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3月12日《科学时报》

 

公民立场何以可能(下)

田 松

  刘华杰在《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科学时报2004年2月6日B2版)中说,广义的科普(或科学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然而,这三个阶段只是逻辑意义上的,并非历史意义上的。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众理解科学”活动,西方也没有一个中国意义上的传统科普。同时,西方似乎也没有与我们(如“上”所述,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一部分具有相同理念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的学者)所理解的“科学传播”相对应的学派——不过科学传播所立基于的科学文化基本理念是国际性的,比如我们从1999年世界科学大会发布的《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华杰所译《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之后附有此文)中,就发现了很多共鸣。
  在我就华杰的文章与同学进行讨论时,周祥同学指出:前两者的政府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可以作为事实判断;而后者的公民立场只是理论的预设,并非已发生的事实。因而这三个立场在逻辑上是不并列的。这个批评很有道理,但是不够全面。科普与公众理解科学在实施之前,也是理论的预设;而在实施之后,结果未必与预期一致。所以公民立场与前两者不能并列,主要还是在利益实体的角度。在此我想做一点调整,换一个表述,即: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科学传播是科学人文主义者的学者视角,预期的公民立场。这种公民立场必然是超越于具体的利益集团的,因而它实际上是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着眼的公民立场。
  作为科学人文主义者,我们说自己关注着个体的幸福和人类的未来。但不能说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就没有这种关注。实际上,所有具有实践性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期之上的。那些得以实施的,则是与当下社会总体氛围相协调的。传统科普是这样,公众理解科学也是这样。
  在传统科普启动的年代,工业化、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国情被设定为“地大物博,人口总多,资源丰富,生产力落后”,科学技术的普及被认为上可以开启民智,战胜愚昧;下可以提高劳动技能,提高生产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整个社会预期的未来或者是“超英赶美”,或者是“苏联老大哥的今天”。这种判断和预期既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也是传统科普的。至于人类的未来,最为形象的表述是叶永烈先生的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根据中国科普网的介绍,叶永烈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在创作《小灵通漫游未来》时,他的身份还是科普作家,而不是科幻作家。(另外,根据吴岩的研究,科幻小说从鲁迅开始,就被认定为科普的一部分。)所以小灵通所漫游的未来,可以代表当时科普作家所期望的未来。——这可能也是他的大多数读者所期望的未来。
  然而,当全球性的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发生之后,当地球资源的有限性被充分认识之后,小灵通所漫游的未来是注定不可能的。同时,随着全球现代化的深入,随着传统文化不断地被现代化大潮所吞没,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都成为保护的对象,对机械化世界的忧虑和对人性化世界的追求,使得小灵通漫游的未来也不再被认为是美好的未来了。科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人类未来的关系都需要重新考虑。这时,传统科普的理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利于传统科普的社会环境也在逐渐丧失:计划经济下启动的传统科普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已经举步维艰;义务教育的普及必将使基础科学知识普及这个传统科普的重要任务成为不必要的任务;媒体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已经出现……
  在全球化必将到来的今天,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人类的未来;身为中国知识分子,也不能不思考中国的未来。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化?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还是各种文化和谐共存的全球化?科学及其技术是否一定能给我们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这不仅是学者考虑的问题,也是公众要面对的问题。对于科学以及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反思,不仅是科学传播得以成立的文化理念,也是科学传播的(主要)内容!而且,我们强调这种反思还在进行之中,我们并不认为已经有了终极答案。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播什么”的问题尚未解决。公众应该了解关于科学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但有权利对科学事务发表意见,也应该参与到对科学的反思之中。至于有人认为科普只能向公众普及科学界已经有定论的内容,实在是把公众当成了阿斗。
 
  然而,政府和科学共同体不但是利益实体,也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并付诸实施。那么,学者视角的科学传播如何实现?
  如前所述,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尤其是政府,都不可能偏离公民立场太远。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是短视的,但是政府绝不能短视。政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调整它的策略,正所谓与时俱进。而政府包括传统科普的实施机构的政策调整,当然要以包括科学的文化研究在内的有关学者的学术工作为依据。这是学者视角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本文上半部分谈到了西方传播学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这里再引一段李彬教授的文字:
  (批判学派)无论其具体理论和具体学说如何参差百态,说到底都无不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体现着一种强烈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所以,与经验学派相比,他们的立场更倾向于批判现实而不是服务权势,他们的研究更注重于凸现问题而不是贡献方略,他们的方法更着眼于深度思辨而不是表层量化——诸如此类的取向,都与上述平衡现代文明的人本主义思潮一脉相通。(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304-305)
毫无疑问,在我强调我们的精神气质和学术趣味与批判学派更为相似的时候,只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与之完全相同。而且,我感到李彬教授的描述两分得过于鲜明,虽有助于凸现双方的特征,也容易使人误解。经验学派也必然有其价值取向——至少有缺省配置的价值取向;而批判学派如果完全不从事实证研究,也不成其为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了。这两种学派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的。用我们熟悉的说法,叫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事实上,我们自己也从事了大量相当于经验学派的实证性研究工作。
  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受过自然科学教育,曾经是很强的科学主义者,真挚地热爱科学,是(传统)科普读物的受益者,因而一直关注着科普事业,对于1980年代后期科普的衰落,曾痛心疾首,并努力从内容上、形式上为传统科普寻找出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们自身与科学相关的哲学与历史研究,使我们必然从文化批判的视角来看待科普,从而在理念上与传统科普的距离逐渐拉大。可以说,我们是秉承文化批判的精神投身到对科普的实证性研究上来的。因而,我们不仅要批判现实,也要服务社会,不仅要凸显问题,也要贡献方略。很多科学文化人(如《科学时报》前几周说的F4)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科普的理论建设和媒体的实践工作,也参与了政府的相关课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理念已经开始被政府部门采纳,被媒体接受。这正是科学传播的学者视角或公民立场得以实现的两种方式。当然,还有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在高校开设科学传播专业,这不但已经出现,也在发展之中。

(发表时略有删节,此为原版本)

 

2004年3月1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