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卧倒之感想

潘 军

 

  几个月前,广州那边闹起了一种叫做“非典型肺炎”的疾病时,北京是相当平静的。事不关己吧,谁也就没有拿它当回事。直到4月,随着官方的透明度增强,北京人一下明白过来:这场突乎其来的疾病中心位置发生了转移,目前已经到了自己的身边。这一下,京城就沸腾起来了。那些天,大量的民工外撤,满街都是白口罩,空气里散发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甚至还发生了一天半的抢购风潮。5月1日那天,我从天安门前经过,看见偌大的广场上几乎没有一个游客,街上的车也减去了很多,出租司机说,现在到哪里都不堵车了。入夜一看,街上更是冷清得可以,连出租车也很难寻见了。那种静寂无疑是一种恐惧。
  因为母亲的病,这两年我一直在北京住着。非典起来后,我把父母送上了返回合肥的火车,自己却没有动。原因也不是忙着走不开,这时期,还有什么正经事可做呢?我是不愿意回去。以前回合肥,无非是两个目的,看看女儿,会会朋友。现在呢,我设想要是回去了,和女儿的见面情形可能会像探监那样,让她坐在汽车里,爷俩隔着玻璃讲上几句话。而约朋友来聊天或玩麻将,在目下又觉得成了很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你是从北京回来的啊。北京,在今天已经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了,她还是非典的中心。外地的一个朋友曾经给我来电话,说:现在你们北京回来的人都成了过街的老鼠了。这话虽是玩笑,可绝不是凭空捏造。某些城市不是已经把通往北京的道路关闭了吗?于是我采取了自己的战略:就地卧倒。独守一室,深居简出或干脆不出,倒也省心。但也得找点事情给自己做,于是就让朋友陪我去了琉璃厂,买回了一些文房四宝。作画,成了“非典”时期我的全部生活。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在编我一套作品集,其中有一本随笔,是需要插些图画的。
  有一天,我去琉璃厂裱画,听出租司机说,前些天他拉了一位客人,看样子像个知识分子。那个人把车拦下,并不急于上车。他说:我在发烧,想到医院去看看。你去吗?司机说:去吧,你不是正病着吗?那人说:我已经拦过几辆车了。言下之意很清楚,有的司机是拒载的。那个人下车之后,主动把手机号码告诉司机,说:回头您主动和我联系一下,我把诊断结果告诉你。这位司机在对我说这件事时,流露出敬佩的神色。说实话,我也很感动。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随便看着电视,从一个主持人口中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某地一个老人,得知他的女儿从北京出差回家了,竟然躲着不与女儿见面,跑到邻居家打牌,至夜深女儿熟睡后才归。原因竟是怕自己被感染了。天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父亲!
  现在媒体上聚焦的对象是医护人员。“白衣天使”的提法忘记了多少年,今天总算重新提起了。广州的雕塑家唐大禧先生为以身殉职的护士长叶欣做了汉白玉的半身塑像,叶女士的手上还拿着一朵小花,以示她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现在我们在说,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是“最可爱的人”。但愿这种提法能保持下去,不要随着非典的过去而过去了。但站在医护人员的立场上,我以为过多的赞誉未必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救死扶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的行为受到专业良知的驱使,与外界的赞誉毫无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为着自己的天职尽责,那么这个社会就相当可爱了。人类的爱心不一定是讲奉献,更多的是要求履行责任。曾经看过一部美国影片,名字忘记了。情节很简单,一个大约三岁的儿童不慎掉进了自家浇花用的那种口径很小的井里。一时间,惊动了方方面面,连直升飞机也出动了。政府还从外地运来了一种特殊的挖掘机,从侧面打开一条通道,最终成功将孩子救出。影片最后是,电视记者把话筒和摄象机对着还在现场收拾绳索的一位老工人,称他是英雄,让他谈感想。那老人却说:孩子,这里没有英雄,只有一群好人。这是一件真事,让我感动至今。
  这次的非典带有全球性,一些发达与不发达的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疫情,中国为最严重。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对付它的有效办法。一切都还在摸索中。这似乎显示出疾病在对人类挑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SARS最终是可以战胜的,但我们也许要对自己的过失与傲慢作出检讨。如果在几个月前,当广东的佛山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时,我们就有今天的重视程度与处理水平,那么,北京今年的春天可能就不会是一个“带口罩的春天”了。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的非典终会过去,但它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意味深长。

(中华读书报未刊稿)

2003年5月3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