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年第3期(发表时略去了14篇相关文献)

 

约翰·杜兰特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研究:缺失模型

李正伟 刘 兵

  在目前国内科普界,或者说科学文化传播领域中,相对于传统的科普概念,源于国外的“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被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当然,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即有差别,也有着多重的联系。而且,在国外,公众理解科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在建制化方面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有专业学术刊物,在高等院校中高有教授席位,更有着各种的相关理论。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即是其中以杜兰特为代表的所谓的“缺失模型”,包括这个模型的转变、这个理论模型的特点及在这一模型指导下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
  其实,对于理解任何理论的研究,该领域中的研究的方法、视角和研究者采用的有影响的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自然也是如此。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研究中有两种非常经典的研究方法,一个是调查研究,一个是案例研究。在传统中,调查研究经常与一种被称为“缺失模型”的公众理解科学观点联系在一起;而案例研究则经常把公众理解科学放在具体语境(context)下进行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对于前者,最有代表性的模型之一就是杜兰特(John Durant)的缺失模型。至于案例研究的理论模型,因限于篇幅,在此暂先不做详细论述,而将在作者以后的工作中继续探讨。

  一、杜兰特的缺失模型
  1. 杜兰特的社会调查
  杜兰特出身于自然科学家,是英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帝国学院的公众理解科学教授,专门从事公众理解问题已经多年,尤其重视生物技术在公众中的地位,包括欧洲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和基因技术的态度;英国科学博物馆科学传播的负责人,也是1998年英国举行的公众理解科学调查的设计合作者。他是著名期刊“公众理解科学”的创刊主编(Founding Editor,1992-97),并合作参与了欧洲各国对公众理解科学的国际比较研究。
  杜兰特的“缺失模型”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以定量调查为主,其主要调查内容就是公众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对科学所持有的态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缺失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公众缺少科学知识,因而需要提高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这一模型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的潜在假定。在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这是早期的一种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影响的理论模型。
  这一模型是基于一系列的调查而提出的。在对几次调查的具体分析过程中,杜兰特还对英美两国的公众理解科学调查进行了国际比较,特别是对英美作比较。[1]而这种种调查中都体现出了非常典型的缺失模型的特点。
  2. 杜兰特的缺失模型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的博德默报告其实就是缺失模型的典型体现,博德默报告认为,“科学总是好的,公众对科学有更多的理解也是好的,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越多,他们就越支持科学,所以社会各团体组织都应该积极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而努力”。他和他的同事们都认为“公众的知识越渊博,就越能够利用社会各界进行有效的磋商。”[2]科学本身被假定是没有问题的。
  在杜兰特看来,整个20世纪对于公众获得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关注已经从学术领域扩展到了政治和经济领域。在这种环境下,缺失模型认为,生活在复杂的科学技术文明中的人们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政府需要高素质的公民参与政治,实业家们需要具备技术素养的劳动力加入到他们的生产大军,科学家们需要更多具有科学素质的公众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些现实的问题带来了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3]换言之,缺失模型认为,公众需要掌握科学知识、掌握技术。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科学的”、有效的。
  杜兰特同其他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认为科学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在日常生活中、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均不可替代。例如杜兰特和他的同事伊文思(Evans)等学者在他们曾经做过的一项调查工作中,就采纳了正统的立场--进化论立场,并以此立场设计了他们的调查问卷。在这里,杜兰特与他的同事们不假思索地把科学看作是毫无问题的。所以他们的兴趣可能被认为在于公众理解“科学”,而不是公众“理解”科学。[4]从这层意义上,科学传播的目的在于这样一个信念:解决公众知识的缺乏是当务之急――如果公众对科学了解得更多一些,他们就会支持科学,而政府也会给科学研究拨出更多的资金。所以,关心公众理解科学这项事业原因在于:
  第一,科学被认为是我们文化中最显赫的成就,公众应当对其有所了解;
  第二,科学对每个人的生活均产生影响,公众需要对其进行了解;
  第三,许多公共政策的决议都含有科学背景,只有当这些决议经过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的讨论,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民主决策;
  第四,科学是公众支持的事业,这种支持是(或者至少应当)建立在公众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5]
  这就是杜兰特的主要观点,也是缺失模型的一般观点。这个模型长期以来一直在公众理解科学的领域中占主流地位。但是,杜兰特的缺失模型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例如,它不但忽视了公众自身的非科学的经验知识给决策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忽视了扩展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参与科学问题的需要。[6]

