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2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17)

 

爱因斯坦的上一半和下一半
——关于《恋爱中的爱因斯坦》或《爱翁情史》

□ 江晓原  ■ 刘兵

 

  □ 前些年那部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Shakespeare in Love(1999),有时也被译成《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但后来大家都习惯称之为《莎翁情史》。那么现在这本Einstein in Love,与其译成《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也不如译成《爱翁情史》更为上口。何况从字面上说,“爱翁”也比“莎翁”更适合有“情史”嘛。
  玩笑开过,我们还得言归正传。要说科学家的传记,我们以前几乎总是抱着利用的目的来撰写的——利用它们来教育人们,因此起先我们总是断然过滤掉那些 “有损崇高形象”的内容;后来说要“有血有肉”了,也只是加进走路撞了树还说对不起之类的调料。这些调料本意是美化科学家,却不知在新一代读者眼中,适成丑化而已。
在中国人心目中,性这件事情是最“有损崇高形象”的,科学家既是我们要塑造的崇高形象,那就绝不能让科学家和“风流倜傥”之类的事情沾边。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写一部《恋爱中的×××》这样的科学家“情史”,至今还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谁要是不服,写一部试试看?科学家本人或其后人马上告你“诽谤名誉”。
    ■ 确实,这里有一种巧合,即Einstein(爱因斯坦)几个字被被译成中文后,凭空增加了在其原名中没有的“爱”这个字的特殊含义。如果译成《爱翁情史》的话,当然,与影片《莎翁情史》相对应,又加上其中“爱”字的特殊增值意义,倒是一种可取的译法,在我刚刚看到此书时,也曾有过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在仔细地看过此书后,却又有了一种新的想法,即《恋爱中的爱因斯坦》这种译法也有其优越之处。因为后一译法,可以理解为,此书不仅仅是在讲述爱因斯坦的恋爱,而且也可以是在谈论爱因斯坦在恋爱的期间的所有活动。而《爱翁情史》,则似乎给人的印象,更是专门在谈爱氏的情爱生涯。
  在这本书中,如果算一算的话,会发现,在这本厚厚的多达43万字的书中,主要的文字,还是在介绍直到1919年对日食的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止这段时间爱因斯坦的生平和科学工作,专门谈论爱氏的爱情的部分比例还是很小的——当然,在这比例很小的部分,也还是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在以往(至少是在中国)很多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有关爱翁之情史的新内容。可是,这很少文字比例所谈的内容,披露出来,也足以让许多按照中国传统对爱氏尊敬有加的人大为震惊了。前不久,北大的刘华杰先生曾对一本在国内出版的爱因斯坦情书选(其实那已经是第二本这样的书的中译了)做评论,并引来了许多的非议,如果再对比一下这本“情史”中的“情节”,那些非议中的说法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了。

  □ 在本书引言“圣人和俗人”中,作者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两句诗:
  上面的一半作出思考和计划,
  但下面的一半决定我们的命运。
  这两句诗似乎颇有深意。很多人都认为,恋爱对于精神上的创造性活动——包括科学理论、文学创作、艺术灵感等等——有奇妙的激发作用。关于米列娃具体对相对论有多少贡献之类问题,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比较关心的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恋爱,对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创造,起了怎样的激发作用?本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详尽的个案。
  我的问题还可以换一种提法:如果大学毕业前后爱因斯坦的恋爱对象不是米列娃,而是另一个女性,那么这样的恋爱还能不能激发出相对论呢?我猜想的答案是:不能。也许爱因斯坦会在别的科学理论上被激发出创见,也许他会被激发至——比如说吧——下海经商或从事艺术?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恋爱对象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在这方面我们有强有力的例证:李约瑟原是一个前程远大的生化学家,但是受到年轻美貌的鲁桂珍的激发,他竟转而投身于对中国科学文明史的研究,而且将此后大半生的精力全数投放于此!可见恋爱产生的激发作用,足以使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一举偏离他原先的人生轨道,更何况年轻的爱因斯坦那时还根本未曾形成的他的人生轨道呢。我觉得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米列娃,帮助爱因斯坦形成了他的人生轨道——也许这就是上面所引爱因斯坦诗句背后的深意吧?

