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21卷,第6期,pp.581-585. 

 

+布赖恩·温的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内省模型*

刘 兵  李正伟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

 

摘要:温是英国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位重要人物,通过对坎布里亚羊事件进行详细分析,温认为,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中,有问题的不是公众对科学的无知,而是科学自身和科学机构的无知;但是科学及其机构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缺点,缺乏内省性。相反,这种内省性在坎布里亚地区的公众中却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温对传统的英国公众理解科学理论模型提出了批评,提出了他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看法。本文讨论分析了他的可称为内省模型(reflexivity model)理论。

关键词:公众理解科学,缺失模型,内省模型,地方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N49 文献标示码:

 

  布赖恩·温(Brian Wynne)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兰卡斯特大学环境变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如技术决策、风险和环境问题等公共政策领域中的科学权威的建构。1988年到1990年期间,温曾经负责领导了兰卡斯特的一个有关科学技术的公众解释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得到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
  他利用对英国坎布里安羊事件的案例分析所做的研究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反复被有关学者所提起并引用。 

 

1.坎布里亚羊事件始末

  坎布里亚是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山区。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事件(1)遗留沉积的辐射污染影响到了这里的羊群。当年6月,政府颁布禁令限制对当地的羊的销售。这个禁令对在经济上非常脆弱的牧场来说会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牧场主的生计几乎全部依赖于出卖羊羔的收入。这个禁令的颁布,不仅极大影响到他们的销售收入,而且,如果这些羊羔不能销售出去的话,他们也将因饲料缺乏而无法喂养这些羊羔。按照禁令,在规定期限内全部销售被屠杀的羊群会给牧场经济及其特有的文化带来长期性的打击。
  当然,农业部宣布这个禁令有效期为三周,所以恐惧暂时得到缓解。然而这个宣布是基于对元素铯的活动性质的科学假设之上的。根据这个假设,那些沉积物在植被中被冲刷掉,然后进入土壤被吸收并被化学锁定,而不会再有移动的任何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沉积物在经过一次冲刷后,就不会继续对羊有所影响了。根据这个假设,专家们通过官方向公众下了这样一个保证。 然而这次禁令实际上却被无限期延长了,因为测量水平并没有像科学家所说的那样表现出任何程度的降低!所以,禁令再次做了改动,即允许卖出生活在污染地区的羊,条件是给那些已经受到污染的羊做出颜料标记,说明这些羊不适合人吃。
  然而,牧场主们认为他们完全受到了科学解释的控制。尽管他们卖出了羊,并因此避免了羊群的过度放牧和可能因饥饿而死,但他们却因羊受到了污染而丧失很大利润。这种社会现实没有被专家们认识到,直到牧场主对他们的信任打了折扣。科学家们仍然坚信:主要沉积物铯的高含量只是暂时的。但是专家们一直没有兑现的所谓禁令的解除导致了牧场主的希望成了泡沫。
  禁令只有三周的科学判断完全是个错误,但是经过多年研究和争议以后这个错误才凸现出来。当时这个科学判断的做出是基于存在碱性粘土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问题是,科学家忽视了这个知识具有本土性特点――并不是所有土壤都是粘土。而正是在坎布里亚的牧场,大量存在的是酸性土壤,在这种土壤中,铯可以使其根部从土壤吸收再进入植被。所以羊可能会继续受到污染。
  我们可以说,在这次事件中,科学的表现极其不佳,它频频地出现错误。然而,令人疑惑的是:科学的错误是无意发生的呢,还是为了故意掩盖一个长期性问题,以避免公众对此做出反应?最初,禁令所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坎布里亚郡的大部分区域。而三个月之后,这个范围只剩下了一小块靠近海岸的月牙状的区域,这个区域正好从塞拉菲尔德国际核加工厂顺风而下。当这个区域继续维持高污染而与科学家的预测相抵触的时候,不少人开始怀疑,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不是切尔诺贝利,但是或者没有被发现或者被专家权威隐瞒了!一些当地牧场主则认为,政府和核工厂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非常便利的,能够解释环境污染的托辞;切尔诺贝利充当了这次污染的替罪羊。
  科学家否认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并说明他们掌握了非常可靠的科学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从环境中收集来的铯样品中的辐射“酶解图谱”。这个来自核聚变过程中发射出来的铯由Sr134和Sr137组成。根据对这两种同位素的沉积中的含量与其半衰期所做的对比分析,科学家再次毫不含糊地宣称,环境污染源是切尔诺贝利,而不是塞拉菲尔德。但这并没有说服牧场主。[1]牧场主们不会轻易相信科学家的建议了。

