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2月26日《科学时报》

 

科学文化界的“F4”

本报记者 洪蔚

 

  在当下的流行歌坛,有一个让歌迷们狂热追逐的4个酷行天下的男孩组合,大家称之为F4,同样,在科学传播领域也有这样四个彼此欣赏、互相支持的男性学者,关键的是,他们并不反对有人称他们为——科学文化界的“F4”

档案: 
  《交界上的对话》,作者江晓原,1955年生,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两点间最长的直线》,作者刘兵,195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中科院研究生院。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让科学回归人文》,作者吴国盛,1964年生,本科攻读空间物理专业,硕士在北京大学改学科学哲学,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叶秀山攻读西方哲学。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作者刘华杰,1966年生,本科在北京大学学地质,硕士和博士改学科学技术哲学,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有人不免暗示,教授做科学传播是不是代表着学术标准的降低,……比如‘浮躁’之类。我想,还是应句老话:‘你给大家浮躁一个看看。’” 
  这句话写在刘华杰《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中,面对目前学术界,围绕学者是否应该写学术随笔而发出的种种争议,与他立场相同的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刘华杰的随笔集,只是刚刚推出的“科学与人文对话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以短时间内,同时推出四本的强大冲击波,使目前科学文化界,最具代表性,最有争议的四个人物,第一次群体“亮相”。因为这四本书的出版,有人把这四位学者戏称为:科学文化界的“F4”。更有人断言说:一个“科学文化人”群体已经登上历史舞台。 
  从这四位学者的个人经历上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文理兼容。这在我国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下是不多见的,因此以这四人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尽管人数不多,却有着强大的杀伤力,他们既不像纯文科学者那般“务虚”,也不像纯理科学者那样“自闭”,他们站在科学与文化的交界上,以更广阔更宽容的眼光,面对学术、面对大众、面对时尚。

走出象牙塔后的学术 
  F1:杂与雅的江晓原 
  在这四人中,江晓原是涉猎面最杂的一个,他的集子中,读书随笔最多,而且阅读内容也最广泛,相互间甚至有天地之悬隔,从最经典的科学哲学作品、纯文学读物,到最有争议,最为传统学者不屑的流行读本,都有所涉及。 
  他最擅长用现实的眼光解读经典,用学者的态度分析时尚,在他《不如现在就分手》一文中,援引人类学家的观点,分析了《天亮以后说分手》等号称“隐私”的读物,其产生与流行,在心理学上的合理性。而在谈论《科学救国之梦》一书时,他又联系到当今的“海归”们,生发出现实议论。 
  熟悉江晓原的人说:“江先生说话,就像他写文章。”形容他谈吐优雅。而他的文章,其实更雅于他的说话,他用他“腐朽”的文字,和对生活的喜爱与关注,营造了一种“文质彬彬”的风格。 
  F2:思辨中的刘兵 
  刘兵与江晓原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人是暖的、心态是暖的、关注的问题也比较杂。而他写文章却不像他做人那么随意,他常常用更思辨的态度,对待他手头的问题。在这套丛书中,刘兵为自己的集子起了最费解的书名——两点间最长的直线,然后用整整两页的篇幅,讲述这个书名的由来。刘兵看问题的空间常常是开放的,他常常在某个开放的空间认可多种视角的合理性后,逐一梳理出自己选定的切入点。 
  在他的自序中,他这样解释这条最长的直线: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萨顿就曾提出,以科学史为手段在这分裂的两者间建造起“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说白了,也还是设想了一种要以最短的捷径来沟通二者的方案。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依然严重……人们经常不得不绕路迂回……然后,刘兵说,这是对书名牵强的解释,他希望这个隐喻的书名,给读者一个更开阔的理解空间。 
  当然,在他的这本文集中,如果具体到文章里,人们看到的却也不仅仅是思辨,也有同样感性和具有流行色彩的各色随笔,以及对学术问题朴素和轻松的谈论。 
  F3:明朗化的吴国盛 
  吴国盛自己也承认,在四个人中,他是学术随笔写得最少的,因此他的文集时间跨度最长,而且收入的绝大多数不能说是随笔,而更像是学术论文。这本《让科学回归人文》在四本书中,是风格最为“冷硬”的一本。 
  在这本冷哲学的作品中,隐含了一条最有价值的线索:对科学回归人文的命题,吴国盛在这几年中经历了一个逐渐明朗化的过程。对这个过程,吴国盛这样解释:最早,他看到的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然后一直尝试寻找弥合这种分裂的途径,不久前,他意识到,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希腊哲学中所谓的自由精神,而自由精神是让科学回归人文的终极途径。 
  F4:变化中的刘华杰 
  四个人中,刘华杰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观点变化最大的一个,可以这样说,刘华杰是最近几年才从唯科学主义阵营“倒戈”到反唯科学主义阵营中的。在这本《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中,他表现出一种很强的反思力度,这点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他更在自序和文章中,多次这样批评说:“科学不是用来吓人的!”“一旦贴上科学的标签,任何东西都仿佛借上了佛光。” 
  刘华杰这几年倾心于博物学,他常常在周末跑到西山观察、拍照,文集中的博物学作品,也使他的研究和写作,更多了一份人性化的色彩。 

