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十年》
——2003年里让我深有感悟的一本书

王一方

 

  2003年里,书没少翻,令我心头一震的书着实不多,孙玉胜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算是其中一本。我也明白,看电视是娱乐,搞电视是职业,不能混为一谈,因此,让看电视的人踮起脚尖来评说搞电视的人写的书不是隔行隔山,而是隔类隔海,当然,作为大众传播的电视作业,常人即使是隔海相望,倒也不会无话可说。但要说到点子上不容易,试着找一些“点子”来说话吧。
  电视这行当事关家国舆论,有“喉舌”、“导向”、“阵地”之累,烹的是精神“快餐”,卖的是时令“鲜果”,讲求“以快制慢”,“以动制静”,新闻如流水,闪烁转瞬间,谁会去追求“以精制粗”,“以识制庸”呢,因此,人们对于电视人内心对精致的追求大都缺乏普遍的认同,即使认同,也心存几分又如何能“挥长鞭于窄屋”的无奈,读了孙玉胜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扫除了我的许多陈年偏见,心头闪出一片灵光,原来这间“窄屋”里,这些个“粗汉”们也曾挥舞过“长鞭”,把玩过精彩而精致的“镜头文章”。其实,从书中的几大标志性案例来看,比镜头里的“精致”更能激起民众喝彩的是节目中透出的那股子“精锐”气质,它不同于热血少年出手表现的“新锐”与“尖锐”劲,而是某种中年棋局上流淌的“睿智”与“从容”态,它的高明不仅仅在于超乎“零距离”、“近距离”新闻捕捉的“中距离”、“远距离”的分析与评论,同时还在于分析评论的恰逢机缘与恰到火候。
  人们常说起“新闻是历史的底稿”,大凡在强调新闻“激荡血肉”与“化作永恒”之间的张力。在呼唤一份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理性与良知,置身于由五光十色媒介事件缀连的时代长廊中,电视人就不仅是亲历者,观察者,同时还是思考者,针砭者,升华者。成为我们这个“转身”中的大时代精神魂魄的塑造者,观念新河的开凿者,心存此念,方才坚定、坚毅。
  说到时代的“转身”,以及社会的转型,人们在升腾与颠簸中夹带着各种迷惘与忧怨,需要一种积极、新生,同时又理性、冲和的传媒力量和运作方式来吞吐民情民心、民欢民怨,由此来揭示公民社会的矛盾与活力。至于是早间的“东方时空”,还是晚间的“焦点访谈”,或者是周节奏的“实话实说”、“新闻调查”、“面对面”,变化的只是主题、节目式样与播放区段,最终吸附观众眼球而且撼动百姓心灵的是孙玉胜他们率先实行的“穿越批评的新闻”与“穿越新闻的批评”的二元镶嵌模式,正是这种类型的节目的丰富与不断成熟,才使得近十年来人们的电视生活变得有几分厚实,几分明锐。这份另类思路与姿态最初在“旌旗飘飘”、“凯歌嘹亮”的新闻播报传统与现实生态中显得“夹生”与“串味”,好在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著名的的“猫论”与“摸论”壮胆,许多“贴边球”、“擦边球”式的节目得以“探索性”播出,心没少悬,汗没少捏,结果却招来“二老”(老干部、老百姓)的同声叫好,安定团结依旧,舆论监督雄起,“球台”被孙玉胜和他的同事们越打越大,昔日的“贴边球”、“擦边球”,甚至“界外球”全都成了“桌面球”。短短十年,国人心胸大开,目光大器,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其语态的变化功莫大焉。心测历史,回头一想,应了一句古诗:“卷帘天自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都是卷起这历史巨帘的上升力。
  支撑现代电视运营的绝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精神建构,不止是理性与良知的呼唤,还有商业铁律与管理智慧,对此,经济系出身的孙玉胜有着更为圆熟的思考和运筹。他主持的项目、部门与他率领的团队都是依照新的人力资源组织形式,新的商业模型,赢利模型建构与管理的,从最初的用人权、分配权部门自裁,收支自筹,到相对成形的电视产品的“二次贩卖”(第一次卖“载体”,第二次卖“观众”,即收视率带来的广告营收。)营销模式,孙玉胜对现行政治体制、经改格局下电视这一媒介经济主流产品的商业运营进行了多元探索和思考,在人力资源、团队企业文化、营销组织与流程、品牌与资本运作、频道定位与竞争战略等诸多问题上提出了成熟的思想成果和建设性构架,为操持电视经济的同行们开启了思考与探索的门径。
  当然,实践过程中会遇到诸多的悖反与失落,譬如,文化多元,分众市场形成必然催生差异性特色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但运行中恰恰是“千台一面”的趋同性竞争,探测付费电视的投资与收益平衡点屡屡失算,对收视率的过分追求造成的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冲突,节目后劲乏力,频道前景堪忧。对收视率贩卖的过分依赖而造成的产品经营、品牌经营不力等等,要解开这些“结”,不仅需要体制创新,也需要职业经理人介入的管理创新,当下,媒介运营权委托与外包所带来的公司化变革突现了一线曙光,也引发了许多新的困惑。由此看来,媒介产业化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山路。好在孙玉胜这批现代媒介的操盘者、探索者大多都是60年代生人,时间成本、机会成本还很充分。

 

2004年1月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