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3年5月28日《上海中学生报》

让历史告诉未来
——医学史上的人与疾病的斗争

樊民胜

 

一、医学史就是人类与瘟疫作斗争的历史
  1.医学诞生与瘟疫有关
  传染病给人类社会投下的阴影,是其它灾难难以比拟的。比如十三世纪欧洲的鼠疫也就是黑死病,曾经夺去了那里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一九一八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流感,还造成了两千万人的死亡,大约是打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死亡人口的一倍。 
世界上所有的医学的诞生都与大范围的疾病流行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有关,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概莫能外。
  西医成型于古希腊的雅典,公元前在雅典发生了一场瘟疫。没有人知道这场发生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瘟疫从何而来,但可以确定的是,疾病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疾病像恶魔一样席卷整个城市,任何口服、外敷的药物都无济于事,最后,医生也被感染而生病。
  人们“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着”。由于死的人太多,尸体躺在地上无人埋葬,鸟兽吃了尸体的肉也跟着死亡,以致“吃肉的鸟类完全绝迹……”雅典城因为人们的绝望而土崩瓦解。
  对这种索命的疾病,人们避之惟恐不及。但此时希腊北边马其顿王国的一位御医,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雅典救治。他一面调查疫情,一面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不久,他发现全城只有一种人没有染上瘟疫,那就是每天和火打交道的铁匠。他由此设想,或许火可以防疫,于是在全城各处燃起火堆来扑灭瘟疫。
这位御医就是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
  在与瘟疫的抗争中人类不仅创立了医学,也创造了相应的职业规范—医德。希波克拉底的医德思想体现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医界的职业信条。在西方,无论是新入学的医学生,还是新开业的医生都要履行面对希波克拉底塑像宣誓仪式,而誓词的蓝本是根据希波克拉底誓言改变的。
  希波克拉认为:疾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症状是身体对疾病的反应,医生的主要功用是帮助身体的自然力量。他的这种疾病观、医学观与我们的祖国医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2. 霍乱流行催生了实验卫生学
  除了意大利作家薄加丘在《十日谈》中写到的黑死病(即鼠疫)之外,历史上再也没有一种病像霍乱那样在人们心中引起过那么大的恐惧了。
  1831年,没有人想到,一场将持续几十年的霍乱大潮即将来临。在第一波霍乱菌的袭击中,英国至少有14万人死亡,一些小村庄几乎全村覆灭。
  霍乱的滋生地是印度。在古代,由于交通限制,医学史家形容“霍乱骑着骆驼旅行”。19世纪初期,霍乱还只局限在当地。此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打开了历史性的霍乱封锁线。100多年来,有6次世界性大流行的记录。第五次霍乱到达了埃及。当时应埃及政府邀请,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在当地进行了研究。
  科赫在病原微生物研究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他认为每种病都有一定的病原菌,纠正了当时认为所有细菌都是一个种的观点,从而兴起了关於疾病生源的研究。他为研究病原微生物制订了严格准则,被称为科赫法则,包括:一种病原微生物必然存在於患病动物体内,但不应出现在健康动物内;此病原微生物可从患病动物分离得到纯培养物;将分离出的纯培养物人工接种敏感动物时,必定出现该疾病所特有的症状;从人工接种的动物可以再次分离出性状与原有病原微生物相同的纯培养物。科赫法则的提出不仅为研究病原微生物制定了一套方法,并激发了人们对纯培养物的研究,促进提出防治各种传染病的有效方法。直到今天,科赫法则仍然是寻找和最终确定病原微生物的金标准。在这次SARS流行中,洪涛院士2月11日仅根据他在2例标本的电子显微镜观察中发现衣原体,未作进一步的研究,就向全世界公布衣原体是SARS的原凶,显然违背了科赫法则,并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科赫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可怕的霍乱病流行地区无畏地工作,通过对40名病人和因霍乱病死去的52名病人的尸体解剖发现了在死者的肠粘膜上有一种特别的细菌,这种形状像“逗号”有一点弯曲的杆菌即霍乱弧菌就是霍乱的致病菌。他以出色的工作揭示了霍乱的病因而成为成功的英雄,在返回德国时他受到人们民族英雄般的欢迎,皇太子授予他二级加星皇冠勋章,19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另一卫生学教授也是现代实验卫生学的奠基者培顿科菲与科赫观点不同,他固执地认为,霍乱的流行必须同时具备特定的病原菌、适应的地理条件、相当的气候状况和个人的易感性四个因素,光有霍乱菌一个因素不足以引起霍乱流行。