二、学界对缺失模型的批评以及杜兰特对缺失模型的辩护
  自从西方国家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正式开展以来,尽管很多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仍然采纳了缺失模型,这个模型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如温(Brian Wynne)、伊雷尔(Steven Yearley)、米切尔(Mike Michael)等学者就是其中的批评者。他们认为,缺失模型的观点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看作是公众的无知或公众对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科学过程的不理解,而他们的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杜兰特也意识到,缺失模型因为其对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看法而受到严厉指责:“它(缺失模型)指责公众没有在科学与社会关系中把握好自己的位置;没有认识到专家和公众在理解上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在具体语境下科学被重新定义或者被重新架构了;它产生了科学与公众之间单向的传播过程,这个过程没有价值甚至具有破坏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对科学是持怀疑态度的” [6]。有学者认为,缺失模型之所以有很多问题,主要出于三方面原因:
  首先,这一模型错误地把科学自身当作没有问题的知识体系来描述,英国另外一位公众理解科学研究者温在“坎布里亚羊”案例(对此案例,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详细介绍)中对科学家的建议和坎布里亚郡当地牧场主的经验知识所作的比较,就完全把科学的缺点暴露在了公众及学者面前。而杜兰特在1989年评估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对科学的态度的调查中提出的问题却或多或少脱离了科学产生的背景,也就谈不上认识到它的局限性了。
  其次,这一模型没有意识到:大量科学都远离生活,与日常生活无关。事实上,杜兰特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无知氛围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掌握一切知识。
  再次,这一模型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即科学理解总是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一模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试图把职业科学的认知模型强加到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中。[8]
  但是对于杜兰特等“缺失模型”的支持者来说,这个模型当然也有其存在的理由。杜兰特认为,大部分科学知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都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能够以科学知识为标准来检验公众的无知(uniformed)或者掌握科学知识(knowledgeable) 的程度。然而,“缺失模型”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寻求到支持的同时,却很难听到社会科学家的一句好话。杜兰特认为,在公众理解科学问题上,自然科学家与非自然科学家之间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很多非科学家所选择运用处理科学的术语好像都比较通俗、直接,所以与科学家相比,他们并不具备科学、技术的专业词汇。
  当然,要在“让科学理想化而使公众成为魔鬼”的公众理解科学,与“让科学成为魔鬼而把公众理想化”的公众理解科学之间做出区分,这并不是杜兰特的本意。他认为,应该寻找一种公众理解科学模型,这种模型在对科学与公众的批判分析时应该是公正的,是一个能够公正对待复杂性、微妙性、优点和缺点的模型。但是杜兰特认为,以上所提到的传统缺失模型的缺点并不能构成抛弃这一模型的理由。因为,民主的健康运行要依靠有素养的公众;在现代工业民主社会,真正的素养必须包含科学素养。如果我们要了解形成某一文化中公众对科学的了解和态度的话,有必要对公众理解科学进行一些测量。即使缺失模型在其他方面的确已经失去了作用的地方,比如在具有争议的转基因等生物技术问题上,但是杜兰特仍然认为,缺失模型的一个很大优点在于,它非常适合公众理解科学在教育方面的作用。[9]
  但是,毕竟缺失模型是已经偏离了时代,它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太适合于今天科学、民主的发展了。杜兰特也已经承认,有些领域利用“缺失模型”来解决是不合适的。洛克(Simon Locke)提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近研究标志正是这个“缺失模型”与温和其他学者提出的可能被称为“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观念之间的方法论争论。实际上,其中的差别表明了“公众理解科学”内在的一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仍然可以通过词汇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术语来澄清。在缺失模型中,公众理解“科学”强调了这里的科学就是正统科学:即关于“科学”,人们知道了些什么,主要的关注点是在于人们对达成共识或者没有异议的知识以及得到认同的科学共同体的方法论的认识和无知程度。然而,如果强调其中的第二个词语,就赋予这个词以截然不同的含义。[10]

