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战”与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

王延锋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上海 200240)

 

摘要:文章分析了二十世纪末在西方世界爆发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科学大战”的过程、双方的主要论点,以及大战在我国引起的反响和争论。指出在我国目前也存在的部分科学主义者与人文学者间的一场类似于西方科学大战的学术争论,并就争论中普遍关注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等做了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科学大战;科学;理性;人文

“Science War”and An Arising Argument 

WANG Yan-feng(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process, standpoint and origin of the “ Science War”, which has taken place between the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end of the 20-century. Then the author also analyses the repercussion of the war in our country,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arguments between some of scientism and humanities in our country in recent year, which similar to the science war in the West. The arguments include scientism and anti-scientism, science culture and humanity culture and how to treat the thought of post-modern, etc.
Keyword: science war; science; rationality; humanities



一、引言

  科学历来是人们赞誉倍加的对象。的确,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里,科学理性对人类摆脱愚昧与盲目,对于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起到不可磨灭的功用。由科学所推动的技术应用也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环境。很自然地,人们对科学渐渐地产生了崇敬甚至崇派之情,习惯于用“科学的”一词作为判别一切是非的标准,说某事物是“科学的”意味着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有价值的等等,很少有人敢于对科学产生过怀疑。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在英、美、法等国)的人文学者中渐渐地涌现出一股新颖的文化思潮,他们把怀疑与批判的目光投向了这一历来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领域。这一文化思潮后来被通称为后现代主义,它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后现代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激进生态主义、科技伦理学等多个学派。后现代主义试图从不同侧面对科学进行“研究”,指出西方现代科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利益集团、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有诸多联系。
  科学家们显然被激怒了,为澄清耳目、为恢复科学与理性的坚定信念,他们开始搜罗证据,寻找机会准备给予科学的文化研究者有力的回击。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了《高级迷信》[1]首先对这股文化思潮进行猛烈的抨击,指出科学的文化研究者们对基本的科学常识、概念术语片面理解甚至任意曲解,论证漏洞百出,在科学家面前显得愚昧无知、丑态百出,却声称要对科学进行批评。受其激励,美国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精心构思了一篇诈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2]其中迎合了后现代科学文化研究者的胃口并采用他们惯用的手法,捏造出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物理学之间的种种“联系”,文中充满了迷惑,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是荒唐可笑的痴人梦话、可对科学的文化研究者来说却很有吸引力。它不是靠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是诉诸权威,从著名物理学家的只言片语中突然跳跃到一个个惊人的结论,从对当代物理学概念的随意理解甚或曲解、将物理学中还远未定论的“量子引力”概念作胡乱的推断,从而得出后现代哲学与当代科学的种种“联系”,甚至被当代物理学“证实”了。作者将文章投向著名的文化研究刊物《社会文本》,本想检验其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及鉴别力,可文章被顺利地发表了,得到《社会文本》编辑们的一致通过并发表在作为对《高级迷信》作为回击的“科学大战”专刊上,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由此全面爆发。


二、双方的主要论点

  后现代科学文化的研究者通常被称为“学术左派”[3],其阵容大多由人文学者组成,也有极少数科学家。而绝大多数是科学工作者及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被称为“来自科学与理性的航班”(因1995年6月纽约科学院会议而得名[4])。双方就以下几个主要论题展开交锋:

  1, 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吗?是否是对自然界的真实反映?
  按照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显然是毫无疑问的,否则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家们几百年的辛苦劳作岂不是没有了意义?也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科学知识的累积性增长。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当然是可以通过可重复性的实验检验及其推动的技术应用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效果来表明。
  后现代科学文化研究者试图从不同侧面对传统实证主义思想提出挑战:科学知识并非纯粹客观地反映自然的本来面目,而是在特定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特定时期和地区的科学不可避免地受其科学共同体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政治或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因而也是相对的。科学理论固然可由实验检验,然而,观察实验不可避免地受到理论的渗透和污染,不同的观察者对同一实验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对同一实验数据也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理论。何况实验的选择也远不是由科学家能自主决定的,只有特定的科学家群体才有机会和条件从事某些实验。
  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学派。SSK试图突破传统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科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根源。然而,他们对科学知识作社会学的研究却表明,科学事实的陈述及其意义是随社会文化意境而变化的,“科学的事实陈述既不是独立于理论,也不是在意义上永恒不变的。即使当印刷在教科书上的符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变时,但在研究共同体成员的眼中随着研究解释背景的发展,其意义很可能是不断变化的。此外,还可以得出,一定的事实陈述的意义常常因科学共同体的派别不同而不同。”[5]既然科学事实的陈述负载着理论,那么,理论是否以可靠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呢?当然不是!巴里•巴恩斯指出:“那些构成了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识的信念,是从理论而并非完全是从经验产物中推导出来的。理论是被置于实在之上而不是从实在中推导出的。……它不是从世界中产生,而是强加给这个世界的。”[6]既然作为客观实在的基础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源于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的相对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抽掉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基础,这自然引来科学家及传统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的激烈批评,这是大战的主要导因之一。

