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个城市的战争
——北京抗击非典一月(4月20-5月20日)回顾

李 杨

 

  正当1000多万北京市民在电视机前关注着美国对伊拉克的“倒萨(萨达姆)”战争时,一场无形的“抗萨(SARS)”战争正逼近北京。与伊拉克战争相同的是,几乎这座城市的每个市民,不分高低贵贱、男女老幼都必须直面这场与病毒交锋的战争,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所不同的是,北京的“抗萨”之战来得是那么模糊,甚至让人将信将疑。

  转折

  公众普遍认为,4月20日,是中国抗击非典的一个转折点。
  就在这一天,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令人意外”地宣布了一个事实:北京已确诊的非典患者339例。而仅仅5天前,官方披露的数字只有37例。高强还承认:卫生部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欠和薄弱环节”。
  敏感的人们迅速从高强的话中嗅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果不其然,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
  一切似乎都是从4月20日开始的,可是在此之前——
  早在3月1日,北京就接受了第一例非典病例。患者是26岁的山西级女子于某,此前她在广东从事珠宝生意,她的数位家人也先后受到传染,来到北京求治。在接下来的20几天内,北京佑安医院、北医三院、北大医院、人民医院、朝阳医院等京城各大医院纷纷接收了非典病人。
  可直到3月26日,北京市卫生局才首次披露:北京市卫生部门接收了输入性非典患者8人。而此前,公众对非典入京的传言还是将信将疑,媒体的注意力也远没有集中到SARS上来。就连医院院长们也无获取SARS信息的准确途径,只是相互打听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
  曾担任过8年建工医院院长、现任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的江耘说:“信息滞后、信息失灵是使北京前期防治SARS陷入被动的罪魁。”
  在抗击SARS的“人物谱”中,301医院的退休军医蒋彦永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4月4日,蒋彦永写了那封对于中国抗击SARS的进程有标志性意义的署名信,揭露疫情被隐瞒的事实,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分别发给了两家媒体,4月8日该信被美国《时代周刊》引用,国际舆论大哗。《财经》杂志认为,中国SARS疫情信息披露日益透明化,蒋彦永功不可没。

  高发平台期

  从4月21日到5月3日,北京非典确诊人数一直在100人上下浮动,最高时达152人,因此被形象地称为“高发平台期”。
  以拉动内需为要义的经济政策被迫180度大转弯。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调休通知,今年“五一”暂不实行长假制度。据北京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统计,5月1日至5日,北京市景点接待游客19万人次,同比下降95.5%;旅游收入0.25亿元,不足去年同期的1%,仅此一项就损失27亿元以上。
  4月23日,北京市政府发出非典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措施的通告。次日,位于西直门的人民医院,成为第一个整体隔离的重点疫区。同一天被隔离的还有位于海淀区皂君庙的中央财经大学和与之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从此,路人每每途经西直门这个交通枢纽时都会加快脚步,而皂君庙也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区域。
  4月24日,北京市中小学校停课放假4周,后又决定延长两周才复课。课业负担沉重的北京170万中小学生“因祸得福”,获得喘息之机。同一天,北京市教委开通“教委网校”,为学生提供在线答疑和辅导。
  4月26日,北京市规定,暂停全市歌舞娱乐场所、网吧、电子游戏厅、剧院、影院、录象厅等公众聚集的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
  “五一”假日期间,记者赴国家图书馆借书,吃闭门羹,方知4月25日到5月8日,北京市公共图书馆闭馆。
  也就在这个阶段,医院发生了严重的交叉感染,医院成为传染源。记者了解到,隔离前的人民医院、北大医院就曾发生过1天“生产”90多个非典病人的情况。
  朝阳医院副院长李宁分析说,具有高度传染性的SARS病人进入每一家医院,当病人人数激增,无法转到传染病医院,医院找不到出口的时候,发生了大量院内交叉感染。医护人员感染率猛增,成为感染最多的人群。
  4月底5月初,北京市紧急启用中日友好医院和宣武医院两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并新建拥有1000张床位的“野战医院”――小汤山医院,集中收治非典病人。至此,北京非典定点医院16家,全市非典病床3000多张已全部就绪。北京市还规范了63家发烧门诊。

