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2月8日《文汇报》

 

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

王元化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

第一次反思(略)
第二次反思(略)
第三次反思

  第三次反思也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次反思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文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所爆发的那场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就透露了个中消息。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因而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我尝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我生下的那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中小学应一律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我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直到八十年代下半期,我编《新启蒙》和写《传统与反传统》一文时,都是秉承了这样的思路。那时我虽然也有一些独立思想,但在“五四”的问题上,仍像今天许多人一样,认为这是一条必须坚守的底线:“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

  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这时我发现,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所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象。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要继承的是它好的方面。可是这样简明的道理竟不被一些人理解,有的甚至意气用事。那些号称坚持“继承五四”的人以为通过诅咒和谩骂就可以将我击倒。但辩论靠的是真理,而不是权谋与蛮横。过去钱宾四论清代学术风气称,当时学人中的深识之士,如实斋、东塾等,有意于挽风气贬流俗,所以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之争。他们只求“自出其学业立意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运潜移之效”。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五六年我在隔离时期,黑格尔哲学曾经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那时我多少次从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段话里获取了力量,但九十年代我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再认识再估价。首先是关于规律问题。过去我一直认为规律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而理论的工作就在于探寻规律也是不容置疑的。七十年代我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这本书的重点就在于阐发文学的规律性。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认为事物虽有一定的运动过程、因果关系,但如果以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那就成问题了。我对黑格尔哲学中所阐发的规律性的质疑,就写在九十年代初刊行的《文心雕龙讲疏》序中。实际上,我们在宇宙万物中所认识的规律性是微乎其微的。不错,在人类继续发展和知识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人可能掌握更多的规律。但宇宙万物是不是都具有规律性,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当今科学家中,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知识界,我最钦佩的人是爱因斯坦,但我不能苟同他所说的“上帝不掷骰子”这句话。我认为量子力学所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是值得考虑的。尽管我对自然科学没有什么知识,但我发现测不准原理在其他领域内也同样适用(比如社会科学、艺术创造某些方面等等领域)。由此我更进一步思考了黑格尔哲学中著名的总念三范畴论和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的命题,这是我曾经多么赞美的理论啊!可是,过去那么引起我喜悦之情的信念动摇了,破灭了。特别是当我对卢梭的《社约论》作比较深入的探索时,我发现卢梭的“公意”和黑格尔的“普遍性”,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我回过头去再去查阅黑格尔的《小逻辑》,发现《小逻辑》在阐释普遍、特殊、个体三环节关系时,就援引《社约论》的“公意”“众意”“私意”三范畴作为例证,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公意才是意志的总念”。黑格尔的三范畴和卢梭的三范畴都认为普遍性可以一举将特殊性、个体性囊括在自身之内。这样就将普遍性(公意)、特殊性(众意)、个体性(私意)视为同一的了。而囊括了特殊性和个体性于自身之内的普遍性以外,哪里还存在独立自在的个性呢?但我们必须承认,独立自在的个性,有些方面是不可能被普遍性所涵盖,或统摄于其自身之内的。我从黑格尔那里发现了这种同一哲学,再从他的前辈卢梭那里认识到这种同一哲学运用在国家学说中的危险性,这是我在第三次反思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当时我并没有借助别人的看法,我不知道海外的有关著作是否谈过这些问题,当时我的身体虽然比现在要好,但已没有力量旁骛了。我读书的习惯是精读,不善于从涉猎中获取知识。因此,我读的书并不多。上面这些看法仅仅是出于个人的思考。这一点张汝伦教授在他的一篇评论我的文章中曾经敏锐地揭示过,他说对了。

  最后,我必须说,在这次反思中,我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我对于个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取得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一直认为,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是可以扫除一切迷妄,无坚不摧的。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从黑暗中世纪的昏睡中觉醒,认识到人的精神和理性是一种伟大的力量。确实,从那个时代开始,人的力量和理性力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启蒙时代的一些重要学说,更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一种普遍信念。但是,在这次反思中我逐渐感觉到,过去的看法也有它的缺陷。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为信念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偏颇,认为人能认识一切,可以达到终极真理,但他们往往并不理解怀疑的意义,不能像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所说的“我知我之不知”,或像我国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一旦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由此我回想到过去,我初读哲学时,当时我所赞成的“反映论”,未必比它所反对的认为认识是“近似的”象形文字论,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本文由我口授,请曼青笔录,谨向她致谢)
二○○四年元月十八日

本文为《思辨录》序,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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