为证实他的假说,他甚至不惜亲口尝试“霍乱菌汤”。1892年10月7日,培顿科菲走上讲台,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个试管,这是他从科赫那里订来的霍乱菌培养剂,里面有数以亿计的活生生的“逗号”,他宣布要当场吞服这管“霍乱菌汤”被他的这个壮举惊呆了的学生们回过神来后冲向讲台,拼命要阻止教授的这一次危险实验。他们高呼“我们不允许”“我们不愿亲眼看着您死去”。但培顿科菲坚决地命令学生回到座位上去,他首先表述了自己的观点,随后一口将试管内的液体吞下,并继续上课。虽然他这次没有发病,仅有一次无关紧要的腹泻。但原因并非他的想象,是科赫在他索要霍乱培养剂时已经预感到他的用途,而有意多次稀释,把毒性降致最低后才给他。即使如此,实验还是而严重损害了培顿科菲的健康,毁坏了他的身体,使他过早地谢世,但他这种为科学自愿献身的精神还是被人们所敬颂,被称为失败的英雄。
  霍乱让人们知道养成良好饮食卫生习惯的重要性。“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被“饭前便后要洗手”所取代。
  3.天花使皇帝也不能幸免,中国人发明了种痘
  3000年前人类就有了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古代中国、印度和埃及都有相关记录。比如科学家从木乃伊考证出,公元前1000年统治埃及的法老拉美西斯头部就有天花疤痕。大约到了6世纪,欧洲也出现了天花,16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又把它带到了美洲大陆。17、18世纪天花在西半球肆虐,当时欧洲的天花病死率为10%,18世纪初,冰岛一次大流行,死了近40%的人。18世纪60年代,伦敦的人口大约65万,10年中死亡人口总数为234412人,其中死于天花的便有24234人,90%都是10岁以下儿童。染上此病后即使侥幸不死也会留下一脸麻子。一些历史统计认为,天花曾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另外2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历史学家形容说,在18世纪,一个女人只要没有天花的痕迹痘疤,就意味着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流行时连皇帝也不能幸免,清朝顺治皇帝24岁便死于此病。而康熙皇帝却因为出过天花,具有终身免疫力这一重要条件,使他登上皇帝的宝座。无独有偶,法国皇帝路易十五1774年不幸染上天花,当时没有医治的办法,于是御医们决定给他放血,四大盆血从他的身体里流出后,他于5月10日死去。
  人类为了战胜天花这个凶险的敌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6世纪时,中国的医生就发现那些得过轻微天花的人,一旦病好,以后就不得此病,获得了免疫能力,于是开始接种人痘,这种方法很快传入欧洲。1798年,英国医生詹纳经过研究发明了“牛痘接种法”,并劝说英国王室率先种了牛痘,最终在欧洲得到推广,天花的发病率直线下降。
  4.战胜肺结核是抗生素的功劳
  肺结核也是历史上长期困扰人类的传染病。
在19世纪,大多数人都曾被这种缓慢而无情的疾病夺去亲人或朋友。据统计,从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20—60岁的成年人中,肺结核的死亡率是97%。有人说,肺结核是艺术家的疾病。肖邦、拜伦、卡夫卡、劳伦斯以及中国的郁达夫都患有肺结核。为了治疗肺结核,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使用各种草药、偏方、甚至用上黄金的化合物—硫代硫酸金钠。鲁迅先生在《药》《父亲的病》等文章中表现出他对肺结核的无奈。在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的1945年特效药链霉素等重要药物发明之前,此病是不治之症。
  现代细菌学科学奠基人、结核杆菌的发现者罗伯特·柯霍曾说过:“结核病对人类的危害十分严重,即使那些最可怕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也应列于其后。”
  最后是现代医药学的成就才提供了人类战胜结核的方法。
  抗生素的发现是医学方面的重大成就。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1881—1955)研制成功能够有效地杀灭葡萄球菌、链球菌的青霉素,但直到40年代,才在临床上应用,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猩红热、白喉、脑膜炎、淋病、梅毒等传染病的蔓延。1944年,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1888—1974)又从土壤真菌中成功分离提取链霉素,这是治疗结核病的第一种真正有效的化学药物。后来又发明了异烟肼(雷米封)和对氨基水杨酸(PAS)。1957年这三种药物联合使用,使结核病得到有效的治疗。
上述医学成就,使人类控制和战胜疾病的能力大为增强。由于死亡率不断降低,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大为延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破伤风疫苗的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军队对疟疾药物的使用,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1918年一次世界性的流行性感冒夺去了1500万人的生命,这个数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倍。由此可见,20世纪免疫学的发展和各种抗生素的研制成功和应用,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5.战胜疾病既要靠医学,也要靠人自身的抵抗力。