  2, 科学在理性上是否有垄断权?科学是民主的吗?科学的进步是否与人类的进步同步?
  传统实证主义坚信科学是唯一理性的事业,因而在认识论上具有最崇高的地位。科学事业也是最民主的事业,不论科学工作者的民族、性别、国籍、信仰等差别,在科学发现上是平等的社会评价。在选择科研课题及发展方向上,科学共同体也具有相对独立性。科学的发展无疑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力量理应无条件地优先支持科学事业。
  后现代科学文化研究者则坚持认为:科学在理性上没有垄断权,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认识论上是平等的;科学事业在实际上也远不是民主的事业,它与特定的政治权力及商业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科学共同体并没有足够的自主权,而是受其它社会利益集团的操纵从而沦为某些阶层利用的工具。此外,科学的社会应用其“发展与毁灭力量之间的联系,同它与创造性之间的联系一样多”。[7]
  后现代科学文化研究者们试图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等各个层面对科学在理性上的权威地位提出挑战。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解释方式,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一样,都只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整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无论在认识方式或认识目标上都有很强的相似性。他们常常引用化学家德利•赫施巴赫(Dudley Herschbach)的一段话来说明其观点:“像人文学者一样,自然科学论文确定无疑地使用了修辞学来论证其观点,而这应该受到赞美;像艺术品一样,一个科学试验具有精神的价值,因为它能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像文学批评一样,科学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翻译语言或解吗语言的形式,科学试图去破译很多自然嘴里说出来的奇怪而难懂的语言。”[8]因此,在他们看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可以相通的,只是所关注的对象有些不同罢了,一个是从自然的嘴里、另一个从社会的嘴里,谁也不应该享有特权。
  一旦免除了科学享有的特权,与其它知识系统一样,它也是社会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科学知识绝对不能免除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的污染。况且,当今科学不是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只为惠泽人类,不断给我们带来知识和光明却不求任何索取;科学是社会性的事业,如果它想说服社会相信它值得资助的话,那么科学界还得放下傲慢的姿态,以更加民主和人性化的方式接受公众的审查。

  3, 科学知识是普适的吗?它是否反映了人类理性探索的全部结果?
  实证主义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历史上只有科学知识是普适的和永恒的。科学知识由于其可靠的经验基础及严密的数理逻辑分析、统一的是非判别标准及很强的预见能力,它应该成为其它知识的典范。
  后现代科学文化研究者则认为:虽然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在当今社会具有霸主地位,它只是体现了西方世界的文化特征,当它通过强权向其它世界推行时,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往往与当地的文化和环境想抵触。不同的地域文化对科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其对科学的社会评价标准及选择的优先发展方向也不一样。
对科学知识及方法的普适性持强烈的怀疑和批评态度的可能要算后殖民主义哲学流派了。后殖民主义者声称要对默顿学派所认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性、无私利性、公有性提出挑战。认为西方近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西方少数列强向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不断掠夺和渗透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充满了政治强权和暴力,是欧洲基督教精神的体现。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向世界各个领域的传播,实质是基督教文化向其它文化的统摄与吞噬,因此,科学的发展和广泛传播实质上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表现。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及各个地域的民族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及习惯、信仰的合理性,必须弘扬各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基础,抵制西方文化入侵。
  另一股对科学普适性提出挑战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对科学的研究其最初目的是要打破女性从事科学职业的传统障碍,提高女性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但后期的发展则把矛头指向了社会,认为职业障碍主要来自社会习俗所造成的女性心理,而不是女性自身的生理问题;将性别看成是二维的:一是生理上的自然差异,二是心里上的社会构成,即社会传统习惯强加给女性的思维习惯。比如,习惯认为女性应该是感性的动物、主要凭直觉与情感来把握对象;女性应该感情细腻、体察人心,因此心理学的训练比逻辑学训练对女性更重要等等,使得女性从小在知识结构及从业期望上就不适合于凭逻辑与理性思维为主的西方现代科学。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现代科学的“纯粹客观性”认识方法体现了男子中心主义,它排斥了个人的生活体验,要求认识主体与客体相分离,认识过程变成了冷冰冰的僵化的程序,从而把凭直觉与情感来把握对象的女性思维方式忽略了。

