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3年6月25日《中华读书报》

造桥,还是挖沟?

刘 兵

  无论从分类上来说,还是从创意上讲,《第三种文化》都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此书作者,或者说,是执笔的采访者,布罗克曼,以代理许多科学家的版权而闻名,除了经营版权代理之外,还曾“攒”了不少与科学普及相关的书。就中译本来说,几年前出版的也是由他“编”的《过去2000年最伟大的发明》,是以网上提问方式来征答“过去两千年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为什么?”这一问题,在他选入该书的100份答案中,确实有不少新的见解,因而曾引出了不少的评论。这一次,如果依然是就形式的创意来说,《第三种文化》也颇有新意,作者与他精心选择的一些著名科学家一一会面,就他们各自的工作畅所欲言地进行访谈,同时也请被访谈者就在这本书中出现的其他的科学家的工作进行评论性和感想性的议论,然后,就像译者在译后记中所形容的,在一场开放的“下午茶”中,这些科学家们各抒己见,分别就进化论、人工智能、宇宙起源、达尔文算法(大致是基于复杂性等理论对于生命、进化等问题进行的计算)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与其他常见形式的科普作品相比,这样一种形式确实别出心裁,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一、两个人长篇大论地自说自话,以更加生动、可读的方式,结合采访者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就科学家本人心目中最为重视、最想谈论的科学问题,包括科学争论,包括科学家之间不同的观点、分歧,乃至于对他人在科学与科学之外人格方面的看法,以极其通俗的方式展现出来,使外行,使普通读者可以在聆听这样一场“下午茶”的交谈中,对科学中某些领域和某些主题有一形象化的理解。

  如果作者,或者编者,仅仅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对科学领域中的研究进展、新观念、科学家的工作风格、科学家之间的争端等进行展示,那么,这本书在科普的意义上,就像《过去2000年最伟大的发明》一书一样,将会是一本成功的普及性作品。但问题在于,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普及这些具体的与科学相关的知识与思想的内容,而是要把这些东西进行一种提升,提升到一种文化,而且是被作者称为“正在浮现的第三种文化”这样一个高度,甚至像在原书的副标题中所提示的“超越科学革命”的高度。于是,对于这样的理解,便同样可以有一些思考与争论。

  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英国学者斯诺在其1959年于剑桥大学的演讲中,以及在随后以《两种文化》为题出版的演讲内容的单行本中,第一次有效地引起了学界甚至公众对“两种文化”的概念注意。在斯诺最初的认识中,两种文化是分别属于“文学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家的不同文化,他认为他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发现了彼此的怀疑、互不理解甚至于敌意,并认为这样的局面将对运用技术来缓解世界上许多问题的前景产生破坏性的后果。斯诺的两种文化命题随即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与争议,尽管他对两种文化及其代表者的认识与后来众多讨论的参与者不完全相同,尽管他还是更多地站在科学的立场,即更多地考虑到社会对科学的巨大重要性及其文化的轻视而提出这一命题,这与后来诸多有关两种文化的讨论与研究的立场也不相同,但斯诺的贡献主要是在于,他引发了这场持续至今的讨论,提出了一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补充了新意的研究课题。

  在更后来的理解中,与斯诺最初的认识有所不同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两种文化中的人文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知识分子”,而是与历史悠久的整个人文传统相关,与范围更广的有别于自然科学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以及他们的主体倾向相关;其二,是尽管在后来的讨论中,依然有不少人带有强烈的偏向于科学一方的倾向,但更多的研究者开始也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或者说,站在与斯诺提出这一命题有所不同的立场来对之进行讨论。甚至在斯诺之前,科学史家萨顿就也以类似的方式注意到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并使用了将科学史作为“桥梁”来沟通两者的隐喻。在斯诺之后,纵观整体的潮流走向,力图沟通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的努力一直表现在像诸如教育等领域中,另一方面,就整个学术界的发展来说,像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对科学的人文研究领域的职业化,也为这种沟通带来了的新视角与可能性。当然,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确实从未真正消除过,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近些年来,科学家阵营与持社会建构论观点的人文学者阵营之间的激烈冲突,就是突出的表现,这种冲突甚至可以被冠名以“科学大战”。那么,在一方面需要沟通,另一方面鸿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布罗克曼在《第三种文化》一书中,将来自与一般公众直接进行交流的科学家们的思想和工作与“正在浮现的第三种文化”相联系。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在布罗克曼看来,第三种文化的代表者,并不严格地等同于科学家,而只是科学家阵营中那些乐于直接为公众写作、与公众交流并因而还时常由于这些工作受到某些其他科学家蔑视的人士。布罗克曼也分析说,“第三种文化引起人们广泛注意靠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写作能力,那个传统上被称作‘科学’的东西,今天已经变成了‘大众文化’”。

  先不谈科学的普及如今是否真的已经成为“大众文化”,虽然布罗克曼也承认对第三种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包括社会科学家、行为科学家和人类学科学家等,可是单就他在《第三种文化》这本书中选择的访谈对象(除了一位具有科学背景而且其研究工作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哲学家之外,其余的人全为标准的科学家)以及所谈的内容来看,很明显的,依然主要是对科学内容的普及,尽管这种普及已经不是老式的灌输式的普及,而是以通俗的形式进行的交谈或交流式的普及,尽管谈话者彼此间也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和冲突,而布罗克曼也专门指出第三种文化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容忍异己,但在这本书中所直接展示的冲突与容忍,范围也只限于不同科学观念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在他们所谈的内容中,目前来自对科学进行人文研究的那些学者所研究和关心的许多东西都没有包括在内,而构成了现实的“两种文化”之冲突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却恰恰是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两大阵营在那些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当然,这只是对此书编者布罗克曼所提出的他自己牌号的“第三种文化”的分析,如果仅就此书中对科学内容与思想的普及来说,此书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问题在于,这种对科学内容与思想的普及,还远远不能“超越”和解决历史悠久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也远远不是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如果仍用鸿沟和桥梁的隐喻,那么,这样的工作也还远不是成功地在鸿沟之间造桥,而只不过是将鸿沟一边的东西比较成功地展示给沟对面的人看而已。撇开多元的科普形式的巨大意义不谈,如果把这样的工作当作“超越”科学革命、消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的努力来过高地看待,至少在极端些的情况下,反而带来把鸿沟进一步挖深的可能。

  (《第三种文化》,(美)布罗克曼著,吕芳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24.80元)

 

2003年6月27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