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怀乱否

王一方

 

  “坐怀不乱”的故事讲了三千年啦,没有人产生异议。故事说的是春秋时代,有一个叫柳下惠的鲁国男子夜宿城门,偶遇一女子(品貌不详),夜深天寒,为助人御寒,柳下宽衣拥女子于怀中,仍心如古井,方寸未乱,秋毫不犯,被后世引为坚拒女色的楷模。瞧!咱老祖宗这德行,让他妈的好莱坞男星们也彻底汗颜一把,回家好好想想什么叫“精神文明”。不过,这个传说亦不可深究,一旦认真计较起来,也并非无隙可寻,完全可能被后人质疑,其一,当质疑柳下先生是否诚实,由于缺乏旁证,仅凭柳下先生一面之辞,不可定论,为保证典型人物的真实性、严肃性,必要时可考虑使用最新型号的测慌仪;其二,当劝柳下先生去检查身体,是否有荷尔蒙水平低下的情形,本该是移“干柴”遇“烈火”的事情,为何燃烧不起来?道德的力量虽强大,但无法完全扫平生理法则,应检查“柴”是否“湿”,“火”是否“衰”,兴许是欲犯不能,便干脆不犯,以赚取正人君子之名,其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不是“伪”君子,也是“败”君子;其三,应质疑史官,这女子应有的名誉、权利未得到平等尊重,姓什名谁?何方人氏?要上历史的光荣榜,应该两人都有份,为何只让你柳下一人流芳千古?且夜黑之时被柳下先生拥入怀中,是否事先征得这女子同意,这“乱”与“不乱”,不能听凭柳下一人安排,俺女子应享有一半的权利,若是这女子主动投怀,有意以身相许,欲图个一夜风流,就得算柳下先生不解风情,逞不得什么英雄;若是这女子不允,柳下强迫,便有猥亵良家女子之嫌,当报官查办。寒夜难熬,人之常情,仅为取暖,生火最佳,因为正常体温若是没有情欲之火的掺入不足以暖己,更无力暖人。
  一个历史上的典型人物照这么胡乱一审,仍破绽百出,收不了场。这现实世界生鲜活泼,情爱情色、爱情色情之类的疑团便更加纷乱了,一纷乱就令人烦,一烦就会有人生气,先捶胸,后顿足,三长叹,人心不古,江河日下,覆水难收啊!。然而,光生气不行,咱得寻找这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扳机”何在,研究这“扳机效应”的形成与机理才是。在这里,咱不去追究枝蔓,只寻大“关节”。不行,这“性”(形)而上也太莫测,应少说,只能多聊聊这“性”(形)而下的“风景”。不过,即使是“性”而下,也是“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医学史离我最近,就先说它吧。
话说这20世纪的医学史,有两项“裤裆里的革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秩序,一是避孕药(女用)的发现,二是伟哥(男用)的发明,要命的还不是它们被科学地发明与发现,而在于被迅速地商业化,广泛地市场推广。
  说起来也公平,解放情欲,男女武器各一,但对于造物主法则的颠覆意义,避孕药似乎要更深刻一些,因为在造物主(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是某种看不见的自然意志)那里,性的快乐是与生殖义务栓在一起的,人类要繁衍,生殖是手段,但生殖的过程,养育孩童的过程,都必须承受诸多痛苦,支付巨大的生命代价,为鼓励人类的生殖行为,造物主便安排了有限的性的快乐(妊娠期与哺乳期女性的性欲走低),当然,安排是一回事,个人体验又是另一回事,因此,有人乐颠颠的寝淫其中,有人愁巴巴地游荡其外,但毕竟前者数众,于是,就有人动了念头,想改写造物主的约法,把性的快乐与生殖义务分割开来,让前者多一些,后者少一些(婚内情色者的主张),或者干脆就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婚外情色者的主张)。他们总结出来的诸多理由都不错,挺有说服力,其一,人类已经走过了童年,应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包括性行为上的自主选择;其二,这个星球上人口太多了,要节制生育,防止人口危机的出现;其三,我们的生殖医学已经相当够水准,大致弄明白生殖调节的各个环节的机理与代谢物质,等等。只需一种神奇的药物的发明,就可以解开栓在性的快乐与生殖义务之间的这条绳索,走出桎梏,奔向解放,奔向自由。
