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文化》第6期,北京·香港·台北,1992

上古天文考
——古代中国“天文”之性质与功能

江晓原

 

  是篇之作,非为考论中国古代天文学(astronomy)之成就或内容,而旨在阐明古代中国“天文”之性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顾专治天文学史者,或因此事无关乎“成就”,或认为此事不属天文学史之范围,大都不屑及此。然而此事不明,则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之历史,终不能臻于全面、深刻之理解。因草成此文,俾作引玉之砖,以就正于高明。

一 “天文”之本意

  “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为古代中国“天文”一词传统含义之一。早期文献中作“天象”解之例甚多。兹更举稍晚文献中两例,以见此义保留之久。《汉书·王莽传》: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谬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
此所谓“天文”,指上述“有星孛于张”事。又《晋书·天文志下》引《蜀记》云:
  明帝问黄权日: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
黄权所言“天文”亦指天象甚明。此类例子极多,无烦多举。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时变”云何?可求之于《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今人观天象为探索自然,先民观天象为预知由天象所兆示之人事吉凶,由此“天文”一词又引申为:仰观天象以预占人事吉凶之学。此“天文”之第二义也,可引《汉书·艺文志》之语说明之: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是“天文”在古人心目中,其性质如此。可知古代中国之“天文”,实即现代所谓“星占学(astrology)。历代正史中诸《天文志》,皆为典型之星占学文献,而其名如此,正与班固用法相同。而此类文献在《史记》中名为《天官书》,则尤见“天文”一词由天象引申为星占学之痕迹——天官者,天上之星官,即天象也。后人常“天文星占”并称,亦此之故,而非如今人以己意所逆,将“天文”与“星占”析为二物也。
“天文”之本意既明,则可知今人以“天文学”对译西文astronomy(由拉丁文astronomia而来)一词,虽不为无因,终不免大违“天文”之传统本意。第以约定俗成既久,当然不妨继续沿用。
  古代中国“天文”虽可对应于今人所言之星占学,然西人在此事上有两项不同概念,亦不可不稍察。古代中国星占专言军国大事,如战争胜负、年岁丰歉、王朝兴衰、帝王安危等,而不及一般个人之穷通祸福,对此类星占学,西方谓之judicial astrology,以区别于欧洲专以个人出生时黄道十二宫等天象预测其人一生祸福之星占学,后者被称为horoscope astrology。horoscope意为“天宫图”,即其人出生时刻之天象也。

二 “昔之传天数者”

  在拉丁文中,astrologus一词兼有两义,其一指现今意义上之“天文学家”,其二为“星占学家”。此事适与中国古代相合,可视为古代中西文化有相同处的例证之一。在古代中国,本无现代意义上之天文学家,而仅有星占学家,但星占学家既要执行其职事,势不得不从事若干合于现代天文学范畴之工作——其最显著者为推算日、月及五大行星之运动规律与位置。故astrologus之两义,正揭示今之天文学家系从古之星占学家演变而来。此原为众所周知之理,无须深论,唯对于“古代中国本无现代意义上之天学家而仅有星占学家”一事,尚可提供具体证据以说明之。
  现今所见古籍论及此事者,以《史记·天官书》为最早,也最重要。此后各史《天文志》及言“天文”之书,或有论及此事者,不过复述太史公之文而稍有增损。故以《史记·天官书》所记最有考察价值。原文如下:
  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眯;赵;尹皋;魏:石申。

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astrologus名单。称为“昔之传天数者”,至为确切。且名单追溯到上古时代,尤能看出上古“天文”发生与演变轨迹。
  上述名单可以巫咸为界,分为两部分:巫咸及其以上诸人,皆为上古传说中人物;巫咸以下诸人则大抵为先秦史籍中有确切记载可征,因而较为真实者。太史公记巫咸及其以上诸人,大有深意,留待下节考述。此处先论巫咸以下诸人。
  先秦典籍中以《左传》记载“传天数者”之行事最多,故以下据《左传》为主而兼采旁书,进行考察。考察之目的,不在论定事件之真伪,而在于判明诸“传天数者”在历史上主要以何种面目出现。
史佚《左传》提及史佚五次,《国语》提及史佚一次,先依次列出如下:

  且史佚有言日: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僖十五年)
  史佚有言日: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文十五年)
君子日: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宣十二年)
  史佚之志有之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四年)
  史佚有言日:“非羁何忌?(昭元年)
  ,昔史佚有言日: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国语·周语下》)


