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不”平衡“二球”
——读江晓原《交界上的对话》

吴 燕

 

  在火车上晃荡了一个晚上之后,我翻开了这本书。此时,火车已经越过了黄河,归家的路越来越短了。窗外是久违了的雪后早晨,在阳光下现出一片北方冬天的景象,寒冷却也温情。在这样绵软的心情下阅读一本科学史教授写的书似乎有点不那么合适,因为通常看来的科学史就像科学一样神圣。若以漫天飞雪的方式消解之、融化之,不免有些不够严肃。但是书名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对话。既是对话,便有平等之意隐含其中。盛装华服自可免去,对得高兴处或许还可生出些旁枝。
  这本书名叫《交界上的对话》,是江先生晓原的又一本文集,收在一个叫作“科学与人文的对话”的丛书里。“交界”这个词会让人产生许多联想,比如对垒的双方,比如一条狭长的通道,等等。但即使这个交界真如想像那般狭长,毕竟也还容得下一个心平气和对话之所,形势也就还算得乐观吧。当然,虽是乐观,却也掉以轻心不得。因此,订立下章法以作为对话的原则无疑是必要的,这就好像如今人人都爱说的“游戏规则”。这个章法便是一个叫做“三不”的政策,即不骂人、不吵架、不停步此言甚好,也引得人又不免生出些联想,这个联想来自一个发生在久远年代的故事:

  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照我的理解,学术抑或对话,原是与为人处世一般当有其原则,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这种做学术或对话的风格也正是为人与处世之原则的写照。“三不政策”与拾得的主张颇有些异曲同工之趣:乍看处于劣势,实则以退为进的积极之举。尽管要做到它并不容易,但是听其言,观其书,江先生确以不骂人、不吵架而为自己创造了不停步的良好心态。以“三不”平衡“二球”(“二球”之说,原有本事,简言之就是“科学”与“人文”这两种知识背景),江先生看来颇有心得。
  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便是科学史,这原是江先生的主业。武王伐纣之年代考以及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思考自不必说,托勒密天文学是不是科学原是教授考学生的题,不过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的讨论不仅有助于人们厘清科学与正确的关系,料想也会对有意于科学史研究的学子们有所启发。这且都不论,就连讨伐文山会海也要扯出笛卡儿之英年早逝作为论据,江先生之主业的工夫已算是做到了家。有了这般扎实的基础,学术之余心有旁骛也就有了资本。这旁骛来自科学文化的召唤。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从没有一种文化能像科学这般取得辉煌的胜利。尽管它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但在一些人眼里,它显然已经有别于其他,而成为超越于文化之上的特殊份子。从生活方式到思考方式,似乎从未有一种文化能像科学这般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进程。科学的发展还助长了一些人的自满情绪。科学与技术就像咱家的遥控器一样好使,有了这杆利器,还有什么是办不到的呢?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有一位物理学家建议说,应该在新物理学的入门处要贴一条警告:“……在任何情况下,看门人都不接待窥探的哲学家”。如果说这段表述还只是表现了一种以新的眼光看世界的自信,那么今天另一种来自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对科学的膜拜显然已经不那么单纯了。将科学视作惟一真理无异于生生地制造出一尊神,仅从这个角度而言,科学文化或称科学传播其实也是降神的过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真要将科学拉下神坛,让大家都知道了科学是怎么回事,科学家在干什么之后,科学获得的未必便总是支持,也有可能是反对之声。遥想当年,活跃在科学文化领域的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自然科学的哺育下茁壮成长,即便今天站在科学与人文的交界上说着两种“语言”,也依然和科学脱不了干系。江先生晓原当然也不例外。就拿武王伐纣这件事来说吧,确定它的年代不也是借助了现代科学的力量吗?照这样推下来,降了科学的神自然会被一些人视作白眼之举。那也没辙,该降还是得降。用江先生的说法,理由有二:其一,“科学——以及人类一切其他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提出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其二,“如今科学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这就意味着,科学不仅有必要受到监督,而且还应该主动述职,接受监督,这不仅是一种责任,其实也是科学自身健康发展的保证。
  这是真话,也是实在话。

《交界上的对话》江晓原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19.00元

2004年1月30日·北京

 

 

2004年2月7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