桌儿”!母亲听到,有些怅怅然:“这就去了?”——手上的三筒捏了半天。侯孝贤导演借他的一部残酷青春电影说:去去来来,人生不过一桌麻将!一直以为比喻得中肯好玩。可在他们俩个这一去一来中想到,滋味却并不那么很妙——我的“豪华七对”就此错过了最后的三筒。
  错过了“豪华七对”的,肯定不止我一个,比如北京知道图书广场, 节前就关了门,我是开年才偶然得知这个消息。他们张扬“第五代阅读空间”的大旗,风光就好像在昨天。“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一场来去,是非因果,评说不一,而我所想到的只是一个动词:做。书业圈的朋友,过年在家数钞票,无论是多了少了,无论是累了还是正玩在兴头上,想得最多的,也只能想的,怕也是这个“做”吧。“不再好做”“做下去”“好好做”“做好”,2004年将是“继续做”的一年,是坚持的一年。对于书店来讲,或者也是好光景的一年。我还记得席殊总裁在中国企业家世纪论坛第169期的发言:
  今年我们整个经济环境非常好,而且创业的环境也是非常好,再加上1月3号我们正式获得全国连锁经营许可证,应该说是在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批准的,所以我们今年希望会大一点。我们希望从623家发展到1000家,我们希望两到三年发展到3000家。……这几年我们走中小城市的市场,到现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规模和经验。今年下半年我们决定做北京市场,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实力。而且我们就是要做便利店,目标是在街角,在社区,做文化消费的小型店——一般是80平米左右,小的20平米,最大到两三百平方米。它们会是复合式的,不但卖图书、期刊,还可以卖音响、文具,是文化产业的概念。这也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一个定位。当席殊书屋达到3000家的规模,我们的网络在行业就会起到重要影响,不能说举足轻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分销网络、传播渠道。
  每个人在历史的瞬间里去去来来,但历史只会选择几个幸运或凄凉的人物作为标志来更新换代。风雨十年,席殊书屋至今天终于上上“户口”,在中国也是仅此一家。与更多来去匆匆的过客相比,我们有更多的艰辛,也有更多的幸运。爱玩文字游戏的美国人今年提倡一种“新起点”的生活方式:营养、运动、水、阳光、空气、休息、节制、心境平和,这8个英文单词的词首字母组合在一起,正好是“NEWSTART”。曾经,我们像“一个农民,在他最艰难的时候,除了生孩子,找不到其它的办法”(席殊)。而现在,我们大致可以确信,席殊书屋的连锁发展找到了更好的感觉,他所代表的民营书业,正是从2004年,才真正来到了一个NEWSTART。
  而2004图书业的NEWSTART,似乎是回复了曾经的“干货时代”。那些时尚文化上的漂浮物再也难以找到脚踏实地的感觉了。在经历“新图文时代”“立体时代”等等概念化的哄炒之后,我们欣喜地重新回到了“清灯孤影白纸黑字”的读书时光。去去来,或许这是某种升华,就“像一个圆圈,不断地回复自我,这个圆圈又是许多小圈组成,而那整体乃是许多自己回复到自己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黑格尔有许多名言,大多艰涩难懂,我记得的只有这一句,因为老感觉他是在说人生。“我的人生,倏忽过完了大半,不过是二三事。”安妮宝贝在她的新书中这样作结。我的“小资”MM翻看本期清样,建议我借此为题,“你们所做(选题)‘不过都是旧的事’”。是啊,亦是这些旧的事,让我们顺着记忆的遂道,一直来到了公元前…… 

