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3年4月25日《中国图书商报》

 

从相互漠视到相互亲近
——关于《北大科技哲学丛书》的对谈

□ 吴国盛  ■ 江晓原

 

丛书的起因:学科“再建制”的需要

□ 在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中,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发育得最为完善,产生了最成熟的学科范式。近几十年,科学的社会研究成为另一个热闹非凡的领域,但尚未产生足以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匹敌的经典文献和经典作家。这是一个基本的估计。
  在我国,对科学的元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学科,一是作为理学一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史,另一是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从前叫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由于托身于哲学门下,而且是理工农医研究生的政治必修课程,所以在高等院校有广泛的基础,而科学史未在高校扎根,相形之下显得势单力薄一些。
这两个学科在目前的中国都面临着危机,都要求一个“再建制化”的过程。对科学史而言,这个再建制过程可能主要体现在“外部”方面,即需要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比如在高校生根。而对科学技术哲学而言,这个再建制化则主要体现在“内部”,即需要对自己的学科范式进行重整。

■ 也许你太悲观了一点,至少在措词上是如此。关于科学史和科学技术哲学,这两个学科的“再建制化”,情况稍有不同。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随后又有中国科技大学等两家高校建立了科学史系。“在高校生根”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希望北大的科学史系也能够早日建立,那样形势就更好了。
  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史这个学科,多年来由于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个“国家队”的存在,为这一学科提供了相对比较高、比较严格的学科范式。而从前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则有“自然辩证法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样的谚语,从生命伦理到股票走势,从环境保护到量子哲学,……它的研究范围几乎是无限的。这对该学科的生存固然有好处,但同时也就使得严格的学科规范很难建立。 

□ 《北大科技哲学丛书》就是为着重整“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范式这个目的而诞生的。正如我在丛书的序言里提到的,科技哲学由于涉及的范围太广,使得自己长期处于失范状态。重整范式的第一步是要明确自己的学术路线和专业方向。我的看法是这个学科事实上已经大体分成了两块。第一块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各门科学的哲学问题,偏重理论,偏重哲学;第二块是新兴的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偏重现实,偏重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
  《北大科技哲学丛书》就是为明确传统的“哲学路线”而编创的。
  即使这个所谓的“哲学路线”,其研究分支和领域也是十分广阔的,课题也是多样化的。学生如何才能走在这样的“学术路线”上?为了走上这个“进路”,需要什么样的基本训练?这套丛书就是想提供这样的基本文献,使愿意在这个“进路”上奋进的学生,有一些依据。

■ 从科学史专业的角度出发,我也觉得这套书非常有用。我一贯主张学科学史的研究生一定要学习科学哲学,多年来我对我的研究生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我的动机和你的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经典作品,学科学史的研究生如果认真研读,哪怕只是研读其中的一两种,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 多少年来,我感觉科学思想史、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四个分支学科应该构成这条“哲学路线”的核心和基础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基本文献和经典著作应该成为学生的必读书。打下了这些基础,愿意研究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学生,也会有一个较高的哲学视角和较宽广的知识背景。


科学思想史:一个不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编史纲领

□ 你可以看出来,第一辑推出的5本中,差不多都是属于西方科学思想史学派的作品,这些作品我们过去介绍得很少,以至于人们谈科学思想史的多,知道“科学思想史”是怎么一回事的少。这里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首要一个原因是,中国科学史界的主流即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学者们,似乎根本不在乎西方科学史同行的工作。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你们科学史界的事情,你们总应该了解一下西方的科学史家都有哪些成就,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 这种情况我感触太深了。因为自己开始时就是属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阵营中的。很多人认为,我们中国人做科学史,如果研究外国的事情,如何比得上外国人?只有研究我们自己古代的玩意,才能在外国人面前“站得住”。这种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即使只想以研究中国古代的玩意来立身,至少也应该了解西方的科学史研究成果,以便构成必要的背景知识。
  但这时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很多人将科学史研究视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工具,而他们心目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又竟是即便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也在所不惜的。因此任何西方的成就,都是不愿意谈到的。或者是“非礼勿视”,或者是视而不见以保证“非礼勿言”。久而久之,许多研究者对西方科学史同行的工作十分隔膜,结果研究自己祖先的玩意时,也经常弄出夜郎自大的结论来。