以上六则,同一模式,皆援引史佚之政治格言,类宋明诸儒之称引语录然。稍可怪者,初看似无一语及于其“传天数”之事。
  史佚,《国语》韦昭注谓“周文、武时太史尹佚也”。据《周礼·春官宗伯》,太史之职掌甚多,其中与“传天数”有关者包括:
  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

此后其职责与其他官员互有分合,逐渐演变成为皇家“天文”机构——兼有《周礼》中太史、冯相氏、保章氏、挈壶氏等职掌——之负责人,即后世之“太史令”。史佚既任太史,其本职自与“天文”有密切关系,此当为司马迁列之于“传天数者”名单之故。太史地位尊崇,殆类帝师,上述格言正与其身份相符。或因其格言极为有名,遂掩其旁的行事,而使其人特以政治格言名世。
  苌弘
  《左传》共载苌弘八事,列出如下:
  景王问于苌弘日: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子对日: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昭十一年)
  苌弘谓刘子日: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君其备之。(昭十七年)
  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日: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昭十八年)
  苌弘谓刘文公日广…·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昭廿三年)
刘子谓苌弘日:甘氏又往矣。对日:何害,同德度义……君其务德,无患无人。(昭廿四年)
  晋女叔宽日:周苌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苌弘违天,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定元年)
  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日:闻诸道路,不知信否——若闻蔡将先卫,信乎?苌弘日: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卫,不亦可乎?子鱼日: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吾子欲复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如之何?苌弘悦,告刘子,与范献子谋之,乃长卫侯于盟。(定四年)

  六月癸卯,周人杀苌弘。(哀三年)

其中昭十一年,昭廿三年两事显属星占预言。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之“天”,常泛指“人”之外的整个大自然,故据“三川震”而言胜负,乃至昭和十八年之预言毛得灭亡,都属“传天数”之事无疑。其余昭十七年、廿四年、定四年事,皆属政治活动及建议。定元年、哀三年两事则载苌弘之死。苌弘之死在《史记·封禅书》中也曾提到。
  上八事年代确切,情节分明,据此已可勾勒苌弘其人之大致轮廓。《史记·天官书》张守节《正义》称苌弘“周灵王时大夫也”,而《左传》所载八事皆景、敬两王时事,苌弘死时上距灵王末年63年,其为三朝老臣亦有可能,但主要活动于景、敬两王时则无疑。苌弘并非专职“天文”官员,但精擅星占之学,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终因政治斗争而招杀身之祸,与后世北魏崔浩一生行事极相类似。
  子韦
  子韦事较早见于《吕氏春秋·制乐》: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日: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日: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岁。公日: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日: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德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
此事亦见《淮南子·道应训》、《论衡·变虚》等篇,所述大同小异。是子韦以典型星占学家面目出现无疑。
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类共二十一家,为首即《宋司星子韦三篇》,其书虽佚,其主旨尚可得而言,班固阴阳类按语云: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顷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可知仍是古时星占学之别流。至于“羲和之官”、“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等古代习语,今人多有误解,说详下文。
  裨灶
  
《左传》纪裨灶行事共六则:
  裨灶日: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襄廿八年)
于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日:犹可以终岁,岁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伯有氏)亡也,岁在姆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襄三十年)
  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日: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日: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日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日五十二年。(昭九年)
  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日: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昭十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郑裨灶言于子产日: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罐学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昭十七年)
  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亦不复火。(昭十八年)