  造物主似乎默许了人类的诉求,一切都像人类设想的那样,这种神奇的药物找到了,只是与其他内分泌调节药物不同,这种药物的原胚并不来自动物组织,而是墨西哥丛林的一种植物贝特根,用萃取的方法提纯出生产孕激素的原药沙泼基林,从而解决了实验室生产的问题,随后是由实验室到工业化生产,从动物试验到临床试验之间的艰难跋涉,这当中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常敏纯因“二战”爆发羁留美国参加了一部分重要的实验室工作。从1951年兔子身上的抑制排卵成功到50位育龄妇女的避孕成功,又经历了4年。1955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代表大会上,研究小组宣布了避孕药的发明成果。1957—1960年间,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两次审批了商业化的口服避孕药伊诺维得和诺尔爵汀,由于来自宗教的压力,批准文件上写明治疗妇女月经不调,但功能一项又标出“本药品能使用妇女停止排卵,同进可能增强性能力”。到1965年,这种仍然被称为“治疗月经不调”的黄色小药丸已经在育龄妇女中风行。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非天主教徒的25岁以下的已婚妇女中高达81%的人使用避孕药。更多的人“只为快乐而拥有性”。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使用避孕药的妇女们每四周有10次性生活,比使用其他方法避孕的妇女高出25%(一种结果为37%)、由此带来“女性在性爱上象男人一样自由了”。30年后,避孕药与妇女选举权一起被列为20世纪女性解放的两大标志。在一些女权运动者心中,女性解放就是性解放,或者可以反过来说,連身体情欲都不能自主释放,谈何女性解放。这就引出避孕药的社会意义的深入思考,也直接引发了后来(70年代初)的性解放运动。
  “伟哥“的发明,又一次颠覆了造物主的法则,将男人性兴奋的“不应期”(指某些不能兴奋的生理间期)给“革命”掉了,其实,“伟哥”的学名叫喜多芬柠檬酸盐,片剂,是一种试验中的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冠心病的新药,但临床实验进行了十年(1980--1991年),证明其疗效并不明显,当主持这项研究的英国医生特雷特博士沮丧地对他的新药志愿试验者宣布将中止这项研究,停止发放实验药品时,意外地遭到志愿者的集体反对,一位72岁的老翁指着自己的裤裆大嚷,“它对心脏不起作用,却对这儿起作用。”原来,他服药后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性冲动,消失多年的青春骚动再现了,于是,喜多芬治疗男性勃起障碍及启动性欲的功能浮出水面,药理学家最初推想它的作用是松弛肌肉,扩张血管,使局部供血加快,从而改善因冠状动脉硬化而导致的心脏缺血缺氧,缓解心前区疼痛,谁知这种期待落空了,该发生作用的地方没“戏”,不曾想到的器官却敏感地充血,膨状起来。看来歪打正着,喜多芬的靶器官是阴茎海绵体,而不是什么冠状动脉。随后,经过7年的研究,一种现代春药“伟哥”横空出世了。
  如同青霉素的发明为人类征服感染性疾病带来一次突破性进步一样,“伟哥”的发明也给男人的世界掀起一阵狂飚。按照纯医学的观点,一种药物的价值如何评估,取决于它的目标病人和疗效高低。据临床流行病学家推测,约10%的男人有这种难言之隐,这个比例远远大于传染病、肿瘤、心脏病的发病率,粗略估算,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数以亿计的目标病人,还不包括老年性阳萎,以及那些性期待高涨,试图服药销魂找乐的诈病者。越想越邪乎,这种药的价值远远超出医学,它的意义首先是经济上的巨大市场。在美国,1998年3月27日伟哥通过联邦药品及食品管理局的审批,第一周,每天开出1.5万张处方,第二周每天开出2.5万张,第三周每天开出3.5万张,到第七周,每天达到27万张,创下了全球药物史的最新纪录。
