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群言》2003年第7期

 

“NGO”的学术

刘 兵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NGO”,并非通常意义上“非政府组织”的标准缩写。想到这种说法,还源于我的一位同事的用语。在半开玩笑但又并非完全是玩笑的情况下,那位同事把做学问分为“体制化的”和“NGO”的,想来似乎也有些道理。
  简单地讲,体制化的学问,就要是追求现有官方体制的认可,比如说,为了职称的晋升,以及为了由官方提供的种种利益,要去不断地申请各种被官方承认的基金,所申请的课题,按照那些基金的要求,多数是属于“主旋律”、属于“重大问题”,或是有重大的“经济效益”,或是有重大的“社会效益”才行。而这些基金课题在官方的标准中,又被明确地分成不同的级别。此外,还要力争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去获各种官方承认的奖励。当然,这些奖励也有明确规定的级别,如国家级、省部级等等,有时在鉴定要求上,甚至会以证书上图章有无国徽来作为鉴别的标准。而那些不在这些体制框架之内的奖项,则无论其学术含金量有多高、声誉有多良好,也不在被认可之列,这从那些汇报表上的栏目及要求中便可一目了解。说句既是玩笑也是现实的话,如果严格地按此要求,其实诺贝奖也还只是体制化的奖项----当然,这也许是唯一的例外,好在还没有纯粹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学者因获得此奖,从而会以某种尴尬来冲击那些框框的限制。
  自然,如果不去追求这些,只是纯粹凭着自己的兴趣或其它不被官方认可的标准去做学问,或者被称为“玩学问”,那就属于在体制之外的“NGO”式学问了。
  如果不是简单地对谁对谁错仓促地下定论的话,应该说,这种将做学问分为两类的标准的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一个人,如果在学术机构,或者说在像高校之类的单位工作,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两种做学问的方式之间做一选择。尽管,对于某些人,选择是真心的,但对另一些人,有时选择的结果却不一定是出于自愿。当然,也有两者皆选者,即在满足体制化的学术要求的前提下,也游刃有余地从事“NGO”的学术研究。
  问题是,按照上述“体制化”的标准来做学问,真能做出真学问吗?这一方面要取决于对“学问”的定义和理解,另一方面,也不可一概而论,也就是说,至少按照本人的理解,以这种方式,不排除有可能做出真正的学问,但概率肯定是非常小的,而且阻力很大,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从那些项目选题的设立,到官僚主义形式化的烦琐检查,几乎无不构成了对真学问的阻碍。就今天而言,我们的学术成果,无论是科学领域的,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水准的现状,不是也很能说明现有的体制化的问题吗?
  再者,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学问并不是为自己真正的兴趣(除非兴趣只在于晋升和发财之类)、为学问而做的,而是为了学问之外的目的而做的。这就带来了问题: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做学问?
  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不论是在科学的领域中,还是在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领域中,学者们一直都是在以“NGO”的方式来做学问的,学术的体制化只是并不是很久的以前才开始出现的事,无论对于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体制体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体制化对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当然是有很多好处的,例如,或以以从事学术研究作为职业,而不必只在成为不为衣食担忧的富人之后,或不必只是以业余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前面所讲那些“标准”,其实也就是在社会学中被研究的学术“奖励系统”的问题。于是,另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体制化才对于学术本身是合理的。如果学界真正具有了某种自主性,评价的标准是以学界自身标准,是学者的标准,而非掺杂了诸学学术之外因素的标准,体制化的奖励系统本是能够以最有力的方式促进学术的发展的。尽管像所有的事物一样,学术研究的体制化也许会有某些副作用,但衡量之下,显然是利大于弊。不过,在国内目前的学术评价的体制化的现状下,让真正的学者平心而论,恐怕除了解决经费、生活以及提高生活水准的功能之外,对于做真学问,那些现行的标准实在是大成问题的。例如,如今体制内外都将陈寅恪认作大师,但试想一下,在现有的体制化的标准下,像《柳如是别传》那样的名作,因其不属于主旋律也不属于重大问题,不是那种贯通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的宏论,恐怕既无法申请到研究经费,也评不上什么奖项。这难道不是学术研究的悲哀吗?
  不过,做学问的学者也是凡人,也要穿衣吃饭,只要身在体制中,难免身不由已,或多或少地被迫做些体制化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做多了,也不免异化,将本是伪学术的标准认作学术的标准并得意洋洋。以这样的方式来搞学问的意义,与其说是为了内心的求知欲,到不如说是为了生存,而且有时只了更好地生存。但是,追求自由,包括追求学术自由,追求真学问的真与美,这仍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因此,总会有些人在各种时候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反抗这种体制化的学问,而力所能及地去追求“NGO”式的学问。以往经常听到有人说,要想既保住说得过去的饭碗,又能自由地做学问,要先“克已”,咬牙坚持到评上教授,再往后就自由了,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学问了。这种反映了人性的追求又与现实有所妥协的实用策略至少在一定的阶段内还有效。但体制化的力量和灵活性也是不可低估的。政策也在改变中,以往的策略是否在未来还行得通,就现在来看,恐怕也还大有疑问。更可怕的是,随着体制化的力量越来越大,对学术的限制和约束力也越来越大,更多青年人从一开始就处在这种不利的选择机制中,恐怕就前面算还有一线希望,在等熬到出头之日之前,也许或是早已被淘汰出局,或是做真学问的本领早已退化了。
  在强大的体制面前,人体总是无力的。由此来看,在总体上,学术的前景也不乐观,搞学术对于个人来说不再是一个理想的工作。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以做学问作为职业的同时,追求一种能够理想地以“NGO”的方式来从事学术生活,不那么功利地读书,不那么功利地写作,追求自由地思考,自由地选择要研究的问题,在这种自由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做学问的快乐,便成为一种梦想。
  不过,至少从国内近几年的发展来看,还是表现出一种令人欣喜的趋势的,即在体制化的学术之外,由于市场的需求,也由更为纯粹些的学术自身的需求,一些“NGO”式的学术共同体,或者按照科学社会学的说法,即“无形学院”的圈子开始出现,并表现出相对迅速发展的兆头。这一点,如果你走进那些学术书店,便会有很深切的感受。那些真正受到学术界有识之士的欢迎并真正具有某种学术积累价值的作品,一般来说,也大多是以某种“NGO”或“准NGO”的方式运作和写出的,而那些在书上赫然印出某某基金资助项目,或某某重点规划项目之类的作品,不能说其中没佳作,但比例总是相当之小。此外,依托于某些刊物、网站之类更为市场化的传媒,也会聚集起一批批志同道合者,在这些学术共同体中,评价和承认的标准,是要更为市场化和学术化的,而较少掺入那些非学术的成分。当然,再细些讲,市场化的价值标准与学术化的价值标准之间也还是有差异存在的,但相比之下,这种差异要比体制化的标准和学术化的标准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而且其间也相对容易协调,更何况学术共同体本身也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市场。
  可以说,像这样的“NGO”式的学术和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将是我们未来学术发展的真正希望。

 

2003年7月2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