裨灶六事,全为典型之星占学预言。裨灶似特别熟悉木星运动,其前四事皆据此立论。此为星占学家掌握若干天文学知识之例证。但裨灶之言,或故神其说,或牵强附会。如襄三十年事,本不过预言伯有氏将在十一年后灭亡,乃引入岁星之运行、十二次等星占学专业概念,哗众取宠。又如昭十年事,天象为女宿出现新星,欲联系到晋君,苦于毫不相干,乃由二十八宿而十二次(玄枵之次婧女、虚、危三宿),由玄枵而颛顼(《尔雅·释天》:玄枵,虚也,颛顼之墟也),由颛顼而姜氏任氏,由姜氏而邑姜,由邑姜而晋之先妣,最后终及于晋君。凡此种种,皆古时星占学家之惯技耳。
  观上述史佚、苌弘、子韦、裨灶四人,子韦被认为是宋景公时“司星”,以星占之事著于世,固属正常;裨灶与苌弘相似,职务为“大夫”,并非专业星占学家,而《左传》提及裨灶六次,乃无一不是星占之事:史佚被认为是太史,为专职之“天文”官员,乃反以政治格言名世。可知“昔之传天数者”,并不限于专职之“太史”、“司星”等,只须身为朝廷重要官员而又精于星占之学,皆有可行使“传天数”之职责。
甘公·唐酥·尹皋·石申 
  前述史佚、苌弘、子韦、裨灶四人,年代较远,却仍有颇多事迹可考;而甘、唐、尹、石四人活动于战国时期,年代较近,可考事迹反而甚少,故合论于此。四人之中,唐酥、尹皋未见事迹记载,推而论之,当不外甘、石之同类人物。
  《史记·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名单提及甘公处,裴驷《集解》云:“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张守节《正义》则称:
  《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
  司马迁将甘公归于齐,张守节则谓楚人,又《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后亦有“六国时楚有甘公”之语。《集解》鲁人之说转辗相引,似难信据。或者也可解释为本是鲁人,而后仕于齐或楚。
  甘公行事,尚可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考见:
  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甘公日: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汉王厚遇之。
则甘公亦典型之星占学家。此处{集解》引文颖之言曰:“善说星者甘氏也”,是甘公当时以精通星占学闻名。
  魏人石申,或作石申夫,行事未见记载。
  《史记·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名单处张守节《正义》称:“《七录》云: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
  甘、石齐名,汉人常并称之。《史记·天官书》云:
  故甘、石历五星法,惟独荧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它星逆行,日月薄蚀,皆以为占。
此处“历”字宜注意,作动词用,犹步也,描述推算也。而描述推算五星运动正是古代历法之重要内容。甘、石已掌握一定水准之行星运动理论,但其宗旨则仍在星占。又《汉书·天文志》云:
  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
其说与《天官书》稍异。
  关于甘、石著作,汉以后古籍中常称引(如上述《汉书·天文志》所谓之(经))。其可怪者,《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之天文类、历谱类竟未著录任何甘、石著作。仅在杂占类中著录一种:《甘德长柳占梦》十一卷,以星占学家而作占梦之书,在古时也属正常,《周礼·春官宗伯》有“占梦”之官,“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足见占梦古时确与“天文”相关。而自东汉以降,对甘、石著作之记载反而转多。许慎《说文解字》中出现《甘氏星经》之名,《后汉书·律历志》有《石氏星经》之称,梁阮孝绪《七录》谓甘公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作《天文》八卷,至《隋书·经籍志》乃称“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又著录石氏《浑天图》、《石氏星经簿赞》、《甘氏四七法》等书,后两书《旧唐书·经籍志》亦著录,题“石申甫撰”及“甘德撰”。
  甘、石星占著作目前可能尚有部分内容留存,主要见于唐瞿昙悉达所编《开元占经》,其中有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大量星占占辞及恒星表。又有唐萨守真《天地祥瑞志》、唐李凤《天文要录》抄本残卷,现皆藏于日本,其中也有甘氏、石氏及巫咸氏三家星占遗文。三氏星占之书一同留存,并非偶然,此事显然与《晋书·天文志上》所记西晋初陈卓有渊源:
  后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图……以为定纪。
  此外另有《甘石星经》一种,见于《说郛》、《汉魏丛书》、《道藏》等丛书中,题“汉甘公、石申著”,殆为后人伪托无疑。
  关于甘、石遗书之真伪及成书年代,中外学者竞相考证,言人人殊①,此处不暇论及,但明其书皆为星占学著作可矣。唯有一事宜稍加申论:学者多从甘、石遗书之年代(据其中恒星位置以岁差之理推得,但仍多歧见)以推论甘、石其人生活之年代,而遗书年代又难以确认,遂每泛言甘公为“战国时代人”,时间跨度长达数世纪之久,而不知由前引《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甘公为张耳作星占预言事,已可确定甘公生当战国末年,至楚汉相争时尚有活动也。此与甘氏遗书中星表年代较此更早也不矛盾,因星经之占辞、星表之数据,皆可承自前代,而行事则非身当其时不可也。
  以上八人,为司马迁“昔之传天数者”名单之后半部。由考论结果可知:八人之中,或为著名星占学家,如子韦、甘德、石申;或为精擅星占学之政要,如苌弘、裨灶;或为以政治格言名世之太史,如史佚;而无一人为现今意义上之天文学家。
  司马迁之名单又将先秦时代重要的“传天数者”大体囊括,因而极具代表性。考之史籍,可补人该名单者至多不过鲁之梓慎、晋之卜偃等二三人而已。然此二三人皆为裨灶等之同类人物,故对考察司马迁名单所获之结论并无丝毫影响。
  又八人之中,惟甘、石有著作残编传世,关于两氏遗书在古代中国“天文”上之地位,《晋书·天文志上》言之甚明:
  降在高阳,乃命南正重司天……(与司马迁名单相似,略之——晓原案)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其巫咸、甘、石之说,后代所宗。
考之古代中国星占学文献,保存于《开元占经》等古籍中的甘、石、巫咸三氏之说,为正统,为主流,确是事实。

