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3年8月27日《中华读书报》 
  

 

科学家的真话由什么来担保?

陈蓉霞

 

  非典时期,上海市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曾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强调,我担任过大学的副校长,我说的话是负责任的。言下之意,无须点明。看来在一个信任严重贬值的年代里,大学倒是有幸成为最后的一方净土。由于大学是产生知识的重要场所,可见大学的声誉主要还是由公众对知识以及对制造和传播知识的人士的信任而来。那么,信任与知识又是如何建立起关系的呢?一部厚重的《真理的社会史——17世纪英国的文明与科学》即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信任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信任关系的建立,一个人人说谎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所以任何文明,都视诚信为首要美德,“一诺千金”就是对这种美德的生动刻画。其实,信任不仅是道德得以维系的磐石,而且它还是知识得以建立的基础。虽说百闻不如一见,但一个人在一生中的亲身所见总是极为有限的,而信任别人的所见,恰恰是增长我们见闻(或知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我们不仅要行万里路,更要读万卷书。但是,若过于信任书本上的知识,有时就会导致对权威的盲信,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刻画。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就是对书本权威知识的一种挑战,或者说,它就是对书本知识的信任危机的一种产物。现在惟有可信的只能是我们直接的经验知识,于是,亲自动手去做遂成为近代科学的主打方法。然而,梨子的味道也许人人都能尝上一口,但科学中的“做”却不可能人人上场体验一番。不得己,科学家成为观察自然现象的重要证人。但是,我们凭什么相信科学家所言必定为真呢?信任问题再度出场。本书的精采之处在于通过对17世纪英国社会的考察,剖析了科学家的声誉由什么来担保这一问题。 
  是什么使科学家在大众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并获得信任?那就是绅士身份。绅士在经济地位上必须属于有产有闲阶层,因为他无须为直接的生计而奔波,这就决定了他在谋事时的非功利性。在道德上,绅士必须具备“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品质。他说出的话,就是一份庄重的承诺,一份神圣的契约。他的地位决定了他可以自我担保而无须受外在条件的束缚。于是,在17世纪的英国,科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绅士,本书的重点剖析对象,波义耳就是一例。波义耳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继承得到的地产不仅足以保证他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且还能让他在置办实验仪器等事宜上大肆挥霍。在社交界,波义耳被公认为是一名高贵的绅士,他说出的话就一定是事实。历史上,对科学真理的可靠性居然是由科学家的身份来作出担保的,这岂不是说,非绅士身份的人士就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资格?事实正是如此。本书有相当的篇幅讨论近代实验室中的另一类角色,称他们是实验员或仆人都可以。比如,波义耳的手下就专门雇佣了这么一批有专门技能的工人。他们听从主人的吩咐,专事仪器的制作、操纵以及数据的记录等。因为他们是为领取薪水而“做”,所以,在任何发明上都不配占有一席之地,在此意义上,这些人纯粹只是主人的手和感官的延伸。换言之,他们是不能为自己担保的,故这些技师们还须与主人签一份誓约,保证他们在整个过程中忠实执行主人的命令,同时还不泄露主人的任何机密。由于有这份契约的担保,他们方被视为是值得信任的。殊不知,波义耳的不少实验就是出自于这些仆人之手。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科学史上著名的戴维与法拉第的关系。对法拉第生平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法拉第曾是戴维的实验助手,他在戴维处得到了极为苛刻的不公正待遇。戴维不仅把他当仆人来使唤,而且还处处压制他。在与法拉第的关系上,戴维,这位昔日的绅士,差不多成了一个反面角色。但是,在知道了科学的这段历史之后,关于戴维与法拉第的恩怨似乎可作另一番评说了。站在传统的立场上看,戴维的不幸恐怕在于,他碰到了一位实力过于强大的助手,以至通常的惯例不再有效;但若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法拉第的崛起恰恰是一种象征:科学研究不再是绅士的专利,它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走向平民。 
  当科学走向平民之后,对它的信任将通过什么来担保呢?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传统社会,由于人们大多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中,信任基于一种熟悉的面对面的关系。然而,现代社会已不复再有这样的环境。一方面,是流动性的增加,“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时代已成过去;另方面,是功利性的渗透,科学早已不是有闲阶层的高雅消遣,在不少情况下,它只是一种有用的谋生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对科学的信任不再由具体个人的德行,而是由一套严格运作的体制来担保。这一转变是意味深长的。正如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是基于体制的正常运作一样,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专门人员也须受到共同体规范的制约,这就是默顿总结的四组科学气质出台的背景。普遍性、公有性、无偏见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美德,不再是与生俱来的气质,相反,它们是一组精心制作的体制规范,其内在化保证了违反规范将产生精神痛苦,而由共同体执行规范则保证了违反者将被发现并受到惩罚。这就是说,科学精神并不见得是内在于科学的一种东西,它倒是一种外部的约束。认识到这一点,科学在我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是否会有所黯淡呢?我想,与其一味拔高科学,还不如以平常之心来看待科学。这样,我们才会更加迫切地意识到,构建使科学体制得以正常运作的条件有多重要,正是这种体制才能成为科学家讲真话的可靠担保。 

  (《真理的社会史》,史蒂文·夏平著,赵万里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2003年9月7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