 

2.对传统公众理解科学模型缺失模型的批评

  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典型模型为以杜兰特(John Durant)为代表的缺失模型。这个模型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合理的知识,公众应该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理解,因为公众理解科学总是好的。但是这个模型后来引起了众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模型的根本问题在于把科学知识神化,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与具体环境无关。[2]与缺失模型密不可分的一项工作是对公众的科学技术所掌握的知识、持有的态度等做大规模调查。在这样做的同时,这些调查本身已经给“科学”下了定义,以为公众必须掌握这种“科学”,包括它的知识、它的研究过程以及影响等。
  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在专家和外行公众之间做出明显区分,因为这样会使认知知识,即所谓的“科学知识”成为评估两组人群知识、观点的唯一标准。这种单一标准往往会遮盖评估过程的其他因素――如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或者对某些科学技术发展控制方式所持的看法。还有人认为,其实研究调查本身的高度概括性把公众简单化了,而公众群体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他们都具备自己的知识。所以需要有新的模型来替代缺失模型。而温即从对坎布里亚羊的案例研究中发展了他自己的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模型。
  公众理解科学成为众人瞩目的研究领域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温在1995年曾经对当前这个题目的研究状况的直接批评。温对缺失模型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以及相关科学本身的问题。他认为这类模型以及依据这类模型展开的调查活动都脱离了具体语境。正是温在1988年把杜兰特提出的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明确定义为“缺失模型”[3],认为这个模型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建构而非研究模型,并提出了自己的模型。

 

3.布赖恩·温的内省模型

  温对以上案例做了科学社会学的分析,发现科学本身是有问题的。其问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系列不利于政府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了一些事实,这被称为“共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其次,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相比,科学理论对于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其局限性,但是科学共同体却不承认科学有这些缺点,所以又有了“自大理论”(arrogant theory)这一提法。[2(287)]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而温认为,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内省性。这里的内省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科学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极端的不具内省性,它自以为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被公众不加批判地接受;另一方面,公众对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对自己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内省性。也就是说,科学表现出内省性的缺乏,而这种内省性却在一向被认为缺少科学素养的公众中强烈表现出来了。对公众的内省做分析,发现科学本身缺少公众具备的内省,或者说,科学没有对自身内省,没有考虑公众具有自己的知识。缺乏内省的结果使科学丧失了公众的信任。
  分析说明,对于科学本身责任的内省认知是科学寻求公众认同的必要条件,而这不仅需要科学本身的进步,更需要其组织模式、控制方式及社会关系的变革。坎布里亚羊的案例说明公众在表达他们对科学技能的反应时具有内省能力,他们能够内省自己知识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如友谊、社区网络等,尽管这种内省还没有得到科学共同体以及政府的承认。他们被认为对科学不理解,也不具备独立批判理性的能力。但是,实际上正是这些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代表们恰恰表现出了他们对其社会地位的内省。[2(297)]
  公众的内省性首先表现在于,公众看到了科学知识的问题。根据他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公众有理由不相信科学家的判断。但是他们却非常理性,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是权威,所以他们在说话方式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似乎很相信科学家。换句话说,看上去公众好像相信科学家,但这仅仅是因为公众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只能“相信”他们。这并不意味着公众没有自己的信念。[1(297)]
  在坎布里亚羊的案例中,牧场主们相信坎布里亚地区的辐射污染来自塞拉菲尔德,而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无关。但是他们对是否表达其怀疑也感到模棱两可。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们却不能轻易说出这个真相,因为他们的社区、朋友、家人中都可能有人在塞拉菲尔德工厂工作。这里表现出公众比科学专家更能内省其所处地位。[2(299)]
  所以温认为,人们没有经历过抽象的经验科学,但总可以以社会的形式经历这些经验科学。只要知识在信息过程或者应用背景下是需要的,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理解科学陈述的认知过程,而是相关知识被协商或被适用于具体情形的社会过程。
  1991年温在其“与境中的知识”一文中,强烈批评占有支配地位的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形成,因为这个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把公众问题化却没有对科学本身的问题内省。[4]科学自身的非内省和对公众的内省的忽视阻碍了公众理解科学的实践活动。温认为,把公众以及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或无知做抽象概括是很危险的。而且当前的公众理解科学问题有可能是科学机制本身的问题,所以需要在一个广泛的概念框架下研究科学知识与科学机制。
  温从科学社会学角度观察科学或科学知识,把科学及其机制放在具体与境下分析。他认为,脱离具体与境的科学不仅会误导而且会有腐蚀作用、引起争议,可能还会导致独裁主义,造成科学的自我拆台而无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在具体与境下,科学本身不是没有问题的。要使对科学的理解合理有用,还需要有其他知识来补充。
  在坎布里亚羊事件中,科学家曾经设计并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中,他们没有考虑过牧场主会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什么作用。科学家试图检验受到污染的膨润土对植被的作用。这个实验把羊群圈定在相互毗邻的同样受到污染的牧地的栅栏里,并在每个区域中都洒上不同的膨润土,然后测量羊群的污染程度。牧场主们立刻意识到这些实验没有任何作用。专家与公众在认识上的众多冲突集中体现在科学的“预测和控制”文化与牧场主所谓的“缺少控制”文化之间的冲突。官方专家忽视了地方的包括牧场主的专长,也没有意识到有学习这些专长的必要。由此可知,一旦他们自信地认为他们的知识毫无问题,那么其他知识如“地方性知识”就都不是“科学的”了。然而这次“科学”实验最终证明,他们的“科学”在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地方性知识”来做。几个月之后,科学家的实验被取消了,尽管牧场主对这个科学实验的批评从来没有被公开承认过。一位全国牧场主联合会地方代表说:“我们也许处于启蒙新时期的前夜,当科学家说他们不知道时,未来也许还有希望。”[2(292)]
  科学何以发生如此错误呢?前面已经提到,有人认为,科学体现出了它的两个特性:与政府“合谋”隐瞒事实真相;自以为本身没有问题而不把其他知识放在眼里,表现出“自大”。在这种情况下,牧场主认为他们的社会身份、技能及其社会关系受到了威胁,受到了专家的干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科学知识本身是具有相当的模糊性的。它的模糊性表现在与社会发生作用的时候。所以,公众对科学是否有兴趣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与个人判断自己在其社会环境中的权力或无权力有关。所以尽管前面提到的缺失模型认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智力理解存在一些问题,但这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公众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以抽象的纯粹认知的形式体验科学。这就涉及到了前面已经提及的“地方性知识”。

