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3年8月1日《中国图书商报》

 

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

吴国盛

 

  今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上海科技出版社重译的斯诺的《两种文化》,再一本就是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种文化》。
  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概念颇具命名力,如今被广泛地用来刻画当代文化危机。所谓两种文化说的是,由于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诸多的不同,有两个文化群体即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来,相安无事,或者相互瞧不起、相互攻击。斯诺的意思,希望两种文化之间多沟通、多理解,使差距和鸿沟慢慢缩小,使大家的关系变得融洽。
  《第三种文化》的作者布罗克曼则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书商,网罗了英语世界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兼科学作家(science writer)。这些人中有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专写进化论的科普作家古尔德和道金斯,有物理学家彭罗斯和盖尔曼。布罗克曼替他们出书、鼓吹,帮助他们在公共媒体上打开局面。这本由采访录编辑而成的新书,对这些人做了一次整体包装——将他们统一命名为“第三种文化”。这个名字虽然借用了斯诺的术语,但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和解,相反,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是科学文化向人文领地的“入侵”,是科学家直接向人文学者“争夺”公众话语权。


  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

  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实际上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那就是,西方的人文传统太深厚了,而人文学者又太不把科学当回事了。斯诺本人由于同时兼有科学家和作家两种角色,说起两种文化来似乎比较温和、不偏不倚,但也看得出他实际上偏向科学家群体,认为两种文化问题的要害在于人文知识分子的傲慢和自负。他曾经“恼火地”问人文学者:“你们中间有几个人能够解释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很替科学文化抱不平。
  到了“第三种文化”这里,人文学者的傲慢和自负依然故我。古尔德转述梅达沃的话说:“不怎么了解艺术和音乐的科学家,被文科人士当作是傻瓜和俗人,这很不公平,因为文人从不认为要被当作文化人就一定得了解什么科学”。物理学家戴维斯说“英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肯付出一点努力去理解科学。……科学家年复一年地被忽视,因为没有人倾听他们;现在人们开始倾听了,他们却被知识界的黑手党踩在脚下。”道金斯则直截了当地说:“我确实有些偏执狂,我就是认为文人们劫持了文化媒介,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的问题。”
  在道金斯们看来,西方世界的人文知识分子掌握着公众话语权但又对科学文化比较傲慢、冥顽不化,指望他们理解科学、向公众传播科学文化根本不可能。于是,英语世界一批有名的科学家直接站出来说话,向人文知识分子争夺公众话语权。这些人都是科学前沿极具活力的探索者,科学声望很高,思想新锐,而且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大,形成了布罗克曼所说的“第三种文化”——他们既是斯诺意义上科学文化中的精英,又能像斯诺意义上的人文学者那样能言善辩、发布真理的声音。
  第三种文化并不是斯诺所希望看到的两种文化的融合,而是“科学文化”向传统人文领地的主动出击,从而改变自己在公众领域中的弱势形象。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种文化的出现是两种文化相互敌视相互对抗的新形态。但这种第三种文化的意义和“合法性”当在于,如果说两种文化的融通难以做到,我们可以首先改变两种文化的不均衡局面。


