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会改变人类的疾病谱吗?
 

受访人:医学人文学者 王一方
访问人
:本报记者 熊卫民 


   
饥荒可能引发战争,战争可能伴生传染病的流行,大灾可能伴生大疫,它们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从本质上讲,单个的疾病是可知、可治、可防的,但作为整体的疾病是不可全知、不可全治、也不可全防的。
   
疾病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和人类是伴生的,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你道高一尺,它魔高一丈,你必须提升道,可待你道高十丈之后,它很快又魔高百丈。所以人和病原体永远处于博奕状态之中,人总是处于被伤害的地位。
   
疾病是不可能被人类彻底征服的,它们总是会伺机反扑,把人类推入更深的陷阱。人类不可能造出一个全无敌的武器,把所有的病原物都消灭。

 

另类疾病谱

熊卫民这次SARS肆虐,可谓气势汹汹,它会不会改变中国人或者说整个人类的疾病谱?
王一方
:疾病谱指的是某个时期对人们威胁最大的疾病序列。在20世纪前期,排在疾病谱首位的基本上是传染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寄生虫病等紧随其后;现在,传染病只排到第四位,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排到了它的前面。
  到目前为止,SARS在全球的患者只有6000余人,死者只有600余人,和患者过亿,每年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的心脑血管病等疾病远远不在一个数量级,它对人类的疾病谱可以说根本没有影响。
  但是,由于它的不确定性,它所造成的心理震撼特别大。所以在并没有改变疾病谱的情况下,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振动。心脑血管病、癌症等疾病虽然死的人多,更不可抗拒,但由于人们对其比较了解,反而在心理上能接受它们。
熊卫民是不是我们可以另外给疾病排一个序,把它们对人类心灵的冲击力考虑进去?
王一方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完全可以根据心理影响力再排一个疾病谱。如果真排了出来,SARS当名列前茅。其它一些与之类似的疾病,譬如埃博拉出血热、疯牛病、禽流感都会排进来。它们因为不可知(人们对埃博拉出血热了解得还略多一点),给人们带来的冲击特别大。

 

战争、饥荒和瘟疫

熊卫民过去人类的平均寿命很低,只能活上三四十岁,这是不是主要归因于传染病?
王一方
:造成平均寿命低的原因很多。在和平时期,除传染病外,还有营养状况、劳动强度等因素。古代是有劳役的,著名的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挖京杭运河等,这些劳役也是致死的重要原因。过去和现在的劳动是有很大差别的。现在,人们主要通过机器来工作,劳动强度较小;过去,绝大部分劳动都得靠人的体力来完成,劳动强度很大,而当时的营养状况又很差。
  战争,经常的征战,也带来大量的死亡。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割据史,大量的战争,也带来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平均起来,人们的寿命就很低了。其实,影响平均寿命的也主要就是马尔萨斯讲的那“三条绳索”:战争、饥荒和瘟疫。
熊卫民
这三个因素中,哪一个带来的死亡更多?
王一方
:在不同的时代答案不一样。在战争年代,战争当然是造成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在和平年代,自然灾害带来的饥荒可能是最要命的;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当然是瘟疫的影响力最大。譬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就在全球造成了近千万人的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多得多。
  这些因素还常常是伴生的,其影响力难以区分。饥荒可能引发战争,战争可能伴生传染病的流行,大灾可能伴生大疫,它们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战争带来人员的高度密集,这很利于疫病的流行。如果是散居,就没那么危险。与此同时,战争,尤其是远征还意味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也有助于把疫病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譬如十字军东征就给欧洲带来了鼠疫的流行。
  战争和饥荒在很多时候是通过饮用水而传播瘟疫。某个士兵刚好患了传染病,他被杀死之后,血液流入河流,被人饮用,这就可能带来疫病。尸体腐烂、发臭,也污染水源,也带来疫病。而且影响面不仅仅是战场,疫病会很快从战场上传播出去。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发生大疫,人口大量减少,这主要是源于战争带来的伤寒和霍乱流行。它们是消化道传染病,主要通过粪便传播。江南水网密集,水源被污染之后,一下就传开了。
熊卫民
我国古代可有像《十日谈》这样的对瘟疫的记载?
王一方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譬如从公元147年到220年(从汉桓帝到汉献帝)的这74年间,《汉书》中就记载了10次大的瘟疫。医书,尤其是与传染病有关的书,譬如《湿病论》、《温病论》、《温热论》的序言中也常常对瘟疫流行状况有记载。张仲景也曾在其《伤寒杂病论》的前言中大谈传染病。他说,瘟疫流行时10人中有8人死掉,有个家族的200余人几乎全都死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发奋学医的。他把东汉时期的瘟疫流行大致记了一下。但那时没有统计数字——中国直到1918年的关东大疫才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至于文艺作品嘛,相关记载得可能比较少——刘禹锡好像写过这方面的诗。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时代