 

4 “地方性知识”与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

  从温的案例分析中可以发现,牧场主们早就怀疑科学家及其机构不考虑他们的知识,把不适当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这次事件中,导致了他们的经济损失。最让他们不满的是,科学家们从来没有考虑牧场主自身对整个事件的看法。在这里,温把牧场主具有的知识称为“地方性知识”,也代表所有公众具备的“非科学”的知识。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性知识”往往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科学知识与此相反:科学家的知识是抽象的,具有极强的概括性,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不适用。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牧场主的经验知识因科学家的错误理解而无法发挥作用。科学家认为:土壤中铯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其研究是在粘土中进行的,而坎布里亚郡的土壤是酸性土壤。这种土壤是牧场主早已熟知的,科学家们却忽视了这一点。
  其实不仅仅这一案例中“地方性知识”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其他具体科学中“地方性知识”同样重要。“地方性知识”表现出具体性:不同公众对于不同实践具有不同兴趣和动机。“人们经常会说,并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你所说的不符合我的具体环境。人们并不是反科学的。他们更支持科学。”[5]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共同体在把所谓科学知识强加给公众之前,最好先考虑到公众所处的具体语境。
  一般来说,那些关心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科学家认为公众对科学缺乏理解,却始终不知道或者不肯承认科学本身的问题。他们仅仅认为,如果科学有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是在于科学家还不会或者不愿意用通俗语言解释科学,却很少考虑如对科学的社会学描述,科学的控制形式以及信任所依赖的各种基础。[6]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降低。
  例如,温在对塞拉菲尔德的学徒们做采访时发现,学徒们并不能回答核电站生产的物理学问题:他们不需要,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雇主,相信他们的专家同事能给他们提供安全,有用的工作环境。[7]也就是说,学徒们是依靠信任来接受科学的。但在坎布里亚事件中,牧场主对科学家就有关科学的问题一直有怀疑,考虑到众多社会因素,他们没有表现出这种怀疑。但当看到科学家对牧场及决策是那么无知的时候,怀疑终于爆发式地产生了。更糟糕的是专家们并没有认识到牧场主自己的专长,也没有意识到信任在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起关键作用。公众根据其社会关系的了解、社会机构的认识积极给自己定位,并根据这种社会认同表示对科学的接受、拒绝或重建。可是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被排斥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态之外,他们失望了。他们始终没有等到科学家愿意与他们协商的机会,科学家们只是错误地运用了他们所谓的“科学知识”,错误地没有接受牧场主的后来被证明有效的建议。所以坎布里亚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度降低了。
  但是,温认为,能够很好解释公众对科学知识以及建议所做出反应的不是信任本身,而是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以及社会身份、社会认同。从温的分析可以看出,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源于科学家没有认同公众的“地方性知识”,反而对其进行排斥。公众的社会认同受到了破坏,当然对其信任度就会降低。例如,牧场主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毁坏了他们农场的辐射污染明显来自当地的塞拉菲尔德。但这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调查和承认,直到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科学家宣称,他们有绝对可靠的证据证明辐射污染来自切尔诺贝利。但是牧场主认为他们也能够提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怀疑。尽管当地的牧场主对他们所相信的最终表现出了模棱两可。
  信任对知识的吸收、理解有影响,但信任也要依赖于这些社会关系和身份的性质。公众的“外行知识”(lay knowledge,即非专家知识)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它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知识可以与所谓的科学知识形成互补关系或者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不具备内省能力,然而公众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具备了内省性,却没有得到科学家、科学机构的认同。如果公众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包括其知识)得不到认同的话,他们是很难相信科学家的辩解的。很明显,当科学本身缺少了公众已经具备的内省,缺少了对公众的社会认同,也就很自然地丧失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5.小结