中国的两种文化

  斯诺所说的英国的两种文化(的分裂)问题,即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在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无知”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比英国更加严重,但“傲慢”却未必,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更多的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
  “无知”来自教育的失误。由于自5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严格的文理分科教育,搞得文不习理,理不学文,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综合优势从而创造能力不足,价值认同偏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从而导致片面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分科教育、专科教育的结果是双重的无知:理科生对文科的无知,文科生对理科的无知。近几年来,这种教育体制的缺陷已经为学界所普遍意识,因而摆脱“无知”的呼声畅通无阻。通识教育模式正在高等院校里慢慢推行。在读书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钟情于人文书籍,可惜的是,他们太忙,特别是一线科学家太忙;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表示出对科学书籍的热情,只可惜的是,我们为人文学者准备的好懂而又有趣的科学书籍太少。
  中国的“傲慢”如果说有的话,也并不表现在或者主要不表现在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而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即科学主义日盛、人文主义式微。胡适曾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的话揭示了中国的两种文化问题的特殊背景: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根本没有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强劲的人文传统与作为新贵的科学传统相抗衡,相反,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相伴随的一直是人文传统的瓦解和崩溃。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科玄论战的玄学派彻底败北,到文革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文革后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再到今日的技术专家治国、工程效率优先,一以贯之的是人文的退隐和衰微。
  盖尔曼在形容西方的两种文化时是这样说的:“不幸的是,艺术人文领域里有人,甚至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有人以几乎不懂科学技术或数学为自豪,相反的情况却很少见。你偶尔会遇到一个不知道莎士比亚的科学家,但你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以不知道莎士比亚为荣的科学家。”(《第三种文化》第7页)这话要搁在中国,也许应当这样说:“不幸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里有人,甚至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有人以几乎不懂文史哲艺为自豪,相反的情况却很少见。你几乎不会遇到一个不知道爱因斯坦的人文学者,而且你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以不知道爱因斯坦为荣的人文学者。”我记得在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个个对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着迷,而90年代的霍金热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知识分子炒起来的。


中国两种文化的和解

  对“无知”需要“科普”,对“傲慢”需要“抗击”。英美国家的“第三种文化”就是这种“科普”与“抗击”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也有两种文化问题,那么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第三种文化”?我的答案是:还没有。
  中国还少有知名的科学家直接著书,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科学思想。中国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发达,但中国的科学并不发达,还没有足够多的科学家站在科学的前沿,引领科学的发展方向。中国多少年的偏科教育,使中国的科学家多数比较缺乏直接面向公众的写作能力。还有,中国并不存在人文学者对待科学的傲慢,并不存在媒体对待科学文化的歧视,相反,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媒体热诚的欢迎科学文化。但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科学过于高深莫测、令人望而生畏,人文知识分子和媒体大都敬而远之,不敢望科学之项背。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但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斯诺所希望的两种文化的“和解”和“融通”却是很有希望达到的。在通往“和解”和“融通”的道路上,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以人文学者熟悉的方式向他们讲述科学的故事,让他们理解科学的人文意义,而不是把科学当成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东西;另一件是向科学家重新阐述科学的形象,唤起他们之中本来就有的人文自觉,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同样也是人文事业的建设者、人文价值的捍卫者。我认为,这是中国语境下“科学与人文”话题应有的思路。
  在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群体中分别促进对科学之人文意义的理解,应有不同的着眼点,这是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针对人文学者,科学传播者应把科学带入人文话题之中,促成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与交流,比如讨论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与宗教与艺术的关系。针对科学家,应着重揭示科学中的“自由”的维度,科学家对思想自由的捍卫、对科学发现中创造之美的领悟、对“为科学而科学”和“无用之学”的坚持,均是这种“自由”维度的表现。以“自由之科学”压倒“功利之科学”,正是科学之人文精神的胜利。
  谁来完成这两大任务?中国的科学史界、科学哲学界、科学社会学界和科学传播界正适合担此重任。这里的成员通常都有理科背景,是分科教育制度下难得的异类;这些学科都是科学与人文的交叉学科,天然适合做沟通两种文化的桥梁。可惜的是,这四个领域尽管有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但还没有一个合适的统称。我这里姑妄称之为科学人文类学科。

“科学文化”:中国的“第三种文化”?

  近几年,科学人文类学科中的一些善于大众写作、善于在媒体露面的学者,挑起了“科学文化”的旗帜。这里的“科学文化”当然不是斯诺意义上作为沉默的科学家群体的“科学文化”,但就他们不甘沉默而言,他们确实很象是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向什么群体争夺媒体和话语权,相反,“科学文化”的兴起倒是媒体争夺的结果。我理解,“科学文化”即是科学的传媒化,是中国当代科学传播的新鲜力量。
  正象第三种文化的科学家不是典型的科学家,而且他们的工作经常受到正统科学家的蔑视一样,今日中国“科学文化”的倡导者们也经常遭受来自“科学人文学者”的非议,说他们不再是学者。这是西方的“第三种文化”和中国的“科学文化”共同的命运。

 

2003年8月2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