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莫被束阁楼
——郭正忠教授《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评介

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上海 200030

 

  摘 要:郭正忠教授的《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出版已经十年。该书对一千多年间中国度量衡的纷繁实况和变迁历史做了详尽的阐述,填补了前人论述的空白,并对许多早有定论的成说提出了大胆质疑,予以匡正。该书以新颖的视野看待传统的度量衡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书中对宋代度量衡管理体制的阐释,尤为详尽。该书资料翔实,考据精审,虽已版十年,其学术价值迄今不减,是一部不应被束之高阁的好书。
  关键词: 郭正忠 度量衡 计量史


An Excellent Book That Shouldn’t Be Put Away

——A Review of Professor GUO Zhengzhong’s The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China between the 3rd and the 14th Centuries

GUAN Zengjian
Department for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Professor GUO Zhengzhong’s work The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China between the 3rd and the 14th Centuries has been published for 10 years. It made detailed elaborations on the complicated circumstance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weights and measures that lasted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The elaboration supplied some gap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Chinese weights and measures and corrected some traditional conclusions of the subject. It treated the problem of traditional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new visual angle and raised lots of developmental viewpoints. The elaborations of managing system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the Song Dynasty are especially abundant and in detailed. The data and analysis in the work are plenary and excellent. Though been published for 10 years, the work still keeps its high learned value today. It is an excellent book that shouldn’t be put away.
  Key Words: Mr GUO Zhengzhong, weights and measures, history of metrology

