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3年11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14)

 

西方科幻作品中的悲观主义问题

□ 江晓原  ■ 刘 兵

□ 在科学文化中,科学幻想作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范畴。首先它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文学创作,但是它又和科学有着某种割不断的关系。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全面讨论科幻的性质之类的问题,我想不如从某个特殊的角度入手,可能会有趣些?
  我在西方的科幻作品中(小说、电影等等),注意到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他们所幻想的未来世界,几乎都是暗淡而悲惨的。早期的部分作品,比如儒勒·凡尔纳的一些科幻小说中,未来还是美好的;但不美好的也很多,比如英国人乔·韦尔斯(H. G. Wells)的著名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中,主人公乘时间机器到达了公元802701年(!)的未来世界,但是那个世界却是文明人(智力早已经退化)被当作养肥了的畜牲,随时会遭到猎杀的暗淡环境。而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电影里,未来世界都是蛮荒(比如《未来水世界》)、黑暗(比如《撕裂的末日》)、荒诞(比如《罗根的逃亡》)、虚幻(比如《黑客帝国》)、核灾难(比如《终结者》)、大瘟疫(比如《12猴子》)之类的世界,几乎没有光明世界。对这种现象你如何理解?它意味着什么?

■ 你讲的确实是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情形。甚至于,像《美丽新世界》这样经典的作品也是如此。但要讲清这一点,我想,在直接讨论为什么会如此以及这种倾向意味着什么之前,也许需要先把科幻作品的定位明确一下。这涉及到像什么是科幻?它属于文学吗?科幻与科普的关系,以及科普与其中涉及的科学内容和写作者的科学立场的关系?

  在很长的时间里,在我国,科幻经常被当作科普的一部分,现在虽然许多人不再这样认为,但由于一种观念并不是很快就会消失,因此也还有一些人仍不时地把这种观点表现出来。在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评奖)中,这种分类也经常会体现出来。如果按照这种把科幻归入科普的作法,你讲的情况也许就更表现出某种尖锐性了。
  当然,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你举的那些作品都是国外的科幻作品,尽管科幻创作在国内并不发达,但就你谈的问题来说,也还是与国外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是不是潜在地提示着一些什么可以分析的线索呢?

□ 中国的科幻作品,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的作品通常幻想一个美妙的未来世界,那里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度丰富。这种差别背后,应该有着深刻的根源。将科幻视为科普的一部分,我想是原因之一。既然是科普嘛,当然要歌颂科学本身及其一切作用——“科普”这个概念是有一个隐含的前提的,就是:科学本身及其一切作用都一定是好的,所以才要普及它。而西方许多被我们归入“科幻”的作品,其实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的,那些作者未必都有科学主义的“缺省配置”;而作为一个文学家,在人类前途这个问题上,也完全有可能持某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观点。
  另一个明显的原因,当然就是传统的唯科学主义的强大影响。唯科学主义既相信世间一切问题都可以靠科学技术来解决,就必然引导到一个对人类前途的乐观主义信念。在这个信念支配下,人类社会只能越发展越光明,而且这种发展的向上趋势,通常被假定为线性的,连循环论、周期性之类的模式(比如《时间机器》中就是这种模式)也不行。

■ 既然科幻并非科普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承载着普及科学,尤其是普及“正确”的科学的功能。科幻两个字有一个“科”,但却并不意味着这个“科”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说与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有某种相关性的东西。不过在科幻作家心目中,它又有着与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在性质上的类似。因此,讲许多西方科幻作品反科学,其实是不准确的,它们所反的,其实是那些在科幻作家想象中的另外的“科学”。但同样重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幻想中的科学,却又是以现实的科学为某种背景或原型外推得来的。
  那么,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在作品中描写了世界在幻想中的“科学”的基础上带有悲观色彩的前景,倒也反映出那些作家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深层的忧虑,一种责任感。正因这科幻作家作为作家本身便带有相当的人文意识,他们关注人类的命运——尽管是在幻想的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关注,难道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行动吗?反过来说,那些缺乏人文关怀,一味地盲目相信依赖科学(其实也只是现有的科学而不是未来的科学)便可以给人类带来光明前景,相比之下,不是显得更有些轻率吗?

□ 其实这种幼稚的乐观主义信念,和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颇有关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然科学的辉煌胜利,催生了唯科学主义观念,使许多人相信自然科学法则可以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比如法国的圣西门、孔德等人,就致力于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并相信这种“规律”在精英的直接控制和运用之下,就可以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尽善尽美。这正是后来哈耶克所担忧的“理性的滥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深刻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科幻作品中清一色的美好未来世界就很容易理解了——在唯科学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未来世界只能是美好的。
  但是,你所说的西方作家“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深层的忧虑,一种责任感”,也许只能部分解释西方科幻作品中普遍的悲观主义。如今那里的科幻作品中,几乎没有美好的未来世界,难道西方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竟没有人愿意标新立异、异调独弹了吗?难道他们普遍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没有信心了吗?

■ 这是个非常难以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一些分析与推测。首先,对于未来的一种普遍的悲观主义,并不等同于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彻底地丧失信心。其次,可以做一个类比的例子是,当下对于环境问题最为关切、并且身体力行的投身于环境事业的环境主义者,其实在心灵的深处,倒也是普遍地对未来持某种悲观的态度,而他们最可贵的地方,也恰恰正在于种几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第三,是否西方科幻作家真的就没有人愿意标新立异、异调独弹,这个结论也许还可商议,只是我们目前有限的见识中,很少见到这样的作品,或者说是有影响的这样的作品,但这并不等于可以肯定地讲向往光明未来的作家就不存在。第四,这种倾向的延续,也许可以从西方科幻一开始就确立的那种传统的传承有关。最后,也许科西方幻作品的某种商业取向和读者的阅读惯性对于这种倾向的巩固也有某种作用吧。当然,这些都是可能的推测,不知你以为如何?

□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西方科幻作品中有光明未来的可能性,但这样的作品非常之少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对这个问题恐怕我们仍未有满意的答案。但是,现在未能解答,可以俟诸异日;我们未能解答,可以俟诸他人。提出问题就有意义。



  《时间机器》,乔·韦尔斯著,孙家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定价19.80元。

 

 

2003年11月2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