科学文化人的两重困境 
  用江晓原的话说,他们四个人一直由衷地彼此欣赏,相互支持,保持着长期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在经常存在勾心斗角的学界是不多见的。这种合作的基础产生于共同的立场:反对唯科学主义;主张学术走向大众。这两个立场使他们常常处在争论和批评的焦点上。 
  关于科学文化,江晓原认为,目前定义太早,而四位学者,一直从各自的角度,对探讨科学文化,弥合科学和人文的分裂工作着。江晓原的涉猎广泛、刘兵艰难的思辨与通俗的流行、吴国盛的哲学探索、刘华杰的反思,互相补充,互相支撑,充实着科学文化的内涵。从这套文集中,读者可以更全面更集中地看到科学文化学者探讨的领域,他们的足迹和点滴进程。 
  对于学术随笔,四位学者有相同的看法:学者们谈论的“社会效益”,是要靠这种大众化、通俗化的学术随笔来真正实现的。尽管吴国盛自己写作的学术随笔不多,而他一直鼓励别人写。江晓原、刘兵更是积极的倡导者和行动者,刘兵说:“我们的随笔,不是那种传统文人的休闲文字,而是有学术背景做支撑,它比学术论文更具个性和品位。” 江晓原则说:“真正有学术的文章,哪怕写成风花雪月,对未来也是有作用的。我们的工作是要为科学和文化两方面的学者,造一座桥梁。据说,江晓原常常在完成学术论文后,写上一两篇随笔,把论文的内容更通俗地传播出去。 
  面对围绕着“F4”的种种争议,出版人刘卫显示出了一个出版家的眼光,他说:“他们四个人,是勇于走出书斋的学者,他们有大众的话语,容纳新事物的胸怀,这样的学者,是我们搞文化传播事业的可贵资源。” 
  刘兵说,他可以预想得到,学界的一部分人将以怎样的不屑来批评他们,不过,个人总有个人的特色与选择。 

关于“科学与人文对话丛书” 
  “科学与人文对话丛书”早在1999年就推出了第一辑,它的策划者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刘卫说,策划这样一套丛书,一方面是科学与人文分裂与弥合的话题,在那时就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从自己孩子成长过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给孩子全面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一次刘卫采用了集中策划的办法。之所以选定这四位学者,一方面是他们的名气,和近几年引起的争议,使他们的作品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另一方面,这四位学者的工作,是相互补充、殊途同归的,把他们的作品同时摆在读者的面前,既显得颇具声势,也可以使读者对目前科学文化所探讨的话题,有一个相当全面的了解。 
  刘卫在策划该丛书之初,就把它设计成一个开放的结构,刘卫说,以后也许会邀请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包括“F4”的反对者们。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受注目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普通公众,已经意识到这种分裂带来的负面影响,消除这种分裂,除了需要学者们的努力外,还需要科学的精神与宽容的态度。 


 

2004年3月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