  布赖恩·温主要以坎布里亚羊事件为案例,对公众理解科学做了具体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在这里,有问题的不再是公众,而是科学本身。科学绝对不是没有问题的,而公众的“外行知识”也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甚至能够在具体科学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这些知识可以与“科学知识”互补或者相互竞争。科学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具体的语境下,并结合当地的公众的知识才能够获得公众的信任支持。但是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不具备内省能力,然而公众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具备了内省性,却没有得到科学家、科学机构的认同。公众的内省使得他们一方面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建议表示沉默,一方面则不再对科学保持高度的信任。这也意味着科学专家也再也不能够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向公众单向传输科学知识和科学过程了。相反,科学家应该处理具体问题并与他们的公众进行更多的协商。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必须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其前提条件就是赋予公众的社会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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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刘兵(1958- )男,汉族,辽宁海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等;李正伟(1976-),女,汉族,山东济南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史、公众理解科学,现在中国科协科普研究所工作。
*本文为“中国科协2002年度科普资助项目”“国外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的部分工作
[1]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年4月26日,位于前苏联乌克兰地区基辅以北130公里的普里皮亚特市的核电站,发生了自1945年日本遭受美国原子弹袭击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核灾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大量碘和铯等放射性物质外泄,形成了放射云,随东南风飘至北欧上空,给北欧诸国带来了核污染。一段时间内,对许多国家造成了社会恐慌,人们谈核色变,纷纷采取应急措施。

参考文献:
[1] Wynne B. 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A]. Lash S. Szerszynski B and Wynne B(Eds.)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Towards A New Ecology [C].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65.
[2] Wynne B. Misunderstood Mis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J]. Public Understand. Sci, 1992. l: 283-304. 
[3] Michael M.. Ignoring Science: Discourses of Ignorance i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 Irwin A and Wynne B.(Eds.).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9.
[4] Wynne B. Public Uptake of Science: A Case for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J]. Public Understand. Sci, 1993.2: 321-337. 
[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Journalists(ICSTJ - TOKYO 2001).Seeking Trends in Science & Technology Journ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R]. http://www.fest.org.za/scicomm/docs/icstj.pdf
[6] Wynne B. Public Understanding Research: New Horizons or Mirrors?[J].Public Understand. Sci, 1992.1: 37-43. 
[7] Gregory J. Miller S.(Eds.).Sci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edibility[C]. New York : Plenum Trade, 1998. 101.

Brian Wynne’s Reflexivity Model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LIU Bing, LI Zhengwei
(STS Institu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rian Wyn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ies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the Britain who criticizes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defines it as “deficit model”. His own study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s defined as “reflexivity model” . Wynne’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ffairs of sheep of Cumbria and he found that the problem was not the ignorance of the public but of the science itself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 Science and its institution were not awareness of their own defect, lacking of reflexivity expressed in the public evidently. 
Keyword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deficit model, reflexivity model, local knowledge

 

 

2004年1月18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