  总之,后现代哲学思想有一个普遍的特征:要对欧洲及北美文化中心主义挑战;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思维模式——如理性、总体化、统一化——等挑战;提倡多元文化及人性化、以个体性代替统一性、以感性代替理性等等。难怪保守的文化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抨击这种新的文化思潮抛弃并破坏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设想和价值,认为它将导致地理和社会中心的丧失,而以往借助这个中心,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可以宣称它对“未开化”民族拥有道德上的优越和权利。后现代文化不再盲目地、不加怀疑地相信科学、艺术、理性是创造福祉的力量和人性化的力量,因而导致了伦理的绝对性和确定性的丧失。[9]


三、我国学者的争论

  “科学大战”在西方世界已持续近十年,随着学界对西方文化思潮的介绍,尤其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系列经典著作及《“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科学大战》等书的翻译出版,在我国部分人文学者与部分科学工作者之间也展开了一场类似于西方世界的争论。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争论所关注的焦点及争论的方式也与西方略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特色”。以下就几个主要关注的论点作些梳理分析。

  1,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
  “科学主义”一词近年来经常在媒体出现,其大意是指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思潮: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及其认识方法是最为客观、合理、可靠及有效,可以作为其它一切知识的典范。[10]科学主义的思想源头可上溯到文艺复兴后期的弗朗西斯•培根。培根倡导一切关于自然的知识都应该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在大量的观察实验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并进而相信科学知识无论在改造自然及人类社会自身都将发挥无可估量的作用。科学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消除中世纪以来人们的盲目与迷信,对崇尚经验知识与理性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十七世纪以来,由于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及其在其它领域的推广示范作用,科学家们尝试用力学的方法来解释化学现象、生命现象等并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于是到了十九世纪初,有些科学家及哲学家便相信能用物理学的方法解决一切自然问题。在这种机械力学自然观的广泛影响下,一些实证主义哲学家如圣西门、孔德、亨普尔等甚至认为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应该普遍采用数理逻辑的方法来研究,试图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统一在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成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11]
  目前在我国有没有科学主义?有学者认为科学主义在我国是存在的,我国科学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宣传和引进而逐步产生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科学主义已开始显露端倪。[12]由于当时国人还处于科学启蒙时期,急需普及基本的科学常识并尽快使得科学理念深入人心,此时的科学主义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巨大影响,科学主义的一些弊端也随之开始显现。比如,近来一些科学主义者声称,科学技术能解决当前的一切社会问题[13]: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要靠科学技术来解决;粮食短缺及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短缺问题要靠科学技术来解决;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全面提高也得靠科学技术……。而技术应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那是社会的事,是社会管理层的问题,与科学技术无关,也与科学家无关,等等。
  有些极端的科学主义者进而主张“科学无禁区”[14]:既然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与人类的社会应用无涉,因此,科学家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全凭科学家的兴趣和爱好,旁人无权干涉和指责;所谓“科技伦理”或“科学文化”等研究纯属无稽之谈,是那些根本不懂科学的人文学者的闹剧,科学家不用理会;只有科学工作者才有资格谈论科学,从伦理价值或社会文化来理解科学便是对科学的不敬甚至是“反科学”的;贬低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地位,认为这些学科没有形成跟自然科学可相比较的共同规范和客观标准,纯粹是个人的主观臆想甚或宗教信仰,不能称之为学术,跟本没有资格来指导科学的发展等等。
  如何防范极端科学主义的泛化?这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必须从科学主义产生的源头出发加以矫正:当前我国科学教育中,学生所获得的只是科学的绝对真理观、科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及科技乐观的观念,也就是科学主义的观念,而对科技发展的条件及科技的社会应用所体现出来的正负面价值缺乏了解。[15]传统的科学理性主要由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三种成分构成,现在必须加上价值理性这一成分。而价值理性是为避免科学社会应用的恶果而提出的一种规范。才体现真与善的统一。[16]