三 巫咸与通天巫觋

  据前节所述,已知传世星占学系统有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巫咸,《史记·天官书》列为“殷商”,《晋书·天文志上》亦谓“殷之巫咸”,张守节《史记正义》更谓:“巫咸,殷贤臣也,本吴人,冢在苏州常熟海隅山上。”然而谓殷代人而作此星占体系,其说实不可信。学者以传世巫咸星表推算其年代,乃远在公元之后②,无论如何未能及于殷商。以古代所掌握之天文学知识而言,后人继承前代星表固是常事,但殷代人则绝不可能预知一两千年之后的星象(此事在今人已轻而易举)。故欲明巫咸之事,不能借助归于其名下之星占学遗书,即“殷贤臣”之说亦仅可聊备一格。然而巫咸其人,实勘破司马迁“昔之传天数者”名单奥义之大关键也,故又不可不另觅考察途径。
  除“天文”古籍外,其他古籍中论及巫咸者颇多。其说虽似荒诞不经,但合而观之,大有帮助。先列出如次:
  昔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日:果哉而有咎。(《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
  巫咸作筮。(《世本·作篇》)宋衷注:巫咸不知何时人。
  神农使巫咸主筮。(《路史·后纪三》之说)
  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世本》)
  昔殷帝太戊使巫咸祷于山河。(《太平御览》卷七九零引《外国图》)
  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楚辞·离骚》王逸注) 
以上六则皆神话传说,单独一则,颇难信据,合而观之,则可明了两点:
  其一,巫咸之身份。前三则谓巫咸创立筮法或为人筮吉凶,第四则系以“鸿术”为帝医,第五则为“祷于山河”,此三种行事,皆上古时代巫觋之“本职工作”也,故王逸径指巫咸为“古神巫也”,信乎不谬。  其二,巫咸之时代。六则之中,而有五说:黄帝时、神农时、帝尧时、殷中宗(即太戊,又作大戊)时、“不知何时”。可知巫咸作为一传说中人物,其年代已无法确定。
  综上两点,应将巫咸视为一近似虚构之概念化人物——上古神巫之代表或化身,最为妥当。此说或可在《山海经》两条记载中得到旁证: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所谓“巫咸国”、“十巫”等,不妨视为上古巫觋——女巫曰巫,男巫曰觋——阶层之缩影。而十巫之首,正是巫咸,则将巫咸视为上古神巫之代表或化身,当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然而上引《山海经》记载,意义远不止于此。其最重要者,在于触及中国上古文化之核心观念——通天。登葆山、灵山,实即上古神话中之“天梯”,群巫缘此上下,即上通于天矣。袁珂释“十巫从此升降”谓:“即从此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之意。灵山盖山中天梯也。诸巫所操之主业,实巫而非医也。”③深得其旨。上古巫医同源,群巫升降之所既“百药爱在”,则巫咸以“鸿术”而为帝医,特其余事而已。
  关于通天之意义,留待下文详论。此处宜注意者,通天之人为谁——以巫咸为代表之上古巫觋也。持此观点,转而考察司马迁“昔之传天数者”名单之前半部,则此中未发之覆,遂能次第显现而真相大白矣。兹略仿上节之法,通过考述巫咸以上诸人,以申论之。
重、黎关于重、黎,先秦典籍中记载颇多,兹列其较重要者数条如次: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
  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
  重实上天,黎实下地。(同上)
  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日月山,天极也……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山海经·大荒西经》)
以上数则,所述为一事,即重、黎受命断绝天地间之通道。《国语》“少嗥之衰也”以下长段描述,即上古巫术盛行,入神交通之场景。天为神所居,地为人所处,故人神交通与天地相通,实一义也。观夫“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则可知交通天地人神之巫术普遍流行,大有“世俗化”之嫌,故帝颛顼采取断然措施。所谓“重献上天”、“黎邛下地”,献训举,邛训抑,压也④;举上天,压下地,正“绝地天通”之形象描述也。关于此举之真实意义,杨向奎有如下解释:
  那就是说,人向天有什么请求向黎去说,黎再通过重向天请求。这样是巫的职责专业化,此后平民再不能直接和上帝交通,王也不兼神的职务了。……国王们断绝了天人的交通,垄断了交通上帝的大权。⑤
  其说至为精当。此上古时代社会演变之历史,虽以神话面目呈现,但当时实况,即使稍有变形,当已大致反映于此神话故事之中。
  由此可知,若以巫咸为上古通天神巫之抽象化身,则重、黎二人当可视为专业化巫觋之首席代表矣。
羲和近代论者每因不明“天文”本意,遂将羲和(若果有其人的话)及以羲和为代表之古代astrologus与现代天文学家等量齐观,羲和竟以“古代天文学家”知名于世。然而考之古籍,此说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斯不可不辩也。
  关于羲和,古有一人,两人(羲、和)乃至两氏四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说,因无关本文宏旨,以下不对此多加区分。兹仍先列有关羲和身份行事之记载如次:

