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1月14日《中华读书报》

 

  你们在手机里面说了多少废话和假话?手机里到底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东西?再这样闹下去,早晚有一天,手机会变成手雷!——《手机》台词

 

都是手机惹的祸?
——关于科技与幸福的对话

 

采访者:王洪波
受访者:江晓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
    吴国盛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
    刘 兵教授(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

  记者:冯小刚的贺岁片《手机》引发了人们对“手机文化”的关注和讨论。对于电影里的严守一、费墨而言,手机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讯工具,而成了随时会炸响的手雷,成了他们永远的噩梦。有的评论说《手机》这部电影探讨了手机这样的高科技“双刃剑”的性质,它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了很多麻烦。这些评论有道理吗?
  刘兵:这当然是一种解读。对于一部作品,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也可以那样解读。以《手机》来探讨婚外恋问题、谎言问题、性别问题,都是成立的。说它探讨了高科技的“双刃剑”性质,也无不可吧。我个人并不喜欢这部片子,作为商业片,它不好玩,反而有些沉重;从思想内涵来说,它又比较肤浅,没有什么震撼性的东西。
  记者:不过,讨论高科技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改变,手机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短短几年内,手机在中国得到了普及,这不但改变了人们的通讯方式,也改变了人际交往、情感生活、娱乐的方式等等。那么,手机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改善和优化了我们的生活吗?
  江晓原:不一定。我甚至认为,手机对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比如,过去你联系一个作者,写一封信到收到回复,也许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而现在,一个短信,几分钟的时间就解决了。然而,人们并不允许你在这个星期的其余时间里闲着——大家认为你现在一星期应该联系70位作者。虽然现在你联系70位作者也只要一星期甚至更少的时间,但是你付出的精力已经成倍增加。这就是现代人普遍感到疲惫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通讯效率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节奏成倍地加快,结果是各种“任务”越来越多,垃圾信息泛滥,而我们的闲暇却越来越少,时间、精力越来越不够用。我们总是希冀技术给我们带来生活的突破,可是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把我们带到牢笼之中。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觉得今年生活质量最好的时间是非典肆虐期间,因为它的到来打破了原先浩浩荡荡的“生活的洪流”。
  刘兵:有人说过一句很不中听的话:“匆匆忙忙地活着,就是匆匆忙忙去死。”我们总在赞美科学技术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带来了方便,节省了时间,但是,我们似乎没有想过,那些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干什么去了?还不是继续去忙,忙着挣钱,忙着消费,忙着娱乐……这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吗?如果不以效率作为评价标准,而以心理感受作为评价标准,也许很难说技术进步是增进了人类的幸福。
  记者:但是,一般我们总是认为技术是中性的、无辜的,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如果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不是好处,那要怪我们使用它的方式不正确。比如人类发明了刀子,你可以用它来切菜做饭,也可以用它来杀人,如果人们把刀作为凶器,承担罪责的是凶手而不该是刀子。又如在《手机》这部电影里,严守一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惹上麻烦是迟早的事,怎能加罪于手机呢?
  吴国盛:这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单纯把手机作为技术产品来看,也许它是中性的、无辜的。但如果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角度来看,一种技术实际上承载了很多价值内涵。庄子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是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手机正是使我们“神生不定”的东西。
  可能人们会以为,手机使我们的沟通更加便捷,促进了友情、亲情,但实际上,手机造成的是我们对亲情的淡漠,友谊的消解。手机使我们置身于信息和人际交往的汪洋大海之中,但同时也使我们成为一个个的信息孤岛,朋友之间少了面对面的交流,亲人之间也不再需要鸿雁传书,“家书抵万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亲情的维系需要提高效率吗?联系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增进亲情吗?我看未必。
  手机代表了高速、效率、方便、时尚,某种程度上它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写照和物化。这个社会追求的是经济发展,从政府到企业,都竭力推动手机产业的发展,鼓励人们频繁更换手机,鼓励手机文化的发展。手机倒是对GDP贡献不少,但我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提高了吗?我们似乎很少去想。
  刘兵:手机流行的背后是消费主义、经济主义观念的流行。商业的秘诀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制造需求。受益的是中国电信、联通和手机生产厂家,恐怕不是我们的生活质量。
  记者: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科技支撑的社会,我们相信伴随着科技进步,伴随着现代化,生活将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幸福,难道事实竟然不是这样吗?
  江晓原:最近和朋友聊天,总会讨论起现在我们的生活状况——它是不是好转了,还是变糟了?也许物质在变得富足,可是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现代社会这部具有高度整合力的机器,已经把大部分人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它不断繁衍出的制度要求我们“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而不是那样的”;另一方面,物欲被煽动起来,人人都投入到消费的队列中去,希望购买到快乐、幸福。但是这可能吗?就说我们现在的旅游消费,有多少人能真的享受到旅游的乐趣,而不仅仅是形式化地出一趟外地,然后聊以自慰说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更新?现在的科研院校也试图以工业生产的方式来进行规划,浮躁气氛在不停地驱策着知识分子有所产出。现在的学术研究动不动就“某某工程”,学术如何“工程”?学术怎么能有时间表?学者在这种状态下,如何能够优化自己的生活,并进而从事自由探索的创造性活动呢?
  记者:可是,面对社会的这种变化趋势,难道我们只有被动地适应吗?难道不能做点什么予以改善吗?扔掉手机是一个办法吗?
  刘兵:原则上可以,但实际上不大可能。一个人似乎有选择的自由,但其实不过是被社会潮流裹挟着向前走。对于考虑放弃某些技术的人来说,在成本和代价会非常高。
  江晓原:面对时代潮流,用冯小刚一部电影的名字来说,也许只有“一声叹息”。 但是我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并不悲观。人类不能用悲观的假定来规划生活,我们不能对生活丧失信心。优化生活和技术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我们改变生活的决心。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弊端,我们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然后,要在不得不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同时进行抗争——严守一丢掉手机是不可取的,他早晚还得再去买一个,但是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关机啊。现在很多人不敢关手机,说是怕“失去机会”,其实,为了身心安宁一会儿,就要宁可失去一点所谓的机会。要抗争就要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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