  2, 在公众理解科学问题上话语权的争夺
  近十几年来在我国社会上出现了各种迷信活动有所增多,反科学、伪科学欺诈活动一度泛起等现象。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尽快向普通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科学精神、提高大众对伪科学与反科学的辨别能力。教育部门及宣传媒体也逐步重视起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另一方面,随着公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及对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参与意识的逐步增强,对于是科普宣传及公众理解科学这块阵地变成了学者们竞相争夺的富矿区。
  在科学主义者们看来,这块阵地当然非他们莫属:只有科学工作者才真正懂得科学,他们就是科学的发言人。与西方的科学主义者类似,他们认为科学传播是知识的单向流动:从科学界流向其它。大众则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等待着科学家向他们输入什么就接受什么。在科学主义者心目中,只有科学界生产有用的知识,实验室就像不断提供新知识产品的工厂,大众则是被动的消费者。即便在其它地方也偶尔会产生出与他们的主流生产线不同的产品,那也一定是赝品或是没用的摆设。比如人文学者提供的产品,十个哲学家可拿出十几种不同类型的产品,规格不统一,元件不匹配,那根本没有用。要是由这些学者向大众传播科学,那只能混淆视听,把大众给弄糊涂了。[13][17]
  而科学文化研究者则考虑得更深刻: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口号式的宣传做得不少,可近一百年过去了,国人的科学素质又怎样?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种反科学伪科学欺诈还得以横行?难道我们不应该从过去几十年的科学教育及媒体宣传中吸取教训?
  自不必说,过去我国基础教育中的过早文理分科已严重导致了几代人科学与人文的分离,文理难以沟通。由于社会上普遍的功利价值取向,重理轻文十分明显。长此以往,许多理工科学生意识不到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甚至会认为文史知识只不过是主业之外的一点装饰而已,可有可无。又世上诱惑实在太多,当前能立即“学以致用”的都顾不过来,多数当然只能是无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文科生也会采取守势姿态:自我欣赏也是一种乐趣,从先哲们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从优秀的文学艺术殿堂里寻找精神的慰藉。看着芸芸众生为着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整日奔忙,无暇领略人世间最高尚的精神乐园,也是一种悲哀!可他们同样意识不到当今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自己越来越远离现实社会的主流方向,以至于常常对身边的许多新事物难以理解。
  如何弥合科学与人文的分离是当今科学传播中的重要话题。“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与整合重又被提起,斯诺近半个世纪前的分析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的文化市场可谓丰富多彩,也鱼龙混杂。公众已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专家们的教导,他们有广阔的选择空间。这就要求传播者们能不断提供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主动占领这块市场。这个时代的科学传播更需要“软着陆”,能将科学知识、科学精神融入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使读者能在轻松愉悦的阅读环境下得到更全面的、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身心教化,这也许是科学文化传播者应该努力去做的,同时恐怕也是那些只专于某一狭窄领域的工匠式专家难以胜任的。
  当前在我国也有学者倡导“人文关怀基础上的科学精神”、“科教兴国,人文导向”、“以人文精神高度审视科学”等等,[18]体现了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某种愿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我们传统认识中试图以哲学社会科学来指导自然科学发展的不良习性。科学史学科创始人乔治•萨顿曾倡导科学精神基础上的新人文主义,以科学史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通过展现科学发展过程丰富的历史画卷,揭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近代社会历史中的互动作用,给人们提供健全的社会史观,这也许正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3,后现代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实在”之争
  随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当代学术思想的介绍及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在我国学界也引发了关于“保卫实在”与“审视实在”的争论。[19]
  毫无疑问,我国科技工作者对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及其相对主义倾向是决然反对的,即使是积极译介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部分人文学者也对这一点持批评的态度。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后现代文化思潮试图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实在性就是反科学;相对主义挑战科学的权威性及客观真理性,试图以非科学的、甚或宗教神学的信念代替科学的地位等等。
  激进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有明显的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倾向,这的确是我们难以接受的。毕竟我们都是在科学实在论的范式下成长,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信念早已在我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何况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派别繁多,也的确有反科学倾向的学派混杂其中,不易甄别。不过,迷离之中也确有许些真知灼见,值得细细品味。就其中学界关注得最多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说,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本来就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当然也得承担很大的风险(也许开创任何新研究方向都得承担一定的风险),来自各界的批评也是意料之中的。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过是欲揭示在社会文化大环境中,自然科学作为其中一个子文化系统,它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与其它文化系统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受到过那些文化因素的影响等等,试图还以科学历史的本来面目。
