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2月日《中华读书报》

 

科学史:综合的可能与虚幻
——读《科学史的向度》有感

刘 兵

 

  越来越少有科学史家(当然不是指中国的科学史家)写出辉煌的通史或者说“综合性科学史”的巨著,相反,科学史家们开始注意的,是那些更为具体、更为不同、更有独特性的课题。相应地,像“科学的多元文化性”(其实不妨理解为“文化中多元的科学”)这样的概念在逐步加强。如果说,只有一种科学,那么,尽管有着对其历史研究在方法上的不同,综合总还是可能的。但如果在一种多元的科学的意义上(其实早已有科学史家将科学的概念扩充至人类获得的各种有关自然的系统知识),这样的综合是否还有其基础、是否还是可能的呢?

  与科学史研究相关,在对科学史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时,就有了所谓的科学编史学。对于这种元史学研究的意义,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有人以为它与实际的科学史研究工作并不相干,是一种“无用的”理论,更有人对之采取了视而不见的策略,只是依旧埋头从事自己具体的科学史研究。当然,这些看法是颇为狭隘的,究其最重要的一点,那些自以为可以不顾理论而直接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人,却未必意识到,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没有任何理论背景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只不过是对于作为他们的“缺省配置”的理论基础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而已。显然,盲目而不自觉地受某种理论的支配来从事研究,和对构成研究之基础的理论背景有一种相对有意识的认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来说,科学编史学应该说是为这种意识的明确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并不容易,目前可以见到的有关专著也不多见。如果就西方来说,他们那里的科学史家在受到更有人文意味的训练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另一种并不一定明确言说的“缺省配置”,因而以专著形式问世的科学编史学著作数量不多,倒也还不是大问题。而在科学史的系统教育刚刚在形成中的中国,科学编史学的意义似乎就要更为重大得多了。因此,袁江洋先生的著作《科学史的向度》一书,可以说是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进展,因而也值得人们予以相应的关注。尤其是,在袁江洋先生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颇具原创性的观点,如对于科学史的“向度分析”和“变焦分析”等。当把这些新的观念或者说分析手段用于对科学史的分析时,也确实得出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从对相关参考文献的掌握和阅读说,也显示出作者袁江洋先生对此领域的熟悉和把握。 

  其实,对于一部优秀的理论著作来说,其中的观点与其说是让所有的人都完全接受,到不如说能够让人由此出发带来更多的思考。在人文的研究中,很难说哪些观点是最后不变的、为所有的人所接受的,更为经常出现的情况,倒是一种观点引起了更多的争议,反而更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而且,评价一部理论著作,在有限的篇幅内面面俱到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笔者倒愿意借此机会,讲一讲在阅读这本著作时产生的一种联想,或者说对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的某些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作者袁江洋先生贯穿于全书的一个“理想”,即科学史的“综合”,或者,用作者的话说,“科学史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综合”。 

  关于这种综合,作者似乎并未给出非常明确的定义,但从书中各处的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基本倾向。例如,“基于变焦分析……要求科学史家将多个层面的史学研究(如从关于个人科学家整体思想及行为的显微研究到科学-文明史的宏观考察)以有机的方式结合在同一研究之中,要求他们将对种种小写的科学历史理解联结成某种整体认识。”“科学史所要理解并重建的是人类科学活动的整体的历史及意义。”“科学史家应坚持从理解与特定的历史时间、历史空间、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科学活动出发,亦即从理解小写的科学出发,理解大写的科学。”“理解种种小写的科学的独特性与个性,理解体现于其中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或客观性,将为我们理解科学及其在历史中的整体运作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应将主视线从知识真正转向知识的主体亦即人(时间中的人),从科学合理性转向科学活动,从理性转向人性;因为只有通过对凝聚在科学事业背后的人类主体意识域的揭示,科学史才能获得其终极意义上的价值与意义。”“新的综合作为科学史学意义上的一场自觉的整合,意味着要通过重审科学史学史并以新的方式回答科学史元问题,从总体上校正科学史的发展方向以及它与相邻学科乃至于与社会的关系,消除那些介于不同编史程序之间并非必要的张力,并重构新的综合性的编史进路。从史学实践上讲,新的综合将表现为具体史学研究层面上的各种整合:在对它们所固有的问题集取得综合性的理解。” 

  大致可以说,作者心目中的综合,是一种“科学-文明史”。但是,这样的综合是否可能呢?还是回过头来看科学史自身的发展。确实,科学史这门学科,从最初分科的科学学科史到萨顿等人的“综合性科学史”的出现,体现出一种综合的倾向。但在此之后,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分化的趋势。越来越少有科学史家(当然不是指中国的科学史家)写出辉煌的通史或者说“综合性科学史”的巨著,相反,科学史家们开始注意的,是那些更为具体、更为不同、更有独特性的课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趋势还没有逆转的迹象。而且,在此局面的背后,结合着科学史研究中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与科学哲学家们习惯的抽象总结方式相反,科学史家们在其形形色色的研究中,隐含着对于多种不同的“科学”的关注。相应地,像“科学的多元文化性”(其实不妨理解为“文化中多元的科学”)这样的概念在逐步加强。如果说,只有一种科学,那么,尽管有着对其历史研究在方法上的不同,综合总还是可能的。但如果在一种多元的科学的意义上(其实早已有科学史家将科学的概念扩充至人类获得的各种有关自然的系统知识),这样的综合是否还有其基础、是否还是可能的呢? 

  从人们的心理习惯上讲,人类似乎确实有一种追求综合的理想倾向。物理学中对于统一理论的追求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之一。但是,在一种对于与科学相关的复杂的人类活动的人文研究中,是否能够最终实现这样的综合呢?而且,综合的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对于复杂性的过度简化甚至歪曲的危险呢?也许,这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与人们对于科学的理解之不同密切相关的问题。

 

2004年2月15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