  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日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
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启筮》日: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同上郭璞注)
  颛顼受之……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触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国语·楚语下》)韦昭注:绍育重、黎之后,使复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
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史记·历书》)
  乃命羲和,敬/顷昊天,数法日月星辰……(《史记·五帝本纪》)裴驷《集解》:孔安国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张守节《正义》:《吕刑传》云:重即羲,黎即和,虽别为氏族,而出自重、黎也。
  重、黎之为专业通天巫觋既已如前述,则观上列各条,羲和作为其后任,其身份与重、黎相同,已无疑义。所谓“典天地之官”、“掌天地之官”,即专司沟通天地人神也。既明羲和为通天巫觋,《山海经》中之羲和神话遂亦有义理可寻:《国语·楚语下》固已明言“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矣,则神话中羲和身为女子,于理亦无不可。帝俊与“有通天彻地之能”的女巫结婚,正中视为上古王巫结合之遗迹。而生日、浴日乃至“主日月”,亦不外司天之象征也。由此而重温《尚书·尧典》中“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前引《史记》文作“数法”,司马贞《索隐》谓与“历象”相同,意为“以历数之法观察日月星辰之早晚”,是)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等语,方可得到更深刻之理解。其语在表面上虽略有“科学”色彩,实质所指,仍不出通天事务也。
昆吾
  “昔之传天数者”名单前半部诸人中,唯昆吾稍异。考之古籍,昆吾似为一与通天巫觋无关之神话传说人物。《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不能由此知其为何种身份之人。《史记·楚世家》谓昆吾为重、黎之后裔:“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日昆吾……”而吴回为重、黎之弟。由此仍不知昆吾为何等人物。《左传》昭十八年苌弘预言毛得必亡,有“是昆吾稔之日也”之语,稔训为“恶贯满盈”,是昆吾似未得善终。然而终无法知其为何种人。但司马迁列之于“传天数者”之中,必有所据,姑存疑于此。
  综上所述,《史记·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名单之前半部,除昆吾一人稍异,姑置不论外,其余巫咸、重、黎、羲和诸人,皆为专司沟通天地人神之巫觋。斯诚不必凿定为具体之真人真事,第明乎诸人在历史上确以此种面目出现,已足为后文讨论之阶梯矣。再回忆名单之后半部,据上节考述,皆为著名之星占学家或参与星占事务者,则此“传天数者”名单之蕴义,已可得而言:
  十四人既列入同一名单,则此诸人必有某种共同之处无疑。此共同之处为何?可一言以蔽之曰:通天。所谓“传天数者”,即专司通天事务之杰出人物也。观此名单,其上半部为专司沟通天地人神之巫觋,下半部则为以星占学名世之astrologus,文明演进之痕迹于此判然可见——古之天文一星占学家(此实为astrologus较切合之对译),即上古时代通天巫觋之遗裔也。换言之,天文星占之学,即通天之术也;太史观星测候,即不啻巫觋作法也。