  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有人描绘其特点为知识爆炸,用来形容新知识的不断涌现。各种信息的充斥,在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垃圾信息的泛滥,造成了人们对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在选择和接受上的困难。这种局面的后果之一是一批真正有价值的图书因为种种原因而被人们所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郭正忠教授的《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352千字),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郭正忠教授的著作出版于十年之前,出版甫始,就在度量衡史界和部分知晓该书的历史学工作者中间获得了交口好评。但在稍大些的范围,却知者不多,甚至有研究经济史、宋史和科技史的学者不知该书的存在的情形。时间过去了十年,该书更是处于快被尘封了的状态,而十年之后再来看这部著作,因为有了时间间隔,我们对其学术价值能够看得更清,有更时刻的体会。正因为这样,我们特为此文,郑重地向广大读者介绍郭先生的这部著作,希望这样的好书不会被人们束之阁楼。
  郭书是关于中国度量衡史的一部专著。度量衡史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说,度量衡是古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技术保障,是社会发展是否健康的晴雨表,度量衡同社会生活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因此,研究历史学,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度量衡史。从史学研究的实践来看,是否重视对度量衡史的考察,结果大不一样,致力于此而获致的成果,和疏忽于此而招致的缺憾,在史学研究中同样引人注目。郭书的问世,就是历史学和计量史相结合的产物。郭书作者过去从事的是宋代盐业史研究,由于在研究过程中屡屡遇到计量性课题而无从规避,于是开展了对计量史的梳理,梳理的结果,不但使作者在盐业史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导致了本书的诞生。本书是一部高水平的度量衡史专著,其重要性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但长期以来又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这正是本文要向读者介绍这部出版已达十年之久的著作的原因之所在。
  早在古代中国,人们对度量衡史的研究就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历代制订度量衡基准,第一步必然是考察过去的度量衡制度,这本身就是度量衡史研究。特别是唐代的李淳风,开创了以实物考证和文献辨析相结合研究度量衡史的先河。他以王莽时的铜斛尺为标准,把汉至隋的各种尺度分成15等,计算出了每一种尺与新莽尺的比值。清代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吴大澂,以周、秦、汉、唐时期的玉器、钱币、度量衡器等推算古代尺度和衡重单位量值,他的《权衡度量实验考》,虽然在一些具体数据的考证上人们持有异议,但就整体而言,至今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民国以降,度量衡史研究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王国维、刘复、马衡、唐兰、罗福颐、陈梦家等,对之皆有所论述。
  1937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了吴承洛先生的《中国度量衡史》,这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的度量衡专著。吴著《中国度量衡史》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条理清晰。作者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遴选出相关的度量衡史资料,一条条、一段段予以汇总、剖析,建立起了中国度量衡史体系,而且吴承洛先生亲身参与并主导了民国时期的度量衡改革,因此该书对民国时期的度量衡改革记载尤详,这些,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功至伟。正因为如此,该书问世后多次再版,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度量衡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该书对所引述史料的辨析尚嫌不足,有些结论也缺乏实物的佐证。
  吴承洛先生的《中国度量衡史》出版之后,第二年,杨宽先生的《中国历代尺度考》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的古代尺度专著。1955年,商务印书馆再次印刷了杨先生的这部力作。1968年,台湾的商务印书馆也重印了杨先生的这部著作。1981年,国家计量总局主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问世,为学者以实物考证度量衡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该书出版以后,受到各方面的欢迎,旋即销售一空。文物出版社在对编排做了适当改进之后,于1984年重新出版发行。1992年,丘光明先生的《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出版,翌年,郭正忠先生的《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成书。丘著以实物考据为主,兼顾文献解说;郭书则重在文献辨析,辅以实物佐证,两书长处互补,它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度量衡史研究在20世纪结束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01年,丘光明、邱隆、杨平合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多方面吸取了郭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中国度量衡史最新的权威读本。但限于体例等多种因素,该书并未将郭书已有的成果完全吸纳在内。换言之,郭书不但有其永恒的度量衡史学史意义,而且对当前的度量衡史研究来说,它也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么,郭书都有哪些值得人们认真品味的创新呢?
