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1月6日《解放日报》“观点”版

 

扔不掉的手机VS关得掉的手机

 

主持人:诸 巍(《解放日报》记者)
嘉 宾: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新闻背景:“最终,严守一愤愤地将手机扔进了火堆。”因为一条手机短消息,他的婚外恋被妻子揭穿;因为一张手机照片,他被情人苦苦要挟;因为没带手机,他错过了见上奶奶最后一面。电影《手机》的热映,引发了人们对手中这部小小机器的重新审视,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作为一个已经有将近2亿手机用户的国度,我们比别人更紧迫地想探知答案。 

  主持人:严守一真的能扔掉手机吗?看过电影《手机》的人,也许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尽管,手机在中国的普及不到十年,然而好像已经渗入社会的肌理中,难以离开。有这么一种说法,出门忘带钱包,可以问朋友先借;忘带钥匙,可以叫老婆早回;惟独忘带手机,非得立马回家拿,否则一整天都没着没落。
  江晓原:话虽夸张,但并非全没道理。没有手机,别人找不着你;没有存在手机里的号码,你也找不着人。鱼离了水,还能活蹦乱跳吗?可是,这么说的话,问题就来了,过去没手机,这“鱼”不也就活过来了,怎么现在反而不行了?关键在于,技术不仅能改变人类的生活,而且技术本身运行造成的强大磁场,将把所有人的生活吸入它的轨道,按照谁也无法准确预见的方向前进。当所有人习惯于信件往来时,没有手机我们能生存;当所有人习惯于固定电话时,没有手机我们也能生存;然而当整个社会按照“手机时代”的速率运转时,没有手机,就变得好似离群索居。

  主持人:您认为手机对我们生活最重要的改变是什么?仅仅在于它改进了我们的通讯方式吗?
  江晓原:如果说手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十大发明之一,我想没人会有疑义。手机是一种全新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创造了人类对手机的需求。这种人类内心的需求改变,自然会引发我们生活的改变。手机的第一性是在于它的通讯本质,它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随时能移动的“信息点”,无论是接收还是发送,无数的信息点在整个社会中不断运动,就构成了高速流转的信息社会。它改进了通讯方式,提高了效率,甚至改变着社会的内核。有了手机,员工能随时接到公司指令,“不坐班办公”更加成为可能,手机改变了生产组织结构;有了手机,人们可以随时找到朋友,无需预约,于是交往变得愈加随意和频繁,手机改变了人群的性格……

  主持人:然而手机也的确给形形色色的“严守一”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手机》原作者刘震云甚至说“手机也许是手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我们有可能规避“手机的恐怖”吗?
  江晓原:“严守一”们的麻烦大多来自于手机的第二性,也就是附着于手机的“记录功能”。来电显示、短消息、摄像头、电话录音,甚至还有最新的GPS定位,它们本身并不属于手机,但是却借助手机的载体,最大程度地被使用,也从让手机“背上了黑锅”。技术的进展总是这样,当它给我们便利的同时,总也会带来麻烦。过去,我们总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对待技术进展,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两者紧密相连,根本分不开,手机的这些功能就是如此。手机技术的发展,必定带来对隐私空间的挤压。
  当然,从手机的第一性来看,手机也必然对生活节奏造成挤压。越来越多的人在地铁车厢、在酒店茶楼用手机大谈工作,我们总以为技术进步解放了人类,而事实上我们却被技术所俘虏。过去,我们一周做一件事,现在由于技术进步,一周我们能做七件事,虽然花费的时间一样多,但牵涉的头绪、耗损的精力却是成倍增加,这就是现代人总觉得累的症结所在。手机,也许已经从工具变成了有生命的、可以控制人的东西。

  主持人: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对于手机的态度是否会陷入“科技虚无主义”的圈套,我们又怎么可能把手机都扔掉呢?
  江晓原:手机是扔不掉的,但却是关得掉的。面对侵入人身和人心的技术,我们要学会去抗争,这是现代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课题。但这种抗争,必须用一部分放弃来换取一部分得到。当我们下班后,关掉手机,失去的是一些生意机会,但却换来了与家人的团聚,何乐而不为?也许,现实的中国处在一个奋进和急切的发展阶段,人们更多地使用手机,来实现个人的财富梦想、情感梦想,等这一切都得到的时候,我们还能重返心灵的宁静吗,这个问题我们得现在就开始考虑。

 

 

2004年1月18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