  医药是战胜疾病的重要武器,但是也要看到,任何现代医学的成就都比不上人类千百年来与病魔斗争中所形成并通过遗传让后代也获得的无比强大和精细的免疫能力。
  2003年5月16日,在广州鸣泉居举行的一场“依靠科学,战胜非典”专家报告会上,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徐安龙教授语惊四座:部分人可能总是对某些传染病如非典等,具有天生的免疫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学家戴蒙德在他获得了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试图回答一个困扰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数百年的问题:为什么近代西方有能力征服世界?一个被忽视的原因是欧洲殖民者传播到新大陆的多种疾病,特别是感冒和天花,夺走了当时新大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生命,远远超过了殖民者用枪炮杀害的人数。旧大陆人尽管在历史上饱受传染病之苦,但人体也发展出了抵抗不同传染病的各种抗体。得过伤寒或天花而大难不死的人有终身免疫力,得过感冒的人对流感也有一定的抵御能力。有不少免疫能力还能传给后代。所以,旧大陆的人身尽管带有各种病菌或病毒,但感染得病的机会相对要小得多。当年的新大陆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身上缺乏抗体,染上了旧大陆人带去的病菌病毒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被断送了生命,只剩下不到百分之十身体强壮的人逃过了鬼门关。今天的印第安人,就是这批幸存者的后代。
  以这次流行的非典为例,也证明了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性。不是像天真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科学家可以在一年、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拿出抗非典的药物。虽然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在确定病因方面大大缩短了时间,但药物的发现和生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用于人的药物必须以人体实验来确定其疗效和安全性,而人体实验不能像动物实验那样的随意,每一个实验周期都需要时间。在这方面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在集中营中以战俘和平民为对象的残酷的人体实验给人类留下惨痛的教训,科学的利益不能损害人的利益成为共识。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人体实验受试者保护国际公约—《纽伦堡法典》,规定了只有用科学的同时也是符合人道的方法,即在保护受试者利益前提下进行的人体实验才合法。这就是药物生产周期长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历史上,人类用3000多年击败天花、2000多年消灭鼠疫、1000多年降服梅毒、200多年制服痢疾,艾滋病的发现已经有20多年,至今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药物,一种针对艾滋病的疫苗还刚刚准备进入人体实验阶段。所以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杀死非典病毒的药物和疫苗出现。目前对非典的治疗主要是通过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以抑制病人身体内免疫系统反应过度;无创伤吸氧保证身体对氧气的正常需求;使用多种抗生素防止其他细菌侵入形成的继发感染。病人能否康复取决于他本身的抵抗能力。
  二、重新认识中医中药的作用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不断有人撰文否认中医是科学,扬言中医必定被西医所淘汰。笔者在2002年上海交大召开的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对此说法作了回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普及委员会主任王渝生教授日前提出:“新四大发明”,至少应该和“四大发明”平起平坐。
  他提出的新四大发明之首就是中医。 
  古代,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药学,而现在,民族性、区域性的医药学大都被西医“消融”,唯有中医中药仍以完整的医疗体系独立存在于西医体系之外。中医中药不仅服务中华民族几千年,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患者和医学专家的青睐。在当前防治“非典”的医疗实践中,人们发现,利用中医中药清热、化温、祛风,从而调理机体、缓解症状,效果值得重视。
  “现在提‘新四大发明’、‘新新四大发明’,并非什么都要‘古而有之’,也非哗众取宠、玩数字游戏,而是为了让年轻一代更全面地了解过去,记住过去。不能数典忘祖,而要继往开来啊!”
