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学传播的几种模式
Various model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韩建民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上海 200000)

 

内容提要:本文从科学传播角度系统地论述了晚清时期西方科学在中国各领域的普及传播,主要涉及译书出版、口岸传播、留学生传播、办学和实物传播等模式。文章分析了晚清出现传播科学高潮的成因,提出研究近代西方科学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接触规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认为这些规律是中国科学传播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文初步分析了这些传播模式的特点、作用以及各种模式之间的联系,对今天做好科学传播有启发借鉴意义。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science into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t relates to the communication models such as communic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ports, of overseas students, of running schools and of material object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climax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brings forward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Western scienc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inally , it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s and relations of various kinds of communication models. Therefore, it has th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us to do the work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关键词:科学传播;晚清社会;模式
Key word: Science communication , Late Qing dynasty, model



  晚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的一次高潮。传播主体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洋务派人物、留学生、海员、码头工人及一般民众,受众对象也是上致皇上老臣下到平民百姓,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
  鸦片战争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以及满清政府意识到西方船坚利炮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地接受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关于这些问题以往研究较多,这也确实是当时传播西方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根据文化传播学的规律,只有势能高的文化要素才能传播到低的空间,且具有较大的动能和效应。因为文化传播不是靠武力能解决的,文化场是无形而客观的,是长时间发挥作用的。征服者可以占领土地、财富等有形的东西,但如果文化场没有优势也不可能让异帮接受自己的文化,历史上“征服者被征服”例子并不少见。西方传教士也意识到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相比并无绝对优势可言,那么要想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义就必须依赖高点文化元素,即中国人认可的西方科学技术作为重要内容。这样就形成了晚清时期洋务派和西方传教士共同投身中国科学传播的情景。
  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看,这基本上也是近代西方科学这一特定文化与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第一次大面积相遇,在这两种文化的接触和碰撞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规律性的东西,系统地研究这些接触面上的特点和规律,对今天我们做好科学传播也很有益处。

译书出版是晚清最重要的科学传播模式

  晚清时期主要有两大译书系统。一是洋务派创办的,即晚清的两个译书中心,京师同文官和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官1862年成立,主要有两大任务培养外语人才和翻译西书,但所译书以公法为主,也兼及其他。科学书有:《格物入门》、《格物计算》、《化学指南》、《化学阐原》、《天学发轫》等。另一个中心是江南制造局,该机构1865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立,是当时最大的传播科学译书机构。译员由中外人士组成,中方科学家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西方人士有傅兰雅、林乐知等。由于外国学者不精通中文、中国学者不熟悉外文,就产生了西译中述的译书模式,晚清所译图书基本上采用这种方式。此外洋务派的译书机构还有:广学会、益智书会、科学仪器馆等;二是教会的译书机构,19世纪40 ——50年代西方科技著作的引进主要是在墨海会馆、美华书馆等教会译书机构进行的,李善兰、伟烈亚力、艾约瑟作出了很大贡献,出版了《代微积分拾级》、《重学》、《几何原本》等科学读物。60年代后,西方科技著作引进与传播中心才转移到江南制造局等洋务派译书机构。正是由于这些译书机构的共同努力,一大批科普书籍大量出现,以启蒙命名的科技书籍有《西学启蒙》、《格致启蒙》、《西算启蒙》、《化学启蒙》,这些科普读物对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是非常有用的。有统计显示这一时期总共翻译出版西方科学图书达数百种之多,为近代西方科学系统地传入中国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译书人物首推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他应该是中国科普的洋先驱,其一生译书129种之多,大部分是科学普及读物,恐怕今天的一些科普老前辈也无人企及。关键是他还做了其他三件对中国科学普及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专门性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科普学校——格致书院;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尤其是其对格致书室的经营很有特点,格致书室销售科普图书的方式可能比今天的新华书店还要先进,分销、代销、送寄,其网络遍布沿海、沿江和内地。到1897年,其销售额达15万银圆,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可见傅兰雅当时就注意到科学传播渠道的重要性。(在英国有一本书《JOHN FRYER——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对傅经营书室有详细的介绍)。
  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译书出版这一科学传播模式,确实对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扩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传播方式相对其他方式有如下优点:
  (1)准确性较高;
  (2)传播级数和半径更大;
  (3)内容上传播扇面宽;
  (4)传播持续时间较实物传播和办学模式更久。
当然受晚清时空条件的局限,这种模式也有一定的缺陷:
  (1)对受众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当时能看懂西书的毕竟不是普通民众;
  (2)译书没有整体规划,显得比较凌乱,缺乏科学知识之间的系统性;
  (3)口译者并不是西方一流科学家,缺乏精深的科学知识。