□ 话说回来,西方的科学思想史学派的纲领,的确跟中国科学史关系不大。过去一百年来,西方科学史界大体出现过三种编史纲领:实证主义、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每一种编史纲领的背后都潜伏着一套对“科学”的理解,也就是说,都有一套科学哲学在支撑着。
  我的看法是,“中国科学史”这个学科在创建的时候,秉承的就是一套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编史方法论,因为只有实证主义才能提供一种普遍主义、进步主义的科学观,而正是这个科学观支持了“中国有科学”、“中国的科学能够纳入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之中”等观念,才使得“中国科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成为可能,赋予这个学科以合法性。
  80年代以后,少数科学史家尝试从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科学史,比如你的《天学真原》,试图开创新的编史纲领。我一直高度评价这一成果,认为它是社会史纲领在中国科学史领域的成功范例。事实上,你的编史纲领还不严格是西方的社会史,我觉得名之以“科学文化史”更为合适。但是正如你已经意识到的,你的“文化史纲领”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编史纲领”提出了挑战,比如,重新挑起了或至少助长了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再讨论。

■ 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种研究纲领难免有相互渗透的情况。比如,实证主义的研究纲领,恐怕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被彻底放弃。难道对于“中国科学史”这一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实施“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没有可能吗?

□ 尽管可以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引进或创造新的编史方法,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科学史中运用“科学思想史”方法似乎不太可能,这是由“科学”这个词的严格规定性带来的。西方的科学形上的因素与形下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有科学思想的“历史”一说。中国形上的东西与形下的东西都有,但没有结合在一起以形成“科学”。对中国“科学”史使用“科学思想史”方法基本上没有可能。当然这里要区分作为编史方法和编史纲领的“科学思想史”和作为历史内容的“科学思想史”,后者总是可能的。最近席泽宗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出版,我觉得就是作为历史内容的“科学思想史”。

■ 你刚才说,了解西方科学史同行的工作“本来应该是你们科学史界的事情”,这我当然同意,我们应该为此努力。比如最近我和两位同事合作翻译了《剑桥插图天文学史》,也算是在这方面略尽绵薄的表现。在这方面其他同行也做过工作。但是——听起来象是我们在相互推卸责任——科学哲学界不是也应该关心科学史的研究吗?

□ 这正是科学思想史纲领不为中国学界熟悉的第二个原因,即中国科学哲学界不注重自己的科学史基础训练。本来科学哲学家应该天然地关注西方的这一部分科学史工作,因为它们可以为科学哲学的立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我们都知道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其实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的案例研究,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来自他对伽利略的案例研究。我以为,中国的科学哲学界至今没有摆脱翻译、引介命运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科学思想史案例研究。

■ 国内也有人做你所说的“作为历史内容的科学思想史”,但是确实未能进入“作为编史方法和编史纲领的科学思想史”。有一位中国科学史界的前辈,曾取笑国内一些同行的科学思想史工作是“靠序言做科学思想史”——意思是说,那些人仅仅读一下某人著作的序言,就写一篇“某某(人或书)科学思想初探”之类的文章,也就算是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了。难怪科学史界流传着一段极为刻薄的名言:“搞不了科学的去搞科学史,搞不了科学史的去搞科学思想史”,自尊心脆弱的同行闻之,无不痛心疾首。

□ 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半后叶里,西方科学史界产生的经典作品大部分属于科学思想史学派。近十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了解这些人的工作。我在94年编了一本《科学思想史指南》,这几年翻译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名作。比如由刘兵教授主持的《三思文库·科学史经典系列》99年推出了科恩的《牛顿革命》、吉利思俾的《〈创世纪〉与地质学》、鲍勒的《进化思想史》,02年推出了诺夫乔伊的《存在巨链》、柯依列(即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由任定成教授主持的《剑桥科学史丛书》共11本,其中多数属于思想史。目前这个领域的翻译引介工作尚处在早期,许多书名、人名、专业术语都没有统一,但总的趋势不错。

■ 你那本《科学思想史指南》,对于中国的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来说,都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好书,我经常推荐给研究生研读。但是二十年前我读研究生的时代,科学史界有些同行,极力要和科学技术哲学划清界限,强调“我们和他们根本不是一回事”,还有将科学技术哲学贬称为“自然变戏法”的。科学技术哲学界看不起科学史的当然也大有人在,比如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不过“翻翻古书而已,其实不懂科学”,或者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只不过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余绪而已。
  希望今后我们的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能够更加亲近,我们系的全名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除了“与国际接轨”之外,也是因为对于上述亲近有厚望焉!

 

 

2003年5月4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