  公元前七到六世纪。古希腊的勒斯波思岛Lesbos上,有一个女子叫萨福。那是一个芦纸为卷,竖琴lyre为伴的年代,是诗歌还没有符号的年代。萨福的声音,早已远去了。歌声中为萨福所爱慕和歌颂,或为她所厌弃与嘲笑的女子,决想不到会在几千年的岁月中,因为萨福的一个音节或字符,一直年轻着。萨福也决不会想到,她的声音“被篡夺,被发明,被模拟,被重写”,被塑造成种种神话,几千年后,芦纸早成残简,传唱仍经久不息。(《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
  1688年。上帝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非凡的年代。刚刚失去祖母的康熙王在悲恸中真正掌管了紫禁城,查理赶走了岳父詹姆斯完成“光荣革命”,十六岁的彼得为他在未来俄国乃至欧洲霸权进行着最后的准备,流亡荷兰的洛克完成了《人类理解论》,决定了此后几百年西方的思想走向,这一年还有“好色一代男”井原西鹤、失意画家石涛、以爱情咏叹调闻名的胡安娜……他们在小约翰·威尔斯的笔下,隔着时间与空间相会,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合力竟是“现代”的破晓。(《1688年的全球史》)
  1927年。芥川龙之介选择这一年了结自己,遗作《某傻子的一生》的第一节命名为“时代”:“天色逐渐黑下来了。他却还热心地继续读书脊上的字。那里陈列的,与其说是书籍,毋宁说是世纪本身。”他最终没有办法忍受污浊俗世。但他的来去,并不会改变任何东西,世界比他想象得更糟,比如1932年全球的经济危机。(《罗生门》)
  1932年。大萧条时代的威廉·曼彻斯特刚十岁,已经是大小报纸最贪婪的读者,显露出作为天才记者的种种迹象。但是,他再天才,也不会想到四十年后会选择1932作为《光荣与梦想》实录历史的第一页,他更想不到的是,在遥远的中国,他这部并非最杰出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光荣与梦想》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内部出版”,1988年、1991年各再版一次,只有旧书流通,再无新版。它像一本流落在某山洞的“武林秘籍”,被文字工作者们孜孜不倦地寻求。当年5.85元一套的书曾在网络被炒至240元——这还只是笔者所知的最高纪录。时隔25年,此次“正宗”新版,对许多人来说,大约可以回复一段青春记忆吧。
  1949年。这年的大年初一,峨嵋山报国寺的方丈果玲收留了一个瑞典人,他决想不到这个住了八个月的“马洋人”会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个瑞典人也没想到早已订婚的他因为这次旅行娶了一个中国太太。中国从此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是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欧州汉学协会主席。今天,我们读他第一次用汉语写作的书,听他回忆恩师,回忆与中国文坛宿将们的交往,回忆妻子,看中国近百年时光动荡里的文化品性和文学历程字里行间都是《另一种乡愁》。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本来几千几百几十年的事情,一旦过去,便不会再来。但是,通过书写与记忆,“时间机器”可以安排任何的过去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与任何人相逢。我们这一期的编辑,好似拉开了一幕幕的话剧,舞台上的一切换来又换去,无论是烙上时代印记的宏大叙事,还是个体生命的短小瞬间;有些时候,甚至因为曾经的阅读,我也成为了故事的主角。
  《顾准和他的儿女》。早在《书屋》杂志上读到陈敏之先生的回忆文章,我就陪过一场眼泪。
  《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仅仅是第一页那张照片,那个眼盲的老人和搀扶他的女子,就能想起生命中的一段清寒与寂寞。
  《电光幻影100年》。你一下子就找到了百年电影的100个灿烂,重温那些令电影受到撼摇的会面、交会和时辰。
  《沉重的肉身》。购得刘小枫先生《我们这一代的爱与怕》(三联),是因为一种绿苔色的吸引。一翻开便停不下来,读毕后发了半天呆。保尔彻底坚韧高尚?冬妮亚彻底虚荣无情?我是真迷糊了,小枫先生的观点我也不知道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总之,是被一些非常个人的生命体验一下击中了。后来,我设“计”搞到了《拯救与逍遥》《沉痛的肉身》,像一些人郁闷时要抽上一口,当满满的书架让我“无书可读”,我便翻上一小会,几年来看了几遍,却也记不清了。我之所以喜欢上了基耶洛夫斯基,成为欧洲电影迷,也是因为这本书的缘故。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我爱傅雷的一切译著,特别是小时候。本书1985年北京三联第一版发行,后又增编彩图版,仅彩图版便加印九次,可以说,一代年青人对艺术的热望与喜爱,多多少少与这本书有点关系。此次新版删除原版中与内容不合图画,重配大师画作三百余幅。这本书与本期主打的波折与机缘,在若干年后写成一段“并不如烟的往事“,也可能会很有意义的吧。
  《圣经》上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今天发生的,昨天也已经发生过。就像如今的中国,或许少了“如烟往事”中的贵族,却不缺少那“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陈桂棣、春桃)”——这些是我流着泪在《中国农民调查》中读到的。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 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卡尔维诺)。”与已成为经典的众多作品一样(“大家小书第三辑”《欧罗巴译丛》《中国哲学的精神》等均属此类),我想,我们这一期推荐的许多书,与时下的畅销书比,是有几分特别意味的,有一天,它们中的一些,或能担得“经典”之名。这也是这一期“人物”栏目,我们选择享利·米勒与伊凡·克里玛的理由。
  “我对生活的全部要求不外乎几本书、几场梦和几个女人。”亨利·米勒满脸坏笑这样说道。他身边永远围绕着最激烈的两派:道德负重者和流氓。我并不清楚自己何门何派,他的小说没有一本我可以从头到尾看完;手头上的却也没有一本我愿意丢掉——我热爱他神经兮兮的比喻:“听见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仿佛一只旧鞋盒闯进了自己的生活”,我喜欢他的激烈与直白,在《北回归线》开头:“鲍里斯刚刚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天气预报专家。他说,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人、更多的绝望。无论哪儿都没有一点要发生变化的迹象。时光之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或者已经自杀,或者正在自杀。如此说来,这个英雄不是时间,却是永恒。我们必须步调一致、前赴后继地朝着死亡的监牢奔去。无法逃脱。天气也不会变。”连着两个春天读这句话,总是一阵惊悚,只有达利让我如此过。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几乎所有捷克以外的读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有趣的是,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谈到昆德拉,他们往往会耸一耸肩膀说:噢,就是那个早就跑到法国并已加入了法国籍的捷克人……捷克人最最推崇和喜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伊凡·克里玛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让捷克读者着迷的一位。”——《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先生,早已道清缘由种种。捷克文学翻译家星灿老师,远在重洋,寄来七八页的手稿,一字一句眷写工整,也为我们这一期的编辑工作送来了特别的感动。

  二月是全年最短的一个月,却放了全年最长的一个假期。“和朋友一起喝咖啡时,一边聊身边故人故事,一边隔着玻璃窗看世人匆忙赶路,终于,她忍不住感慨:‘如果喊一声停,全世界都停下来多好!’”这是《体坛周报》的易小荷在她的新书《亲历NBA》的后记中说的第一句话。这里面的“她”就是我。有时候总希望手挥魔术棒,留下世间哪怕一秒钟的美好。但我明白自己不过“痴人说梦”,不过还好,还可以通过“几本书,几场梦,几个人”,再加上一些记忆的碎片,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一首很好听的歌。

 

 

2004年3月1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