  ■ 与这个问题联带相关的是,在承认你说的那个前提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一事实?其实,关于这一前提,人们同样也是无法严格地以科学的方式“证明”的,而只是以感觉上觉得应该是如此。而且,像这样的判断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价值中性的判断,即米列娃对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在平常人的思考中,像这样的判断又几乎不可能是绝对中性的,并且总是与其他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比如说,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结合后来并不使他幸福,如果让爱因斯坦本来选择的话,他会怎样选择?是米列娃+相对论+后来的不幸和分手,还是从一开始就走上另外一条终生幸福的生活道路,但却没有相对论?当然,因为按照这本书中的叙述,爱因斯坦在爱情上并不专一,而且几乎一贯如此,即使做出后一种选择,是否真正能够行得通也还是令人怀疑。
  再有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反对或者说反感谈论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伟人”的爱情生活?其实,这背后是有许多需要我们分析的内容的。例如,人们通常会按照传统的理解,把圣人当作是不食人间烟火,只为世界做出理想贡献的人。爱因斯坦对于科学的独特贡献,被当作正面的工作来看待,而像书中所说的那些爱因斯坦与世俗规则有悖的在爱情方面的行为,则被赋与负面的评价。当像爱因斯坦这样一个被作为神圣的榜样的人物身上同时存在这样两种相互冲突的行为时,只选择前者,而回避后者,就成了一些只想为圣人唱赞歌者的作为。显然,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 我还联想起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文革”期间,曾掀起过批判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风潮,认为相对论的时空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在物理学中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唯心主义逆流”,爱因斯坦本人则被认定为“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却从未利用爱因斯坦私生活方面的问题来发难。要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要批判某人,最犀利、最有效的莫过于利用在性方面的问题,“爱因斯坦在爱情上并不专一,而且几乎一贯如此”,岂非极好的“炮弹”?我猜想,这些“炮弹”之所以未被利用,很可能是因为惯会写大批判文章的御用文人当时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材料。
  后来爱因斯坦在中国重新成为正面的形象,这时中国人“圣人无性”的隐传统又开始起作用了,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那么对于爱因斯坦爱情不专一等事,即使中国作者已经知道,通常也会避而不谈——就象对几位偶像人物的婚外恋、重婚等事多年来一直避而不谈一样。谁要是谈了,就会遭到道德谴责,会被严厉追问:谈这些事情“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种追问当然已经假定那动机是卑鄙的。

  ■ 我完全同意你对以上两点的分析。如果“文革”期间的领导们真的知道要是对爱因斯坦的深入研究能找到那样的重磅炮弹,恐怕对西方科学史的研究就早就被突出地予以重视了。而对于后一种分析,我想也许还可以补充另外一点评论,即那些表面上看来最为“正人君子”的道学家们,其实内心里往往是最不纯洁的。你说,当作出“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种追问时,当然已经假定那动机是卑鄙的。另可补充的是,这种追问本身难道就没有包含隐藏着的卑鄙吗?
  显然,至少在我们两个对话者之间,对于这种对科学家的另一半生活的评价(甚至还不一定是评价,只不过是某种程度的叙述罢了)并不会影响到对其科学贡献的评价。这里要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其一,是科学家的私生活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私事,在评价其科学贡献和意义时,并不需要一并考虑。其二,是对于科学家的私生活本身,虽然也可以有所评价,但在这种评价时,我们仍然没有必要只是站在传统的卫道士的立场上过于极端地强求他们作为道德的楷模。尽管爱因斯坦在爱情上的所作所为有时并不符合我们中国(甚至于西方)在道德伦理上的标准传统,但也正是这种“真实”,更使得他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被打磨光了的偶像。
  但讲到这里问题又来了,我们知道,《恋爱中的爱因斯坦》这本书在相当的程度上又是一本面向公众的普及性读物。而在我们这里,一种经常可以听到的说法,就是许多关于科学的内容(比如科学负面效应)和科学家的不高大之处,并不适合于向公众传播,以至于在普及性的传播中,就有了许多“公众不宜”(尚且不说少儿不宜)的内容。而爱翁的这些爱情故事,更是典型地属于此类内容。对此,你又怎样看呢?

  □ 我认为什么事情都不能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从道义上说,这是欺骗;从技术上说,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要欺骗公众也越来越难了。热爱科学,尊敬科学家,同样不能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
  更何况,爱因斯坦离过婚,有过婚外恋,是不是就肯定是、永远是“科学家的不高大之处”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两点已经不是“不高大之处”了,甚至已经被视为事主有魅力的证据了。

  ■ 当然,道德的标准本来就是人们建构的,也是在随着时间而不断地改变着的。更何况,如果就全人类的范围来说,仅就情爱而言,从来就没有过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伦理道德规范。你所说的,“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在许多人心目中”,实际上现在也已经开始包括了我们中国的许多地方和许多的中国人了,尽管囿于正统观念的惯性,要公开地谈论和承认这一点也许暂时还有些困难,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对此现象却几乎是有目共睹了。而且可能的趋势,似乎还有继续发展的苗头。对此,倒也一言难尽。不过,不要欺骗同时也是另一条伦理准则,似乎普遍性比传统的的情爱准则还要更强一些。那么,姑且让我们先接受这一准则,先“实事求是”地面对爱因斯坦吧,管它涉不涉及爱翁的“魅力”!


《恋爱中的爱因斯坦——科学罗曼史》,(美)丹尼斯·奥弗比著,冯承天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定价:37元。

 

 

2004年1月3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