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和性有什么关系?!”

江晓原

 

  标题这句话,是当年一位前辈斥责我的原话。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22年前去北京读研究生时,许多年长的师兄们——其中有一位如今大家经常可以在电视上见到他——正处在忍受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痛苦煎熬之中。这种煎熬被称为“八年抗战”——研究所明确规定:研究生学制三年,毕业后若留所工作,五年内不解决妻子进京问题。那时社会又远没有今天这般开放,那些师兄被煎熬得死去活来,有些人只好选择出国(美国人不限制他们带着太太一起入境),留在所里继续“抗战”的,只好天天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意淫一把,作为排遣。
  在这样的“性感”氛围中,我和三位新生进入了研究所。很快我们也跟着“学坏”了,一起谈论这些与性有关的话题。这时候,师兄们就颇有些优越感了:“你们还是小青年嘛”、“哪能和我们过来之人比呢”……。“小青年”当然也不甘心自居人后,照样老气横秋地发表意见。
  1984年,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新生中有一位同学(如今也已经是知名教授了),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来了叶德辉的《双槑景闇丛书》木刻本!——我那时已经知道此书中有极为重要的房中术文献(是叶收集的有关古籍),又因为向来好古成癖,就借到自己宿舍里认真攻读起来,并作了详细的笔记。
  随后的日子里,大家继续谈性,师兄们继续倚老卖老,我的一位同学则取笑师兄们是“讲义十年不变”——已经讲不出什么新意了。他的话使我心里痒痒的,想要弄点一鸣惊人的玩意出来,让师兄们看看。于是我在宿舍里“闭门造车”,模仿着前辈们的学术论文格式,开始撰写一篇题为《中国十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的文章,专门探讨中国古代的房中术。事实上,这是我进入学术界后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文章写成,投寄到《大自然探索》杂志,等发表出来已经是1986年了。不料这篇文章“一鸣惊人”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许多学校的阅览室里,这一期杂志要么被偷掉,要么被人将载有这篇文章的那几页撕掉。而杂志社的负责人带者一批该期杂志去参加一次科学史方面的全国会议,在会上将这杂志送人,就更是火上浇油。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篇研究房中术的论文。

  我在研究所读的是科学史专业,具体的研究方向是天文学史。写这篇《中国十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完全是不务正业——本来只一点童心,想要让师兄们看到“小青年” 谈性也可以谈出点名堂,谁想到会弄成这样光景。更让我飘飘然的是,马上就有出版社来向我约稿写书了!想想看,我那时博士还刚刚念了一年,就有出版社找上门来请我写书,我当然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就答应了。随后就不知天高地厚,在宿舍里开写我的第一本“专著”:《性在古代中国》。
  等到这本小书出版,下一本的约稿又接踵而来,而且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出版社!
  我自己也知道,这下不务正业搞得有点过火了,无奈“科学出版社”这五个字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当年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书时,有一次同学们各言理想,我说我的理想,是有生之年要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一本书。要知道,那时在我们心目中,“出书”是何等崇高,“科学出版社”是何等神圣!现在我“有生之年”才过了几分之一,神圣的科学出版社居然已经自己来向我约稿了,叫我如何能够抗拒这样的诱惑?结果又答应了。不久我的第二本书《中国人的性神秘》又出版了,而且很快还出了台湾繁体字版。我俨然成为性学方面的“后起之秀”,后来甚至成为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这时候,前辈们眼看我在不务正业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出于爱护之心,终于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我的导师席泽宗院士比较温和,只是劝告我“还是应该以天文学史为主,不要旁骛太甚”;但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就颇为严厉地责备了我,作为本文标题的那句话,就是这位前辈当时说的。记得他说这话的时候脸色颇难看,虽不到“铁青着脸”的地步,大约也有七八分了。我被他教训得十分狼狈。

  要是我当时就此乖乖听话,倒也就罢了,然而那时年少轻狂,被那位前辈教训时,虽因他德高望重,不敢当面顶撞,但心里不服。恰好当时我在为一家杂志《中国典籍与文化》写专栏,而这家杂志又恰好是每期都寄赠给这位前辈的,于是我就在某一期写了一篇《“与阴阳俱往来”——古历与性生活》,意在向这位前辈狡辩:你看,天文和性就是有关系嘛。
  在那篇文章中,我指出中国古代房中术文献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即规定了一年之中的许多日子是不宜性交的,这些日子明显地与历法有关,比如晦、朔、弦、望、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宜于性交的日子。并试图讨论古人作出这些规定的动机,是节制性交频度?还是在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迷信?等等。我甚至还谈到了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一些类似神话的早期传说中,发明历法的人,和房中术的创始人,竟然是同一个人——容成。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本身还是严肃认真的,没有胡闹的成分。我虽以“狡辩”之动机开始,写作时还是按照学术规范进行的。我猜想那位前辈应该是看到了这篇文章的,但他没有对我作出过什么反应——也许认为“孺子不可教也”,懒得再开导我;也许见我如此狡辩有些生气,但自重身份懒得再和我争论;也许……谁知道呢?因为这位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多年之前已归道山。
  不过,差可告慰我导师和这位前辈的是,在我迄今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中,尽管第一本书、第一篇论文都是性学方面的,但科学史、特别是天文学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的数量,还是大大超出性学方面的(性学的书我迄今只出版过四种)——我毕竟还是将科学史作为的本业的。

2004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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