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反科学:我反科学吗?

刘华杰

 

  “反科学”通常是个贬义词,特别是在科教兴国的背景下。争论中把对方称作“反科学”,有时只是为了夺取话语权。但是时代不同了,“反科学”的帽子用处不大,人们立即会问什么是“反科学”。学术层面关于反科学的讨论,不是简单的表态问题,不是比谁喊“拥护科学”喊得最响的问题。
  去年我写过《反科学种种》,有人起先以为是批判反科学的,读后发现上当。近期有人接二连三地直指我们反科学,甚至把我们的科学传播中心称作“反科学传播中心”。一个貌似严肃的问题浮出:“你到底反不反科学?”
  回答是:不反科学,但需要先交待清楚所说的科学中包含什么。如果科学指去掉所有不好的东西只包括正确的东西(先不计较能否做到),那么我没必要反它;如果科学指科学工作者所从事的事业和成果,那么这种科学名下的混杂物中有些的确是可以反一反的。鉴于有人盼望我坦率地承认反科学,就成全其愿望吧。事实上我曾因这样的工作得过“突出贡献奖”,奖金一万元。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耳朵认字、神功异能等研究确实是中国曾经拥有过的科学,有一流的科学家在实践在支持,也建立了相应的科研体制有经费资助,召开了多次研讨会,也发表了研究成果。
  当然,我不认为那是好科学(个人意见,有人仍然认为是好科学),甚至认为它们基本上是科学垃圾,但科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这种垃圾是正常的,人们只能设法减少这种垃圾,现在以至将来科学界都会继续生产一些垃圾,多数是无意生产的。优秀的科学家一生也并非总生产好科学,也同样生产垃圾,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如里歇和约瑟夫孙。但能否认他们是科学家吗?他们本人愿意区分自己的生产物吗,他人能够一时清楚地划界吗?
  在“科学垃圾”与“科学钻石”之间是一个几乎连续的谱系,它构成了当今五花八门的大科学,这里面有较好的科学有较差的科学。一流的大科学家一生中有过真知灼见也出过不少馊主意。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这些相关人都声称自己搞的是科学,都以科学的名义申请资助、发表成果以至谋生。
  何祚庥院士呼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加强自律,避免误导公众和政府。他提到,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何祚庥院士说,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是靠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而是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是要出大错? ”(2003年7月30日北京青年报)
  1987年1月24日某报头版发表清华大学气功协作组有关气功治病机理的报道。此类研究得到某科学家十分热情的支持,他在审稿意见中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辨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后来陆祖荫等人的多篇文章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赵忠尧教授1990年2月14日还指出:“这个实验明确表示了外气的确可以影响镅241的半衰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此实验指署名陆祖荫、任国孝、朱润生、胡匡祜、严新等人的论文所描述的镅241半衰期改变的实验。
  在上一世纪80年代,这种科学在中国十分时髦,有人说:“现在,我们所已经证明了特异功能这个事实;这不是传说,也不是作假。……如果能从人体特异功能中找出规律,能够挖掘出人的潜在能力,那就是更高一个层次,人皆可为‘神仙’。……那些受束缚的人,就显得很愚昧。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使我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来一次更大的总的飞跃,这难道不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吗?” 换种角度这场革命是在建立新的医学:“增强人的能力属于第四医学。我们现在的工作实际上属于第四医学的范畴,要建立第四医学。”
  这是在中国科学界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它们从来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我们旁观者和从事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人员没有理由不把它们视为科学,虽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朴素的判断力。
  在社会学层面考虑,科学中确实有好的有坏的,有真的有假的。在社会学层面考虑,当年李森科搞的遗传学不但是科学,而且是当时主流的科学,相反后来人们认为“正确”的科学在那时反而实际上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特别是,按现实主义的考虑,那时,李森科的科学确实对其国家产生了(副面)作用,那种科学是值得人们研究的,也是可以反对的。
  通常,科学只是个名字,名字下面才是内容,内容从来不是纯一的。
  末了,我也可以奉送一顶帽子:江湖理性主义者曲解了科学和科学史,毫无科学社会学常识,违背了科学精神,破坏了科学的公众形象,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科学,对这种反科学倒是要格外警惕。这顶帽子加得有没有道理?至少与霍尔顿教授的理解是一致的,因为他说过科学主义是一种“反科学”。



2003年8月18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