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质量
——接受《新周刊》访谈

江晓原

 

  最近和朋友聊天,总会讨论起现在我们的生活状况——它不是好转了却是变糟了。物质在变得富足,技术在飞越,可是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小。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觉得今年生活质量最好的时间是非典肆虐期间,因为它的到来打破了原先浩浩荡荡的“生活的洪流”。
  一方面,现代社会这部具有高度整合力的机器,已经把大部分人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它不断繁衍出的制度要求我们“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而不是那样的”;另一方面,物欲被煽动起来,人人都投入到消费的队列中去,希望购买到快乐、幸福。
  但是这可能吗?就说我们现在的旅游消费,有多少人真的享受着这样的旅游,而不仅仅是形式化地出一趟外地,然后聊以自慰说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更新?——这样的说法或许让你觉得保守、怀旧、带着些许小资的多愁善感,但又的的确确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的精神状况。
  不止一个朋友在我面前提到过,或许去“坐几年牢”可以让自己摆脱这个看似无法逃遁的“生活的洪流”。当然,这不能算“创意”,因为它不够快乐。但是应该用什么来打断这条裹挟我们的生活的洪流呢?我们总是希冀技术给我们带来生活的突破,可是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把我们带到牢笼中,带到“舍此无他”的生活方式中。比如网络,它让我们送走了书信交流的庄重和仪式感;比如手机,它让我们的个人时间加速。然而对于考虑放弃这些技术的人来说,在今天的成本却会非常高。
  我们谈“优化生活”,未必就要让这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逻辑彻底变化,让生活的洪流彻底打断。我觉得要让生活有所优化,首先得让生活有足够的闲暇,把人从生活的压力中暂时解放出来。相对来说,如今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的可能是体力劳动者,但是他们却往往缺乏经济能力,徒有时间;他们一般来说相对比较低的文化修养,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选择休闲的方式。可是脑力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却普遍缺少闲暇,工作跟着他们走,甚至没有工作和闲暇时间的明显区分,所以他们虽然相对比较有钱、也有文化修养,对生活有想象力,却没有时间去享受闲暇。这就成了一个悖论。
  我很羡慕我的一些做自由撰稿人的朋友,他们有想象力,也有勇气去选择有质量、有创造性的生活。对比他们,我只能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不能断然跳出生活的成规,但是用一种对生活和他人负责任的态度,有限度地越轨。基本上仍属“因循苟且”。
  本来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具有断然弃绝的勇气,也需要期待外部条件能够给人更多优化生活的可能性,但是事实却总那么不如人意。在我看来,学校体制中的浮躁气氛在不停地驱策着知识分子,把他们当成流水线上的工人,试图对他们的劳动——教学和学术研究——计时计件地考核。它要求教师们不停地申报项目,然后接受考核,这无异于不停地给他们利诱,然后再给他们威胁,却不给知识分子更多的信任和更多的个人空间。现在的学术研究动不动就“某某工程”,学术如何“工程”?学术怎么能有时间表?学者的生活和工作本来就难以分离,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的生活如何优化?
  虽然说了这么多,但是我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并不悲观。人类不能用悲观的假定来规划生活,我们不能对生活丧失信心。优化生活和技术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我们的观念,和我们改变生活的决心。

 

 

2003年12月2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