实物传播模式

  这种传播在明末清初即已盛行,当年康熙皇帝就是看了西方传教士送的各种西洋仪器,才对其产生好感而允许传经布道的。晚清时期这些西洋科技实物一般由传教士和中国留学生、海员带回,诸如大炮、望远镜、西洋乐器、照相机、物理化学器物、西洋建筑等,经由多人逐次绘声绘色描述传播,进而直接和间接进入普通受众。比如照相技术就是通过实物传播与译书结合传入我国的,英国伦敦传教士德贞在国内即研究照相和幻灯技术,于1860年来华后,在北京开办医院用照相技术为人治疗,并到宣武门大街当众表演,引得许多人好奇围观,一时之下京城内外广为传播。守旧人士斥其为异端邪术,认为照相是取“目睛之水”“人心之血”。但有许多人亲自向德贞求教,并形象地逐级向下传播。后来德贞出版《脱影奇观》一书,使照相技术正式传入中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实物传播在晚清时期由一级传播链(亲见人物)通过口耳相传逐级向中国内地和普通民众传播。这种传播有以下特点:
  (1) 空间局限性大。由于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使这种传播仅限于近距离,传播速度缓慢;
  (2) 形象性强,但准确性差;
  (3) 一级传播链易断,但可通过口、耳形成多级弱传播链,传播内容易失真;
  (4) 传播目的的完成一般要借助其他传播模式。

兴办学堂学习传播西方科学

  和译书机构一样,当时也有两类学校对科学传播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新式学堂书院,著名的有北京同文馆、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上海广言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后来洋务派还创办了一些理工学堂,如北洋大学、天津电报学堂,这些为西方科学系统地进入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教会学校。从最早在澳门开办的中国第一家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到清朝结束统治,中国各类教会学校共培养学生数十万人,在当时的中国已是个不小的数字。因为那时大多数人根本不知自转公转、分解化合为何事,更不知道牛顿、培根、开普勒,但这么多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分布在沿海、沿江和内地,天天讲授在西方看来平常,对国人却十分新颖奇妙的科学知识,而这些学生又把这些科学知识散播到周围的人群,可以想象这对西方科学传入中国起了多么大的推动作用。
  和其他几种模式相比,办学传播有以下特点:
  1) 传播持续时间较长,仅次于译书出版文字传播;
  2) 传播主体与受众对象距离较近,有反馈和交流,传播准确生动;
  3) 大多情况与译书出版等文字传播交替进行;
  4) 传播几何级数大,但传播速度衰减较快;
  5) 传播虚半径较实物传播大,但比译书文字传播小。

留学生归国成为传播西方科学的生力军

  从1847年容闳等三人赴美留学开始,晚清时期有一大批人赴美、欧学成归来,这些人既有先进的现代科学理论,又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希望中国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以实际行动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像詹天佑设计了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并在青龙桥设计出“人”字型路轨,以减缓坡度,使当时普通百姓都家喻户晓,在华北农村还流传着歌颂詹和京张铁路的民歌。另外在这些留学生中唐国安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并出任第一任校长,蔡绍基对北洋大学的建设也做了基础性的贡献。还有大批归国学生深入到造船、矿山、铁路、电报电话等行业,以实际行动向古老的祖国传播渗透着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在探讨晚清科学传播的问题时,我们应看到归国留学生所做出的历史作用。
这类传播的特点是:
  (1)实用性强,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2)使普通受众感情上更易接受,培养了一般民众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亲和力;
  (3)涉及面广,传播终极变量较其他传播方式明晰活跃。

通商口岸成为科学传播的桥头堡

  1842年,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口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成立译书机构,这样通商口岸就涵盖了其他的几种传播模式,因此探讨口岸传播可能更宏观一些。
  严格来讲,这不是一类传播模式,但通商口岸作为一个西方渗入中国的前沿阵地,确实在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因为口岸城市是一个整体性的模块,因此它本身就包含了以上几种传播模式,但又不完全一样。与实物传播有共同之处,都是在原点上通过人与物共同传播的,人又分为中国人和外国人,物流又分为实物流和模块,实物即是指从西方发达国家运进的科技实物和产品;模块是指以口岸城市为中心建立的租界和带有现代科学技术特点的生活群,这些对普通中国人的科技启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国人许多对现代科学的初步认识就是通过这种一定距离的观察和仿效逐渐渗入中国大部地区的,如“戏匣子”(收音机)、“洋火”(火柴)等。另一方面中国船员对西方科学技术传到中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他们不仅有输入而且有输出,据说京剧就是通过海员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此外口岸传播与实物传播相比有整体性和持久性特点,如建在沿海口岸城市的各国租界,可以长时间以静态方式展示着当时西方国家的科学与文化(这当然也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罪证)。
  说到近代科学引进及口岸传播,不可能不提及上海,因为上海是晚清科学传播的中心和前沿。上海自1843年通关后,西人、西物、西书源源而来,逐渐成为西学传播的中心。江南制造局以前已有墨海书馆、美华等出版机构等,在晚清时期所翻译的西方科学图书中,大多是通过上海这一桥头堡传播到内地的。也许这种科学传播的文化积淀和磁场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在近几年的全国科普好书评奖中,上海滩独揽半壁江山,依然是科学传播最重要的码头。

结束语

  晚清时期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是个复杂的课题,国内外研究“西学东渐”的人很多,但大多是从政治、社会、文化角度入手。本文试图从科学传播的角度,对这一过程中内在规律性的东西有一点触及,也许对我们今天做好科学传播有一些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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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7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