  首先体现在其对前人研究的诸多正误纠谬之处。郭正忠先生谙熟史籍,史学造诣甚深,因此在考辨史料,纠正前人研究的错误方面多有所获。度量衡史研究离不开对历史文献中带有计量性质的资料的运用,但在运用这些资料之前,必须经过一番考辨,才能确定其是否信实可靠,否则就会出错。前人研究的许多结论,大抵都是有史料依据的,但有些由于研究者对之辨析不够,完全相信了史料的记载,结果造成了一些似是而非说法的流传。例如,关于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南朝用的都是古秤,而北朝用的都是大秤。这种说法是有文献依据的,例如,唐朝李淳风就曾说过:“梁、陈依古秤。齐以古秤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秤四两,当古秤四两半。开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秤。” [1]李淳风所说的齐,指的是北齐,周是后周,皆属北朝。与李淳风同时的孔颖达则说:“魏齐斗秤,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秤,于古三而为一。”[2] 而比李淳风和孔颖达晚了近200年的杜佑也有论述,他说:“自东晋寓居江左,……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度量,三升当今一升;秤,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尺。” [3]他们的说法,在具体换算关系上,有所不同,但在南朝依古,北朝用大秤方面,则完全一致。看来,南朝用古秤而北朝皆用大秤的说法,可以定案了。
  但是,郭正忠先生却提出了异议。他的异议是建立在对现存实物器具的分析和对文献资料的考辨两方面的基础上的。从对实物器具的分析角度而言,郭先生考察了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四件有铭重的西晋“尚方”制或“右尚方”制量器,他惊讶地发现,“同为晋武帝时期的标准铜量,其用秤斤两却轻重不同。尤其是同为太康四年所造,又同‘重四两十二铢’的两副铜升,其每一两的重量,竟迥然殊异。”这种情况表明,“‘尚方’器物与‘右尚方’器物的用秤规格或种类必然存在着某种差别。……概略地说,‘尚方’秤,当‘右尚方’秤重一倍半左右。”(郭书,12~13页。)这就是说,早在西晋而不是南北朝时期,度量衡就有了大小秤的区别。传统说法认为南朝依古,这里的古指的是从汉到晋的传统,但晋已经有了大小秤之分,可见笼统讲南朝依古是说不过去的。
  从对文献资料的考辨方面来说,郭正忠先生考察了北魏用秤情况。他认为《魏书·高祖本纪》所载过于疏略,而当时著名谏臣张普惠的奏疏,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许多重要事实。通过分析张普惠在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的奏疏,郭先生得出结论说:“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前后,北魏至少有过两种不同规格的秤:一是斤两较重的‘重秤’,二是斤两较轻的‘官秤’。”(郭书,17页。)所谓“官秤”,是孝文帝在太和十九年进行度量衡改革时,颁行天下之秤,而“重秤”则是某些地方官府在赋敛丝绵时为过称斤两而违法行用之秤。这就是说,北朝也并非皆用大秤,在孝文帝进行度量衡改革时,也曾经颁行过符合《周礼》制度的小秤。郭先生指出:学界之所以忽略这一点,与《魏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史籍载录的脱漏疏误有关。始作俑者是《魏书》。“本来是‘废大斗、去长尺、’的诏令,在魏收等人的笔下,竟以五个含混不清的字草率概括:‘改长尺大斗’。‘改重秤’一项重要内容,就这样被他们脱漏了。”(郭书,19页。)对《魏书》的脱漏,《北史》沿而不革,《资治通鉴》则臆改为“戊午,魏改用长尺大斗,其法依《汉志》为之。”[4]这些脱错,延误之今,导致了当代人对南北朝时期权衡制度的误解。
  郭书中对度量衡史类似的纠谬之处颇多,诸如对五代度量衡“多相因袭”于唐制;宋器皆太府寺掌造;宋代的“省尺”即三司布帛尺;古衡无“分”,分厘衡制与等子创自于宋等等说法的辨析,皆有理有据,纠正了传统说法的失误而又令人信服。
  郭书的另一特点是对传统度量衡史研究的补阙填空。在传统的度量衡史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通常是正史《律历志》记载的国家规定的一般性规范,但这种规范与具体器制的实用惯例往往不尽相符,而在实用惯例中,又有通行规制与特殊情况之别,不考虑这些具体情况,只关注一般性规范,就会导致度量衡史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空缺。该书尽可能填补了这些空缺,例如“240步一亩之外的其他亩制;十升一‘足斗’之外的加斗、省斗、军斗,十斗一‘足斛’之外的省斛、加斛、乡斛,十五斤一秤之外的其他秤则,十六两一斤之外的加斤、省斤,以及裹制、字制、分制等特殊计量制度与特殊衡名等”。(郭书,3页。)这些内容,充实了已有的度量衡史研究,为人们更深入了解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参考。