  恐慌、抢购、谣言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政府促不及防的同时,也让市民慌了神。据《北京青年报》调查,3/4的北京居民表示对非典感到不同程度的紧张。
  于是,谣言四起——
  “明天市内医院转移‘非典’病人,千万不要上街”、“今晚北京空撒药物,对人体有害,关好门窗”、“某某大厦(学校)出现疫情”……记者在一个晚上就收到了数个这样的“关心”短信。最大的谣言莫过于“封城”了。一时间,学生、民工纷纷返乡,老人、小孩也都到外地投亲靠友。“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北京绝不可能封闭机场、高速路,‘封城’之说纯属谣言。”4月25日,北京市首场防治非典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说。他认为,这种谣言是别有用心的蛊惑,也不符合北京的情况。事实胜于雄辩,20多天过去了,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并未采取“封城”手段,谣言自然不攻自破。但另据记者调查,内蒙古、宁夏、天津、河北、湖北、吉林、辽宁、甘肃、陕西等省市的首发病例就是从北京陆续输出的。
  你不“封城”,我断路。4月27日上午,北京至塘沽的103国道两处被某部门动用大型挖掘机挖断,造成交通严重堵塞。
  记者注意到,同样是严防非典入境,京郊农村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顺义区马坡镇白各庄村入村的三个路口已被村民分兵把守,每个入村的人必须测量体温,给车辆消毒,并登记姓名、单位、人数和车号后,才能放行。
  市民恐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抢购。4月21日到26日,特别是22日和23日两天,北京的大型商场和超市纷纷出现了集中购买的场景。记者平日里不算是跟风的一种,这次也在母亲的敦促下抢购了10斤鸡蛋、3袋黄酱、5斤挂面。4月23日,记者在西直门的西客隆超市看到,上午10点钟,收银台后面排着长长的队,每个顾客的篮子里都装得满满的:面包、火腿、矿泉水……工作人员穿梭在顾客间不停地上货,即便如此,货架上还是找不到消毒液、舒肤佳香皂和方便面等商品。

  依靠科学

  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抗击非典的这场战役,大体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一条战线是临床医学,它就好象是前沿阵地的阻击战;另一条是基础医学研究,科学家们围绕疾病的本质展开研究,包括寻找导致疾病产生的病原体,并将有关研究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检测手段和防治药物。
  我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努力。一些中医界前辈曾多次找到记者,说明中医治疗非典的种种尝试,并提出北京治疗非典到底应该遵循完全采用西医的香港模式,还是中西医结合的广州模式的问题。记者了解到,日前中医已经开始介入北京非典治疗。
  争论中,关于治疗非典的种种利好消息频频而至: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人员与北京协和医院等临床单位通力合作,研制成功检测SARS病毒的酶联免疫试剂,专用于非典的快速诊断。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批准了重组人干扰素α-2b喷雾剂和重组人干扰素ω鼻喷剂两种新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在一线医护人员等高危人群中使用。

  积极的变化

  中国有句古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不可否认,非典打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除了恐慌、担心和不知所措外,非典也带给我们一些变化。
  日前,记者突然发现,北京各城区的自行车商店的生意又火了。大街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越来越多。不知从哪天起,单位门前的自行车突然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数都是崭新的。
  公园里呼吸新鲜空气的人多了,晨练的人多了,广场上放风筝的人多了,商场里的羽毛球拍都脱销了……就连海淀区召开新闻发布会都选择了露天广场。
  随地吐痰的少了,而且形成一种社会监督的良好风尚。4月30日,北京市市民董纬给媒体写了一封信《防非典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此信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信件刊发当天,报社热线不断接到读者电话,抨击在非典肆虐时期,只顾自己不顾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呼吁群策群力制止这种不良行为。
  更有意思的是,此间有媒体报道,北京离婚率明显降低。北京西城法院的便民法庭,以往每周最少办理简易离婚案件70件左右,而在4月下旬平均每周不到40件。危难时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爱情和亲情的问题。
  北京的变化的确很多、很大。但是,医疗资源的整合、公共卫生系统的健全、灾难预警系统的建立、行政透明化的加深,凡此种种被SARS强烈震动而产生的,但还没来得及发生彻底变化的变化,是否会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而被人们所遗忘呢?

 (中华读书报未刊稿)

2003年5月3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