  自然地,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必须站在人类整个认识成果的高度,对各个知识系统作综观考察。这势必将科学知识当成人类整个认识成果中的一个类别,这样,科学知识的绝对权威地位就不存在了,被降次为与其它知识平等的知识体系,还得接受学者们(有的还是科学的门外汉)的审查。这对科学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将他们心目中的圣像从神坛上搬了下来,摆放在与芸芸众生相平等的台面上,引发了众怒。
  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否否定了客观实在,这倒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按照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大卫•布鲁尔的说法,“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同样自然而然地坚持唯物主义或者‘实在论’的一般的假定。也就是说它认为,物质世界的实在理所当然是某种无论如何都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知识或者信念而存在的东西。”[20]我们也可以推想,任何想否定客观实在的努力在当今的文化思潮中都是难以有立足之地的,而且它也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所关注的话题,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知识理论,而不是客观实在本身。或许他们否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实在性?这倒是有可能。不过,“否定”一词用在这里未免有些偏颇,确切地说应该是对传统的实在观的修正,即他们所认为的“实在”是指现代科学知识只是人类对自然现象所做出的各种有效解释方式之一,但不必是哲学上的“客观真理”或“终极实在”,也不是唯一的合理解释或最终结果,多数情况下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对自然现象做出解释而不是去“发现真理”。
  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得出的种种新颖结论是否可靠,以及科学知识包含多少社会“建构”的成分,是否过分夸大了社会维度对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影响,是否对科学事业构成了“威胁”,这都有赖于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4, 科学的文化研究与反科学之争
  面对国内外近年来出现的种种学术文化思潮,我国部分人文学者也开始对新时代条件下的科学文化进行初步的探索和反思。他们主要是从事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的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多数有良好的理工知识背景,又熟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知识面较广,能融贯东西,因此对国内外学术新走向反应较敏捷,能及时把握跟踪国际学术研究的新动态,提出一些新颖的思想见解,从而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国内科学文化研究阵营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2002年11月21-22日首届科学文化研究会在上海的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文新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邀请了京沪两地从事科学传播及科学文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多位著名学者参与。会议就科学文化的含义及新形式下如何搞好科学传播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在随后不久发表的会议宣言中明确提出了要告别牛顿力学范式下的旧实证主义科学观,积极努力开拓大科学时代条件下的科学文化研究;提出新形式下科学传播已不再是传统的科普宣传,只由科技工作者将科学知识作了稀释简化之后向公众进行普及教育,而是提倡以传播科学精神为主,以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为依托,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于一体,在科技界与公众之间进行双向的沟通。[21]
  首届科学文化研究会的召开及其会议宣言的发表表明了学术界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的新认识和一个主流学派的正式诞生,同时也使得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进一步激化。科学主义者显然认为这一派别的出现是他们学术思想存在的巨大威胁和挑战,纷纷起来指责和攻击科学文化研究者,认为抛弃实证主义传统就是抛弃科学或反科学,试图将科学文化研究者扣上“反科学”的帽子,以此引来一些缺乏科学史常识的读者的同情与支持。但从学术争论上来说,科学主义者的反击是苍白无力的,他们立论的依据是牛顿范式下的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知识与科学理论是绝对正确可靠、恒古不变的认识成果,试图把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但在当今科学认识条件下显得错误的认识结果排除在科学认识之外,抽调科学发展的源头,以为科学发展就是一些正确的知识理论不断堆积的结果。由于缺乏应有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常识以及现代科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理解,科学主义者往往天真地认为凡是科学的就是绝对的确定和清晰可辨与无限可精确测定检验,一旦遭到质疑便会情绪化地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而不是从学术思想上进行公开的讨论与争辩。
  不过从双方争论的目的看,至少从目前来说都是对科学健康发展的关爱,在这样的共同基础上展开各自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同看法。科学主义者坚持要维护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惟恐剥掉科学的神秘面纱就会使科学失去原有的光环。科学文化研究者则认为应该让科学走下神坛,让普通公众能像对待身边的事物一样亲近科学。这一分歧原来也不过是同一派别中不同见解之争,只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而分歧加大罢了。争论本来是学术健康发展所必须的,只要双方能坚持以学术规范自律,对事不对人,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有理有据地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对繁荣我国学术必有所裨益。
  第二届科学文化研究会又将召开,无论在这一研究方向上会有多少困难与阻力,学者们必定会坚定地走下去,我们期待新一轮更激烈、更有独特见解的论战的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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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2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