  在度量衡史研究上,由于史料的匮乏、理解的歧异,对同一问题,不同学者之间,常常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在宋代淮尺、浙尺、省尺、三司布帛尺等规格与鉴定方面,王国维和杨宽之间就有着不同的见解。郭正忠先生则通过搜集和分析资料,提出了与他们的见解均不相同的主张,为解决这一历史争议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说,对已有的争议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的话,那么,推翻已成定议的说法,则更需要有超人的见识才行。郭书在这方面也颇有可称道之处。例如,关于宋代的量制,一种已成定议的说法认为,宋代将一石为斛该成五斗为斛,南宋贾似道则首创了小口方斛。郭正忠先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广泛征引和分析,得出结论:该说与史实并不相符。郭先生认为,北宋到南宋末,石与斛仍常通用,作为量制,它们基本上没有分为两个层次,只有在使用特殊的斛时,才发生例外。五斗斛创行于北宋末南宋初,到孝宗、光宗时期得到逐步推广,宁宗以后至南宋灭亡,是五斗斛与一石斛并行或被较多使用的阶段,直到元代中期,五斗斛才被确定为全国通行的定制。而截顶方锥形的五斗斛,早在孝宗至理宗时期即已存在,属于地方仓廪所制,不是贾似道的发明。郭先生的这些见解,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论之有理,述之有据,读之令人信服,丘光明先生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就采纳了郭先生的这种说法。
  郭书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题之处,那就是它从度量衡器制的变化寻找权衡量值变化的原因的做法。中国古代的权衡单位量值,在南北朝时期曾发生过近乎戏剧性的变化——单位量值遽然增加到了原来量值的两倍或三倍。传统上对这种变化原因的解释,一概归之于剥削,后来又考虑到法制的匮乏是罪魁祸首。这些解释着眼于社会因素的作用,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否全然如此呢?就权衡而言,北魏的大秤是沿袭“晋秤”而来的,并非拓跋鲜卑人所首创,何况北魏孝文帝改革时,还把“改重秤”、行古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所以,把这个时期权衡量值剧变的原因完全归之于上述社会因素,未必十分中肯。
  那么,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社会条件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呢?郭正忠先生通过《唐本草》中关于“复秤”和“晋秤”的记载以及《外台秘要》、《千金要方》等医书中关于“复秤”、“单秤”的议论,联想到这个历史时期正是杆秤的普及应用时期,从中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端倪。按照郭先生对文献的考辨及推理,“复秤”是两端系盘的古药秤天平,而“单秤”(或曰“晋秤”、“今秤”)则指仅有一端系盘的药用提系杆秤。天平与杆秤的称重计量方式是不同的,天平称重时只需读取砝码重量即可,而杆秤则需同时兼顾权重和悬权位置与毫纽间的秤杆距离,而当杆秤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人们如果仍然习惯于天平的计重方式,只看秤权所显示的重量,而不顾及悬权位置与毫纽之间的距离,那么,同样的物品若用杆秤来称,就会觉得轻了许多。杆秤是由天平演化而来的,它在草创伊始,毫纽的位置不会离开原来天平上的中心支点太远,有可能人们将原衡杆分成三等份(或四等份),而将毫纽置于离重物端近的那个等分点上,这样用同样的砝码当做秤砣来称重,所得结果就是用天平来称时所得重量的二(或三)倍,这正是唐代王焘所说的“吴人以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5] 的情况。
  郭先生对南北朝时权衡量值剧变原因的上述解说,虽然是在一定史料基础上推理所得,但其论证严谨,说理充分,有一定的说服力。当然,上述说法也有不能完全确定之处,因为杆秤有别于天平之处不仅在于毫纽移离了中心支点,而且还在于秤砣的重量是确定的但其位置却是随时变动的。郭先生的上述分析未计及后二者。但无论如何,郭先生注意到了从度量衡器物形制的变化上寻找其与量值变化的关系,这种做法是富有启发性的。
  在现有的中国度量衡史著作中,郭书有一个不应被忽略的长处:它对所论时代特别是宋代的度量衡管理机构及管理体制的论述至为详尽。作者不但探讨了中央政府的度量衡制作及行政管理机构,探讨了当时的度量衡管理体制及技术检定做法,还深入到地方官府和具体行业中去,通过具体实例说明当时度量衡的管理情况。郭书通过自己的深入钻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宋代度量衡管理状况的大型图画,这幅图画在其内容的丰富和细节的详尽方面,在现有的度量衡史著作中,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
  郭书已经出版十年。该书问世以后,在中国的度量衡史研究者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但在范围稍大些而又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学和科技史界,却鲜闻反响,迄今甚至未见一篇对其进行评论的文章正式发表。与之相反的是,它不但没有获得相关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被尘封,尽管它的学术价值迄今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好书未被置于案头却被束之阁楼,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正因为如此,笔者特为此文,对之加以评介,述说不当之处,敬祈识者指正。

 

[1]〔唐〕李淳风,《隋书·律历志上》
[2]〔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定公八年》,见《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2141页。
[3]〔唐〕杜佑,《通典》卷五,《食货志·赋税》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四。
[5]〔唐〕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一

 

2003年8月18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