  神奇的医学发明与发现让男人女人们都如愿以偿了,几乎无须寒夜“坐怀”,工作、生活、旅行的“同路人”之间,一个媚眼,一个邀约,就可渔火燃情,遭遇“春宵”,男人掏出“伟哥”,女人掏出避孕药 但快乐总是“快”的,痛快总是“痛”的,新的烦恼也很快就来到,首先,性快乐的透支直接冲击着传统的两性婚姻关系,一纸婚书,不仅缔结了一段良缘,也构筑了一个复杂的两人“共同体”,既是道德、利益、责任共同体,也是快乐、技巧共同体,犹如两双手共同托起一个花瓶前行,这种共同体主要是出于生殖与养育孩童的需要,一旦生殖与养育成为一件不重要甚至多余的事情,这个共同体便要分崩或部分解体,“我们”的“性”就会凌驾于“我们”的“家”之上,因为独身滥恋、试婚、同居、二奶、情人等无婚有性的情色关系大多比正式的婚姻关系简单,只剩下利益、快乐与技巧共同体了。更有甚者,完全屏弃社会学上“我们”的那种共同体意识,代之以“我”的身体,“我”的快乐为中心的瞬间发泄,去体验“性爱陌生人”(宿娼,一夜情)的刺激。不知正宗的性社会学家是否同意我的说法。
  对“陌生性爱”的渴求不仅是对性爱共同体的反叛,也标志着知识论的破产,同时还是对好莱坞咸片,色情书刊,过度暴露与滥交的反动,表面上好似乎是对它的追摹。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性的蒙昧源于无知,包括不知晓性器官的结构、功能,两性的心理、行为,缺乏自主经验的积累与他人经验的观摩,一旦被灌输了相应的知识,掌握了若干技巧,经历够多的场面,便大功告成、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性关系绝不是单纯的生理命题,而是复杂的审美命题,文化心理命题,仅有知识、技巧是不够的,欲的表达必然掺入“色”的迷幻,“情”的盘桓,“趣”的灵动,“才”的喷张,是一次次常“戏”常新的创造性审美历程。它需要知识,但必须超越知识,需要技术,但必须隐匿技术,诗化技术。性爱之美的永恒在于冒险、在于朦胧、在于距离、在于适时的独酌、在于意会、在于创造。过度的知识化、技术化,过多的媒介暴光、过分疯狂的影视刺激都会伤害性的美感,把人民的“性福”无情而迅速地推向麻木。当下国人的性状况大概就处在某种尴尬之中,一方面相对无知,一方面又十分技术,崇拜技巧,同时还有掺杂几分麻木与畸形,犹如一锅“夹生饭”,但总是稀缺纯美主导,知识、技巧相从的性境界。
  遭遇性的麻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突围的策略与方法也各式各样,一些性社会学家将其归于性爱的另类,但似乎也可以做这样的联想和推论,即同性恋是异性恋麻木者的解脱,网络恋情与色情是虚拟空间里的“弗洛伊德”与“柏拉图”的混血儿,是现实中情、色、恋失意或麻木的逃逸。在西方,“法西斯”式的虐恋与性虐也常常成为“麻木”的拯救者。性的审美沦为暴力与征服,这类解脱也好,逃逸也好,拯救也罢,都将是新一轮麻木的起跑线,游戏一时显灵,不久又陷入新的更深重的麻木。这不能不算是人类的某种悲哀。因此,与其说麻木之后再来寻找解脱,为什么不能为人类的“性”栓上缰绳,在未抵麻木沼泽之时,坚守适度的“快乐”准则,节约而不是透支性爱资源,切莫逢“怀”必“乱”,寻“怀”狂“乱”。到头来惹得造物主一怒,抛出像爱滋病之类的不治之症来以“乱”制“乱”,激情男女们就必须用生命去兑换快乐,岂不哀哉。问题是谁来充当人类性爱的驭手,阻止这匹野马掉到悬崖下去,这是一个问题,性节制的红牌、黄牌交给谁?当然是裁判,裁判团或是裁判所,谁是、谁能仲裁公判?真是越想越复杂,案子越审越纷乱。
还是回到题目的问题,坐怀乱否?回答是一个活套,犹如高僧的谶语,当乱则乱,不当乱则不乱,乱有乱的道理,不乱有不乱的章法,守身如“玉”是一份人生的纯粹,开怀品“乱”是一份生命的痛快。公理、婆理都是理,天公难断。若是硬要让我开列一些建议,那就为情爱情色乱,莫为色情滥情乱。为人性乱,莫为动物性乱,如何?


《我们的性》(第七版)[美]罗伯特 克鲁克斯、卡拉 鲍尔著,张拓红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版,定价:195元。

 

 

2003年8月2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