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著:《中国类科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版

 

当一名观众
——《中国类科学: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看》导言

刘华杰

 

    本书将讨论伪科学、特异功能研究、赝科学、准科学等观念或行为与科学的关系,在科学如此重要的时代,虽然多数人不是科学家或者不直接靠科学谋生,这个话题仍然涉及到每一个人。书名叫中国类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s in China),是想尽可能选择一个中性的而不是有强烈贬义的词来概括这一系列非正统的科学。本书的写作,想尽可能超出科学主义科学观的“默认配置”,但也时时注意不跳到“后现代”的思维模式中去,把握这个“度”是相当困难和微妙的。
  本书基本上属于边缘性的科学社会史工作,也涉及科学哲学,时间跨度为1979年到1999年。全书结构是,前两章概括地描述中国特有的类科学现象。第3-4章分别从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理论出发,论述理论与中国的科学实践相结合可能得出的若干结果。第5章介绍了一向被忽视的大科学家介入类科学的情况,进一步说明“科学”名词下多样性的现实科学,同时也想说明中国的现象与世界的现象大体上是一致的。第6-7章着重分析中国的类科学现象和反科学问题,论证作者自己的系列观点。后三章运用前面的分析结果于具体案例,同时这三个案例也反证着作者对类科学现象的看法。
  作者愿意在此先解剖自己对科学/怪异(science/the paranormal)的看法,虽然这对于学术研究也许并不重要,但这种介绍有助于读者理解正文的叙述。
  我的立场和观点经历了4个阶段,之间有连续的角色转换:观众A――准运动员(拉拉队员)――裁判员――观众B。现在基本上处于“观众B”的状态或立场。
  小的时候,我不相信鬼神,周围许多大人和孩子却是相信的,而且描绘得有声有色。我不知道这是天生的还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父亲是最不信邪的知识分子,善良的母亲则相信一些怪异的现象。[1]那时自己确实并没有太多知识,不懂科学。小学时读过一本有关高尔基的“小人书”(儿童连环画册),书中讲到高尔基小时候胆大,竟然敢打赌一人躺在棺材上睡一个晚上,他得到了周围大人的极大称赞。我那时读后,不以为然,反而在大人面前吹嘘自己也敢,从人们的眼光中能够判断出他们根本不信。当然,家里人不至于想着去确证小孩子的一句话。到了中学,学校后面山上就是一个乱坟岗子,有数千有主或无主的坟,有的年久无人培土棺材板子外露、脑瓜壳子到处滚,同学经常于课后到坟场读书,有时是下午自习课偷偷溜到此地,胆大者并不把坟当回事,我们甚至坐在坟头上背政治。夏季乡村的夜晚,萤火虫是少不了的,坟地犹多,偶然还有“鬼火”(实际上是磷自燃,这是父亲告诉我的)。我读过许多学校(三所小学,三所中学,两所大学),同学可谓多矣,应当说自己算其中少数不信邪、不信鬼神者,用现在的话讲,我可能天生对超自然的东西持怀疑态度,不认为真的有奇迹发生。一直到读大学期间,外面神功宣传得相当厉害,我却从来认为那是骗人的。这算是第一阶段吧,代表着一种朴素的对科学或者超自然现象的看法。这算不上高明,也算不上不高明,对于我,这是一种“自然状态”或者第一“默认配置”。这种状态对我个人,可能是一种本能,没有受到更多“知识的污染”,因而丝毫不值得夸耀。
  大学我读的是理科,本科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了6年的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其间读的文献90%以上仍然是自然科学和数学,也旁听过中关村地区的许多科学报告会。人大图书馆基本上没有我想找的文献,只能去北京图书馆和中科院图书馆找材料。一直到博士毕业,我一直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非常相信科学家的所说、所写,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不够准确、无法操作,因而心中不免有些瞧不起。也读过一些哲学著作,但多是用批判的眼光来读的,并且只选择自己喜欢的哲学家的著作来读。社会学的文献基本没有涉猎。那6年时间,我通过读文献、听报告自学了许多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常常亲自推导公式并编写计算机程序试算,应当说有一些收获。那时基本上做一点科学内史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也得到科学界朋友的肯定。在非线性科学哲学领域,我庆幸自己读过较多的原始论文。但是现在看来,自己当时的哲学训练是很不足的,所阐发的哲学只是科学家的哲学的一点点外推,除此之外不敢跨出一步,科学家的视界就是我的视界。头脑中的科学观距离“默认配置”相差无几。我当时持有的是典型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论证科学、科学家的合理性而进行的,说得好听点叫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上看问题,说得不好听点大概要叫“科学帮闲”。[2]科学是一种文化,阐发科学内在的含义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然也需要有人来做。[3]那时,我应当算科学界的准运动员或者拉拉队员。
  从1988年起,我已开始介入对伪科学的评论与批判活动,即开始利用我所学的科学知识,怀着满腔的对科学的朴素热爱和对伪科学的痛恨,积极投身于对自己认为冒充科学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个阶段至少持续到1998年底。其间写了不少杂文,对宇宙全息统一论、水变油、耳朵认字、沈昌神功、量指测姓、人体三节律预测、UFO及其他伪科学等作出过评论。并与同行合作,编辑了一些反伪科学的文集,几经周折才得以出版。后来还得过“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奖金一万元。在这一阶段,我基本上冲在第一线(与邓伟志、司马南、郭正谊、张洪林、何祚庥等相比还差得远),是十足的运动员加裁判员的角色,认为天下所有人正直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反对伪科学。
  接下来,我自然开始利用科学哲学的知识研究伪科学现象。这时正好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此之前,也尝试用一点科学哲学来做分析,但不够深入。我相信,利用科学方法,可以对科学与伪科学作出明确的划界。而我掌握着科学方法,理所当然可以当裁判。这阶段中,对科学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认为对与错有明显的区别,科学应当是纯洁的,科学史是理性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进步史。裁判员大概当了4-5年,回头看那时自己确实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觉得自己真理在握,无所畏惧。
  但是在当裁判的期间,我的阅读范围已经由科学哲学逐步过渡到科学社会学。已开始学习不仅从科学内部看问题,更试图从科学外部、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角度的改变,相当于立场的变化。这也是一段相当连续的变化过程,“相变”过程并非截然的转变。大约在1998年开始全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碰上它纯属偶然(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SSK),当时自己在寻找为科学划界服务或者为批判伪科学服务的可行理论。大约有两年时间,自己对SSK的理解仍然相当狭隘,主要持批评态度。这表现在为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思科学争鸣丛书写的总序。
  进入新世纪,读了更多的哲学书,大量的SSK文献,并参与同行的一些讨论,一点一点从反伪科学的一线活动中淡出,运动员、裁判员的影子越来越远。自己学着站在科学之外观看科学。这是一种更超然、更客观、更理性化的态度。是一种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视角。现象还是那些现象,但在眼中,看到了另外的景象。科学史上的诸多案例在自己脑中要重新整理,科学不再是纯洁的科学,科学中有正确有错误,科学界有君子有小人,科学家有的是钻石商有的只是羽毛贩。“凡是有人群聚居的地方,总是真诚和虚假同存,善良和邪恶共生,美好和丑陋并在。”[4]对于科学界,事情也一样。这世界好像真的是分形的(fractal):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一个叫作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的孤立的东西。应当说到此为止,我又成了一名观众,一名自觉的观众。
  由观众到拉拉了员,到运动员,到裁判员,再到观众,回头看能够划出这些阶段,但实际上它们在时间序列中是连续的,各阶段之间有重叠部分。“伤疤”是不法清除的,因而后面的阶段都自然包含、同化着前一个阶段,身份也就一次一次地叠加(不可能是每次都“格式化”)。但从要素上看,也就4种:观众,拉拉队员,运动员,裁判员。当然,这4者也有层次之分。观众、运动员或拉拉队员也有好有坏,裁判也不用说,有公正执法的还有吹黑哨的。我不敢说自己作为准运动员和裁判员达到了什么程度,角色有时还十分尴尬,但作为观众,经历了几十年的学习,我变成了一个更合格的观众,在学着看、学会欣赏。作为观众,仍然可以偶尔客串一下其它角色,特别是在科学不发达的中国,仍然可以当一名科学拉拉队员。有“反文化科学人”(苏贤贵博士语)指责我“反科学”,其实是无根据的。
  也许每个人都要学会当观众,然后才可能当好运动员及其他。三种角色无所谓谁更高明,当运动员和裁判的毕竟是少数,民众个体身体好了,自己会娱乐了,这社会也用不着那么多运动员和裁判。
  通常,人们认为人生“就像是演戏。演场戏,你只要记住所有的台词就行了。”[5]这话道出了部分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表演的时代。可是,老戏时时上演,情节总有变化的可能。聪明人的态度是,知道这是戏,别把剧本上的台词看得太重。我们始终被编剧、被导演,但导演和编剧并非完全说了算,公众也创造剧情。
  