四 灵台与通天事务

  前述《山海经》中所载,以巫咸为首之十巫在“灵山”升降,上通于天。而后世皇家天文一星占学家观天之台,恰被称为“灵台”。两名相合,恐非偶然。灵本作霓,其下部赫然有“巫”字,指明灵台与巫之密切关系,亦犹筮下之“巫”字,表明筮本为巫之专职。故灵台者,本巫觋作法通天之坛场,而非科学家探索自然之机构也。论者多将灵台称为现代天文台之前身,如仅就台上有人观天一点而言,此语固无不可,然而两者之根本性质,遂由此而混淆矣。关于灵台之性质与用途,古人言之甚明:
  天子有灵台,所以观棱象、察气之妖祥也。(《诗·大雅·灵台》郑玄注) 
  ……灵台,观台也,主观云物、察符瑞、候灾变也。(《晋书·天文志上》)
灵台又被称为观星台、司天台等,为皇家“天文”机构之表征。在古代传说中,虽尚有清台、神台等名,但以灵台为最常用。东汉张衡作有《灵宪》,为一典型星占学著作,论者或谓不知其命名之义,其实,灵者,灵台也;宪者,宪则、法则也,故《灵宪》者,犹《星占纲要》或《天文要论》也。观其书所存内容,正是如此。
  《诗·大雅》有《灵台》篇,首章云: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对此追论中国天文台历史者常加引用,所获推论,大致有二:中国天文台历史之早,于周文王时已有之,一也;周文王重视天文学,二也。但由前论“天文”本义及灵台性质,此种推论皆类郢书燕说,已不待言,而此章另有重大意义,则尚未见有阐述者。
  夫“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人海战术,搞“工程会战”以赶建灵台也。周文王即使真是“重视天文学”,亦何至于如此?《灵台》篇小序有言:
  《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
  此数语已初揭其秘。“民始附”者,政权初具规模也。其时周渐强盛,对商已有不臣之意。《灵台》篇孔颖达疏引公羊说云:
  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
  彼时商为天子,周文王仅为“不得观天文”之诸侯,而竟聚众并工赶造灵台,是已有犯上作乱之心,敢于窥窃神器,觊觎大宝矣。
  九鼎之为神器,王孙满不许楚子问其轻重,此已为人所熟知,然而观天、通天之灵台,实为古时最大、最重要之神器。因为通天之事,为上古时代政治上头等急务,直接关乎统治权之有无。比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云: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若以此为造字之说,或未免穿凿,然而其所依据之观念,实为上古政治思想之要义所在。所谓“通其道”,即沟通天地人神也。又如张光直通过研究夏、商、周三代考古文物,得出如下结论:
  占有通达祖神意旨手段的便有统治的资格。统治阶级也可以叫做通天阶级,包括有通天本事的巫觋与拥有巫觋亦即拥有通天手段的王帝。⑥
  张光直的研究,因系以三代青铜器等文物为主,故未及于典籍中之“天文”等方面,但他对中国古代帝王(他喜称“王帝”)通天与统治权关系之论述,确有真知灼见。
  灵台之性质与地位既明,则中国历史上官营“天文”之强大传统及有关现象,遂可获得合理解释。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皆设有官营御用之灵台,后世改称司天台、太史院、钦天监等,甚至还有所谓“内灵台”,由宦官掌之。即令只金瓯一片之小朝廷,亦必设立钦天监。现代论者对于古人当四方攻伐、生死存亡时刻,何以如斯重视此不急之务,无法说明,遂常以“有重视天文学的传统”解释之,而不知愈当兵凶战危之时,灵台观天愈为急务也,《史记·天官书》云:
