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3月5日《科学时报》

 

公民立场何以可能?(上)

田 松

 

  不久前,刘华杰在《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科学时报》2004年2月6日B2版)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的确是“科普新见”,很受启发。我感到,这个问题已经触到了科学传播理论最敏感最核心的穴位。
  以往我们(这里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具有相近理念的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的一部分学者)在谈到我们对于“科学传播”的理解时,常常说:其它的“科学传播”或“科技传播”更多地强调怎样用新的科技手段进行传播——即怎样传播,而“传播什么”则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在传统科普的理念下,就是要传播科学知识。1999年的时候,我曾参加过一项科普政策的草案写作组,有位先生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公民必须掌握的基本科学知识的大纲,在我看来,这是学校教育的任务,因而不应该成为科普的任务,至少不应该是科普的主要任务。而我提出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普及,则被认为太“空”——在他们看来,只有具体的知识才是实的,所谓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只有通过具体的科学知识的普及才能传达,也一定会在具体知识的普及中自然而言地得到体现。而我则认为,科学方法和思想可以超越具体的知识得到传播——因为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所有领域。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传播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当前中国的科普出版以及大众传媒中的科普节目、科普栏目和科普版面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传播什么”,而不是“怎样传播”。在我们举办的科学传播研究生课程班上,我们也更多地强调了传播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都发表过很多文章。然而,有一个问题虽然呼之欲出,却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来,那就是“为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传播科学,为什么科学传播?
  要解答华杰的立场问题,“为什么”的问题自然浮出水面!

  华杰认为,广义的科学普及(说是广义的科学传播也行)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各有立场。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我们提倡的科学传播是公民立场。然而,公民立场何以可能?凭什么我们可以说自己代表着公民立场?传统科普也可以说自己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科学本身是好的,科学的普及自然会改善公众的利益;公众理解科学也可以认为自己站在公民立场——因为公众只有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才能在这个科学的时代获得更好的生存。因而,当华杰强调我们的公民立场时,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与前两者不同的对科学的理解,对为什么传播的理解。而华杰可能认为,我们这种理解,是更符合公民利益的。显然,这种解释难以为人接受,因为我们自己不能认定自己比别人更代表公民。
  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政府也好,科学共同体也好,都是相对明确的利益实体。科普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所以说科普是政府立场;科学共同体要求公众理解科学,是为了让公众支持科学,其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学者并不是一个这样的利益实体,无论是他们提出反对科学主义,还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或者是提倡深生态伦理,倡导博物精神,都不能增进他们所属的某个实体的利益,因为这个实体还不存在。按照王小波的说法,学者就是向公众传消息的人。这种消息是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集团的,因而更能符合公众的利益。
  但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凭什么你的消息就是真的?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全面的真实的科学?
  这样讨论下去,就会陷入僵局。我先把话题岔开,谈点别的。我们一向认为,科学传播理论一个基础应该是传播学,但是实际上,目前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的理论建设中并无传播学界的学者加入,期待中的学术交叉尚未发生。不过我最近读清华大学传播学院李彬教授的《传播学引论(增补版)》,倒是有很多感想。根据李彬的介绍:传播学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分,两者分别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李彬教授对科学主义一词的用法与我们不同,这里科学主义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与下文连起来,意思是以科学为主导的或者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和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不妨引用一下:
  “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传播活动的事实真相,进而把握其中的运行规律;而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目的在于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从而为传播活动提供一种价值上的提高。”(296)“经验学派只关心把话传出去,传得越远越好,传得越广越好,即传播的效率越高越好。而批判学派则关心这个话的意义、意味与意蕴,即传播的价值越大越好。”(297)
  “如果说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好比引擎、车轮等,那么人本主义和价值理性就是其操纵系统,恰似方向盘、刹车等。”(293页)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逼近,这种对现代文明其平衡和制衡作用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294)“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这样一类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295)“批判学派不仅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295)
  显然,我们的精神气质和学术视角与批判学派更为接近,在很多时候,我们出发点也是对于科学的、对于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文化批判。“科学文化人”这个词现在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其实我更喜欢董光璧先生的命名:“科学人文主义者”。前一段时间虹桥科教论坛一位网友问到我的学术倾向,是偏好科学史还是科学哲学。我大致说:“哲学和历史只是表现形式,从根本上,我关注两个问题:个体的生存和幸福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这个回答好像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现在说起来有点不大自然。然而,作为科学人文主义者,我想这不但是我个人的想法,也是“我们”的想法。正是由于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的关注,使得我们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生态问题;正是对生存意义的关注,使得我们关注幸福问题,价值问题,关注科学与幸福的关系问题。
  李彬还说:“从学科的渊源承继看,经验学派托庇于‘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统计学等,而批判学派则隶属于‘精神化’的人文科学,如哲学、美学、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如果说经验学派是个‘科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规律;那么批判学派就是个‘美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意义。换句话说,经验学派注重的是‘如何’(how)传播,批判学派关心的是‘为何’(why)传播。”(308)
  在“为什么”这个问题凸显之后,科学传播作为一个学术倾向也好,作为一种学术理论也好,都获得了存在的根据。把科学传播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所倡导的“科学传播”没有从传统的科普研究中出现,没有从媒体或者新闻理论中出现,而是从包含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在内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中诞生出来。

 

2004年2月25日
2004年2月29日
北京 稻香园

 

2004年3月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