  并非如想象中的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戏言所谓的“急惊风碰到慢郎中”事实上在中医药的历史上,古代的医家正是在运用中医药与广泛流传的烈性传染病(瘟疫)作抗争中获得疗效才得到群众信服和认可的。
东汉名医张仲景是中医临床辨证施治的创立者。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年,当时战乱不断、疾病流行,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张氏家族原是个大家族,有二百多口人,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去,其中70%死于伤寒(外感热病即现在的传染病)张仲景亲身经历这场灾难,他学医勤奋,又天生聪颖,在医学界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名震一方的临床医生。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撰著了《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的名著。奠定了用中医药的方法治疗传染病的基础。尽管这套方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正是这种博采众方,勇于实践的精神促使中医药的发展,打开了通向科学的道路。他的理论有效地指导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疾病谱的改变,原有的理论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以叶天士为代表的南方地区的医家及时总结与热性传染病作斗争的经验,创立了温病学说,有效地阻止了瘟疫病的流行。
  从整体上看,中医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它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产物,“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把人得病看作是人与自然环境失调引起,“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它注重人体本身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平衡关系“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并且倡导医学,反对迷信。“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广东的医务工作者充分发挥了中西医结合的优势,采用现代医学的严格隔离、消毒措施的同时用中药提高和调节人体免疫功能,保护战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免受传染,深圳医务界创造了医务人员零感染记录,其中也有中医药的功劳在内。
  三、人类终将战胜疾病
  每一次流行病的发生对人类社会都是一场灾难。它造成生灵涂炭、经济下滑、市场萧条、心理恐慌。但历史告诉我们,瘟疫造成的灾害是暂时的,人类终将取得与疾病斗争的胜利。
  懂得科学是战胜疾病的保证;科学的第一要义是实事求是。
  温家宝总理致2003年科技活动周的信中指出:
  “依靠科学,战胜非典”,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行动的纲领。
  科学是战胜非典的有力武器。
  战胜非典最终要靠科学。靠在疾病诊断、治疗、预防等科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消除人们的恐慌心理要靠科学。科学思想和科学态度,能够使人们获得信心和勇气。
  破除封建迷信和愚昧思想要靠科学。人民群众掌握了防治非典的知识,增强了科学防治的意识,就会出现亿万神州尽舜尧的局面。
  蒋彦永医生是以科学的态度,勇敢地揭示非典真相的第一人。他跨出了这一步,做一件被他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向世人讲出了真话。他的真话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的真话推动了一个民族直面灾难。
  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广东医务工作者,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们这种科学的态度不仅取得了广东抗击非典战斗的胜利,为全国的同行提供了及其宝贵的经验,而且由于他们坚持用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治疗非典,广东创造了全球最低的非典死亡率—3.5%,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5月7日公布的14~15%的全球平均数,也低于香港的20%和加拿大的10%。 
  2003年2月18日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广东站在抗非非典一线的医学专家完全不同意这一草率的结论。一名全程参与广东省各地非典型肺炎病例救治工作的专家解释,衣原体是一种对抗菌素非常敏感的病原体,治疗首选红霉素,此外还可使用罗红霉素、罗力得、阿奇霉素、甲红霉素等,一般用药几天就会出现明显效果。但广州有医生曾对一批非典型肺炎病人试验性按“衣原体肺炎”治疗,选用上述抗菌素,结果病情不但没减轻,还出现了呼吸衰竭等恶化的迹象。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流行病学有一整套确认病原体原则:不仅要看到或检出病原体的抗体,还要将病人恢复期的抗体效价(浓度)和患病前进行比较升高四倍以上,最后,将病人身上或分泌物(血液、痰液等)分离出的病原体接种到实验动物身上,动物发生和人相似的病理反应,动物死亡后,在尸体标本中同样要检出这种病原体。
  3月4日晚上,钟南山在广州医学院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表达“属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的看法。钟南山不是广东医疗界惟一表达持“病毒”观的专家,基本上当时所有的临床专家都根据经验判断是病毒性肺炎,但钟南山以工程院院士之尊敢于站出来反对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权威说法,给广东医疗界打了一支强心针。
  通过瘟疫更使人类懂得爱、同情、关怀、互助的价值和力量;
也更使人懂得公共卫生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安全的无比重要性; 
体会到医生、护士是健康的捍卫者,是蓝天下最可敬的真心英雄。
  历史上,无论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87年的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还是1998年的长江水灾,医务人员总是在第一时间到达救灾现场,不顾个人危险,连续作战,为抢救病人的生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与外国同行相比,中国的医生、护士无疑是最好的白医战士,他们是人民的牛,吃的是草,而挤出来的是奶和鲜血。
  非典面前也必须转变观念
  疾病观—与细菌、病毒和平共处,带病延年。
  医学观—医学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休弃相关、荣辱与共。
  生死观—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与死亡言和。
  卫生观—卫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生产发展的保证,生产暂时受影响将来还有补回来的机会,但人死却不可以复生。
  公共道德观—个人的行为关系整个社会,哪些明知得了传染病却拒绝去医院隔离治疗,还要到处旅行的人和行为不但要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我由衷地相信,这次非典的流行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历史告诉我们,虽然传染病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造成恐慌,但因为人类有永不放弃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加上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最终的胜利者必定属于人类。

参考文献
〖意〗卡斯蒂廖尼著 程之范译《医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余凤高著《呻吟声中的思索》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张剑光著《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钱存柔“科赫传略”《中国大百科生物学卷》 
B·E·齐格尔曼著武庆洁等译《微生物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刘经棠等编译《现代医药中的错误》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
樊民胜“中医是不是科学”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论文2002
2003-05-16初稿


2003年5月3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