  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此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机祥,候星气尤急。
  是时各国纷纷僭号称王,无复天子诸侯“名分”,当然各有各的灵台及星占学家,此甘、石、唐、尹诸人所以垂名于世也。而昔年周将革命,文王赶建灵台,固已树立榜样于先矣。
  灵台既为观天通天、得国掌权之神圣处所,则灵台所陈列之观星仪器,也就不同凡响。清代《皇朝礼器图式》中详录当时皇家观象台上所陈大小仪器,上古遗留之传统观念,于此清楚可见。若谓之“重视科学仪器”,则世间其他科学仪器尚多,《图式》何以无一列入?礼器也者,通天通神、象征王权之重器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所以攘外安内,祀所以通天通神,故礼器中包括观星之器,在古人看来实属顺理成章。极而言之,观星之器与传说中之九鼎,同一性质,同一级别也。
  后世灵台之中,人员众多,分工明细。其日常事务,大体可分为两大端,曰观天,曰造历。观天为观“天文”以占人事吉凶,比较易知。太史之地位,虽不若上古时重、黎之神圣崇高,但作为“天意”之传达者与解释者,其品秩虽不甚高,却仍隐然有“帝师”意味,非同晶秩之其他官员可比。秦汉以降,两千年间宫廷天文一星占学家谈论天象、预言吉凶之例甚多,皆不出前述苌弘、子韦、裨灶、甘公等人行事之模式。因观天为通晓“天意”之途径,而“天意”又直接关乎王朝之兴衰存亡,故古人观天甚勤,留下大量天象纪录。此种纪录,在今天固可利用为科学研究之资料,但在当时则尽为星占学文献,而不具有任何现代意义上之科学性质,此不可不注意也。
  关于造历,现代论者常将其与观天分割开来,谓观天即使属星占学活动,造历则为现代意义上之数理天文学无疑矣。此说亦非无据,因传世之古代中国历法,其内容确属数理天文学;然而历法在古代之主要功能,及历法在古人心目中之性质,遂因上述说法而被掩盖。实际上,历法在古代中国,就其功能言之,是为星占活动所必需之工具(预知日、月和五大行星运行状况及位置);就其性质言之,则与星占学同为通天之手段,仍属“天文”范畴之内(古人常将“天文历法”、“星象历法”并称,正因此故)。关于此事笔者已有另文专论之⑦,此处姑略举古人论述数则,以见在古人心目中,历法性质确乎如此。《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历谱类下云: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
  班固于《艺文志》各略各类后所加之简要评语,皆为古代中国具有代表性之观念,对于其说,自不能视而不见。又《后汉书·律历志下》云:
  夫历有圣人之德六焉:以本气者尚其体,以综数者尚其文,以考类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时,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来者尚其流。大业载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将有兴焉,咨焉而以从事,受命而莫之违也。
此可视为对上引班固之说的补充与阐发。又《史记·历书》云:
  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史记·历书》为历代正史中《历志)、《律历志》之祖,其说同样值得重视。若谓古之历法具有现代数理天文学之内容则可,若谓其已具有同样性质,则一有此数理天文学,竟能使“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岂不荒唐?然而一旦明白历法亦为通天工具,则司马迁之言自不难解也。