三、 杜兰特的立场动摇
  我们已经知道,杜兰特是缺失模型的主要提出者。但是即使仅仅从他作为公众理解科学的创刊主编的身份来看,杜兰特也不可能不受其他模型的影响。杜兰特曾经对科学素养的各种定义很感兴趣,并在美国的公众理解科学学者米勒(Jon Miller)所提出的三个维度下对公众理解科学做了分类,认为,懂得一些科学知识很显然同理解科学是不一样的。尽管事实可能自身很有趣,也不是坏东西,但是懂得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理解了它们的意义,也不意味着理解了它们在更广泛的科学框架下所处的位置。另外,如果仅仅知道了科学事实,并不会对那些试图容忍当代科学问题的人有任何帮助。 
  而且在其早期工作中,杜兰特认识到了科学理解的二维结构(理解科学知识和理解科学过程)。他认为,众多伪科学利用科学方法使其产生影响或者得到它们的预测结果。那么公众是如何决定哪些是相互冲突但却公然宣称值得相信的呢?
  杜兰特认为,对于作为一种实践和机制的科学是如何工作、如何创造知识的理解有利于辨别伪科学。他认为,把科学作为一个机制来理解有利于公众把可靠的知识从不可靠的知识中区分出来。根据杜兰特的观点,公众需要的不仅仅是事实上的知识,不仅仅需要“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理想形象,他们更需要的是有关科学的社会机制如何真正运行,以产生关于自然界的可靠知识。[11]但出于分析的目的,杜兰特尽量避免使用米勒提出的科学素养的三维概念 ,也不想把公众个人分为具备科学素养和不具备科学素养两类。虽然在最近的工作中,杜兰特和他的同事们也提出了一个三维模型,但是在调查和研究中却继续仅仅使用词汇或者结构的理解维度。[12]可以看出,一方面,杜兰特意识到了传统模型已经不适合现在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仍然在维护他的缺失模型。杜兰特似乎是处在进退两难之中。
  不过,杜兰特的立场毕竟有了改变。他不再仅仅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了。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杜兰特提出“我们要把科学作为‘公众的知识’来看待;作为一个发展变化的发现体系来看待,这个体系的范围、局限、应用和影响总是可以让公众来审查、讨论,并接受公众的批评”。而且,杜兰特把公众论坛看作是培养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对话的最有效、最民主的方式[13]。
  在这里,杜兰特向“民主模型”(democratic model)倾向的转变就显而易见了。早在1995年,杜兰特已经认为,有必要把公众理解科学同对增加公众积极参与科学技术问题的机会的调查相结合[14]。后来杜兰特曾经在1999年发表文章,强调了公众在技术评估中的作用。他认为,更多关于科学传播活动发展的针对性研究将支持以“参与模型”为基础的,而不是“缺失模型”为基础的科学传播的发展。而这些研究的基础应该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15]
  杜兰特在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以及作为公众理解科学期刊的创刊主编工作,为他的公众理解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提供了向公众传播科学的实际案例。杜兰特认为,一般公众好像对科学技术有些迷惑,并要求更多地参与到科学技术在日程生活中应用的决策过程中。所以杜兰特比较认可民主模型,他认为,在民主模型中,应该强调公众在技术评估中的作用。[16]“公众往往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怀疑,尤其在被认为反映了具体的经济社会或者政治利益时”,公众对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决策缺乏信任,正是科学传播的民主模型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缺乏信任意味着加强对话的需要。“对于民主模型的支持者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在于从科学家到非科学家的单向传播,而在于两个共同体之间的开放的对话和协商”。在国家发展的背景下,以民主模型为基础的科学传播活动非常具有价值,因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可能会证明或者证伪专家对风险的评估。”[17]
  到此,杜兰特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妥协,杜兰特原本是缺失模型的坚定支持者,现在,他本人已经看到了缺失模型的局限所在,认为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作为公众理解科学的两个模型可以共存。简要地讲,缺失模型更可能在一些领域如正规的科学教育、公众健康等方面比较适合,民主模型则更适合于其他领域,如公众对于与转基因食品有关的环境问题的争论等。



参考文献:
[1] Geoffrey Evans and John Durant,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the Britain and USA, in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pecial International Report, edited by Roger Jowell et al., Aldershot,Hants : Gower,(1989), p.105-119.
[2] The Misappliance of Science, http://www.newstatesman.co.uk/199909130038.htm.
[3] Geoffrey Evans and John Durant,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the Britain and USA, in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pecial International Report, edited by Roger Jowell et al., Aldershot,Hants : Gower,(1989), p.105.
[4] Simon Locke, The Use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by Creation Scientists: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Public Understand.Sci.Vol.3,(1994), p.404.
[5] John R. Durant, Geoffrey A.Evans and Geoffery P.Thoma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Nature. Vol.6,(1989), p.11.
[6] Science Communication Models, http://www.peoplescienceandpolicy.com/scicommodels.html 
[7] UNESCO/DFI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cience Communication,(London, UK, 2000), http://www.sussex.ac.uk/spru . 
[8] John Durant, Geoffrey Evans and Geoffrey Thoma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Britain: the Role of Medicine in the Popular Representation of Science, in Public Understand. Sci,Vol.1,(1992), p.162-163.
[9] Ibid,p.163.
[10] Simon Locke, The Use of Scientific Discourse by Creation Scientists: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Public Understand.Sci.Vol.3,(1994), p.403.
[11] Jane Gregory and Steve Miller, Sci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edibility, New York: Plenum Trade,(1988), p.91.
[12] Jon D. Miller, The Measurement of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Public Understand. Sci,Vol.7,(1998), p.206.
[13] http://www.ic.ac.uk/templates/text_3.asp?P=2094.
[14] Edna F.Einsiedel, Understanding ‘Publics’ i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Science, in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The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ited by Meinolf Dierkes and Claudia von Grote,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p.213.
[15] John Durant, 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the Democratic Model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26,(1999), p.313-319. 
[16] Science Communication Models,http://www.peoplescienceandpolicy.com/scicommodels.html
[17] UNESCO/DFI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London, (2000),http://www.sussex.ac.uk/Users/prpk1/scicomm/democr.html

作者简介:
李正伟,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硕士研究所;刘兵,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100084.

 

 

2003年10月25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