[1]记得小时候家里养的鸡鸭丢了,善良而虔诚的母亲常常到村里找瞎子帮助“掐算”一下,请算者指出去向,还要送上一元钱。在1970年代我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40元多一点。结果自然模棱两可,毫无价值。那时我就认为,一方面母亲不该找瞎子算,另一方面瞎子不该瞎算。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社会,有需要,就有供给,反之亦然;切断一端,另一端也就没了。
[2]如《红楼梦》第17回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与宝玉初拟扁额对联时,身边的一些“清客”,只会说些“极是”,“好山,好山”,“好花,好花”,“是极,是极”,“好个所在”,“妙极”,“更妙”等等。“科学帮闲”把哲学认定为科学的一部分,哲学不构成独立的知识,只是一种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而且要完全依赖于科学,哲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超越科学,而科学指的只是自然科学,不包含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
[3]但做这种工作越来越困难,阿西莫夫式的人物越来越少。出版商布罗克曼炮制出一个“第三种文化”,声称科学家可以直接面对公众,这倒提供了一种选择。要注意的是,他的第三种文化概念已经歪曲了斯诺的用法。
[4]范春三、袁东旭,《旧中国三教九流揭秘》前言,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第1页。
[5]电影《芝加哥》中那位擅长颠倒黑白的律师比利·弗莱恩(Billy Flynn)的一句话,里查·基尔(Richard Gere)饰比利。

 

 

 

2004年3月1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