五 为何严禁“私习天文”

  帝颛顼使重、黎“绝天地通”,从此垄断了交通天地人神的途径,该神话的重大象征意义,成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精义之一,垂数千年而不变。在此问题,历代帝王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官营“天文”,即自己牢牢掌握通天手段;其二,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即不准旁人染指通天手段。
  关于古代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天文学家曾偶有述及,但往往仅据《万历野获编》中之片言只语立论。而对于古代帝王此举之根本原因,则始终不得要领,或干脆避而不谈。历代帝王禁止私习“天文”之事,史不绝书。兹先列举若干则记载,再进而论其原因:

  (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晋书。武帝纪》)
  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唐律疏议》卷九)
  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太平兴国二年)十二月丁巳朔,诏以六十有八人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景德元年春)诏:图纬推步之书,旧章所禁,私习尚多,其申严之。自今民间应有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令首纳,所在焚毁。匿而不言者论以死,募告者赏钱十万。星算伎术人并送阙下。(同上书卷五十六)
(至元二十一年)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元史·世祖纪》之十)

  (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大明会典》卷二二三载洪武六年诏)国初学者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万历野获编》卷二十)
  当代论者颇谓禁民间私习历法自明代始,此前则只禁“天文”不禁历法,但据上引各则记载,此说显然不确。《唐律》所禁,即包括“七曜历”,历代因之,七曜历虽与中国正统历法可能有所不同,终也是历法之眉;又“推步之书”即指历法,此为古今公认,而宋真宗景德元年诏称“图纬推步之书,旧章所禁”,则历法之禁,早已有之。又由前论历法之性质,知其与“天文”同为古代通天手段,则既禁私习“天文”,自然也要同禁私习历法。
  观上列诸禁私习“天文”历法记载,又可见其严酷程度,有今人不易想象者。宋太宗时诸私习者被送至京师,除录用于司天台者外,“余悉黥面流海岛”,对于如此粗暴行为,宋代士大夫中竟有人认为“盖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岳珂《裎史》卷一)。宋真宗时,更至“匿而不言者论以死,募告者赏钱十万”。明太祖之酷烈,竟又及于重、黎、羲和辈本身,不继承祖业者“发南海充军”,此与宋太宗将私习者“黥面流海岛”堪称异曲同工。
  历代帝王禁止私习“天文”何以如此严厉?其原因仍当从前论通天之义求之。张光直论古代通天手段之独占云:
  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⑧
  张光直虽因大致限于考古文物之研究而未能及于“天文”历法等方面,但其所得关于独占通天手段之重要性等结论则完全可适用于后者;而从史前至文明过渡阶级连续性之说,尤有助于说明上古“天文”对两千年封建社会之重大、深入影响。
  昔王孙满之斥楚子,谓“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三年),是因九鼎系通天之礼器、王权之象征,故不许旁人觊觎。后世帝王之禁民间私习“天文”历法,其理完全相同,不过为保证此通天通神、王权攸关之工具绝对为自己垄断而已。对此尤可引有关历法数事以说明之:《周礼·春官宗伯》载太史之职掌,有“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一项,颁告朔即颁历法,历法既为通天之工具,则此历法由天子所颁赐,而诸侯臣民共遵用之,其象征此通天手段为天子所独占,至为明显矣。后世“奉谁家正朔”每成政治态度上之大关节,原因亦在于此。故沈德符谓明初“习历法者遣戍,造历者殊死”,当非虚语。今存之明代《大统历》刊本封面上,皆盖有一木戳,其文曰:
  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
  历本既为颁行天下之物,而犹有“伪造者依律处斩”之禁者,殆类今之“侵犯专利权”也。此权即为帝王独占通天手段之权。
  私习“天文”之禁虽厉,然而代代重申禁令,足见私习始终不绝,得非煌煌上谕,每徒为具文乎?此又不可不稍辩也。固然,文化方面之禁令再严厉,终不能使“异端”绝对消失,观始皇帝之焚书坑儒,虽成文化之浩劫,而所禁之书并未绝迹,自己倒二世而亡,即可知矣。然而,历代之所以屡申私习“天文”之禁,其中另有原因。
  观前列七条各代禁私习“天文”记载,皆为王朝初期之事,此绝非偶然也。“天文”既为通天手段,而此种手段之独占又与王朝统治权密不可分——在上古,原是王权之来源;至后世,乃演变为王权之象征,则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新崛起者必“窥窃神器”,另搞一套通天手段为己用(如周文王之造灵台),以打破旧王朝对通天手段之独占。当斯时也,私习“天文”历法而投效新主者,在旧朝固为罪犯,在新朝则为佐命功臣矣。故历史上诸开国君主,身边常有此类人物为之服务,较著名者,如吴范之于孙权,张宾之于杨坚,李淳风之于李世民,刘基之于朱元璋等。然而青史留名,主要限于成功者,而当时群雄逐鹿,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失败者(其数量远较成功者为多)身边,同样会有此类人物。于是,旧朝所垄断之通天手段,遂经历一段扩散过程。至新朝打下江山,一统天下之后,自然会转而步旧朝后尘,尽力保证本朝独占特权,此所以历朝常在开国初期重新严申私习“天文”之禁也。此种做法,纯为帝颛顼命重、黎“绝地通天”之翻版。对于此中转折,可参考刘基一事,《明史·刘基传》:
  (刘基)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日: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
刘基是“天文”高手,当然深知此中危险。朱元璋天下既定,对于当年以匝天术助他夺天下者,难免转而疑忌,政敌也正好借此打击刘基:“谓谈羊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听动,遂夺基禄。”故刘基临终亟令子上交《天文书》,且戒后人不可习之,正为免祸也。

六 结语

  综本文所述,可得如下结论:
  古代中国之“天文”,其本义为星占学(judicial astrology)。古代“天文”家即星占学家,实为上古巫觋之遗裔;巫觋以沟通天地人神为其职业。在上古时代,惟掌握通天手段者(有巫觋为之服务者)方有统治权,而“天文”即为最重要之通天手段,故“天文”在谋求统治权者为急务,在已获统治权者为禁脔。对“天文”之垄断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官营“天文”之传统,及对私习“天文”之厉禁。

 


参考文献
①较近出之述评可参见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二章,学林出版社,1989
②同上,116-117页。
③袁珂:《山海经校注》,3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④同上,403-404页。
⑤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164页,上海人民出版1962。
⑥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107页,文物出版社,1986。
⑦江晓原:《中国古代历法与星占术》,《大自然探索》7卷3期(1988)。
⑧同⑥,13页。

 

2003年9月18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