熊卫民人类疾病谱的转折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间?
王一方
:最大的转折点应该说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1946年,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开始大量投入使用。抗生素和30年代发明的磺胺类药物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疾病谱。
  
早期还有一类因维生素缺乏而造成的病,如维生素A缺乏造成的夜盲症,维生素D缺乏造成的软骨症,维生素B1缺乏造成的脚气病,以及以及维生素C缺乏造成的坏血病(在航海中很常见)等。它们的发病率也很高。20世纪初发现维生素A、B、C、D之后,它们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
  
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在20世纪初致病率也是很高的。随着减毒疫苗出现以及大规模的推广,不可一世的天花已于1979年在世界范围内被最终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消亡现在也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鼠疫等虽然不大可能被消灭,但一旦发现,人们总是能很快将其控制下去。

熊卫民
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国人的疾病谱变化是否与国际同步?
王一方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因经济状况的关系,在某些疾病,譬如麻疯病的防治方面比发达国家要晚一点。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建国前,我国的血吸虫病是很厉害的,感染者多达1000多万人,建国之后,通过大规模的灭螺,曾很快将其基本控制了下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是现在,疫区中还是有不少血吸虫病患者。但随着疗法的成熟,急性血吸虫病是能有效控制的。慢性血吸虫病嘛,不是很好处理,但它一般不会危害生命,虽然患者的生活质量会比较差。
  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生的病基本与世界同步,心脑血管、糖尿病、老年性痴呆等生活方式病或文明病较多。这些疾病和寿命的延长、运动减少有关。生活越舒适,越缺少运动,越是精神紧张,越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的改变。糖尿病也常常是由不怎么运动,过多食用高脂肪、高蛋白、高糖的食物而引起的。这些病农业时代是少有的——那个时代饿死的人比较多。但是,不是说生活条件好了,有东西吃了就没病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疾病。从本质上讲,单个的疾病是可知、可治、可防的,但作为整体的疾病是不可知、不可治、不可防的。它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和人类是伴生的,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有一部分人是在病中度过他的一生的。虽然疾病是一种不正常的生存方式,但它又确实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有些人平常不怎么生病,但一遇到某种疾病可能就完了。有些人长期生病,遇到意外反而能挺得过去。后者同样可能很长寿,譬如张学良,他曾经有严重的毒瘾,还患过梅毒,身体状况一度很差,但最后还是活过了100岁。
  
总的说来,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发展不平衡,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城市居民生的病可能和美国人的类似;另一方面乡村居民生的病可能和非洲丛林中的人差不多。在某些温饱尚未解决的贫困地区,占主流的仍是由营养不良、卫生习惯不好而带来的疾病。

 

永恒的博奕

熊卫民虽然传染病的影响力在20世纪40年代后曾一度大幅度减小,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出现了爱滋病、疯牛病、禽流感、SARS等新型的传染病,另一方面,肺结核等传统传染病又有所抬头,而肝炎一类的传染病现在依然流行很广。在21世纪,这些已出现和将出现的新老传染病是不是又将给人类疾病谱带来新的巨变?
王一方
:肺结核的复萌并没有某些媒体说的那么严重,它并没有出现大的回潮。虽然病原体对第一代药物,譬如链霉素有了抗性,但第二代、第三代抗痨药物马上就跟上去了。
  爱滋病是很特定的,和生活方式有关,与吸毒、同性恋、嫖娼等关系密切。所以有人说爱滋病是上帝的惩罚——你要过度追求快乐,上帝就要惩罚你。它的传播途径非常清晰,从这个角度上看,只要人的行为检点一些,它并不是那么可怕。但我国的情况有些例外,有相当多数是因为输血而传播上的。当前我国已经有了很多被感染者,云南、河南都很多。它可能对中国人的疾病谱产生较大的影响。
  我国乙型肝炎隐性感染者很多,至少有几千万,但他们大多不发病,对工作、学习没什么影响。其传播途径主要是输血,采用一次性针具主要就是为了防止传播乙肝。现在乙肝已经有了疫苗,可以通过疫苗来防治,所以不那么可怕了。丙型肝炎还没有疫苗,可能要更可怕一点。
  新型传染病的出现是必然的。病原物也在进化——它若不进化,就被人消灭掉。就像被老虎所追赶的野鹿一样,至少有部分野鹿必须跑得比狮子还快,否则它就绝种了。野鹿在跑的过程中会撞坏庄稼。而这头狮子是生物链安排的,是造物主创造的。如果不让狮子不去追野鹿,野鹿就难以进化;如果让狮子去追它,它就会越跑越快,撞坏越来越多庄稼。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抗生素等药物越来越高级,对微生物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微生物通过变异来和人类周旋,一是产生抗药性,而且可以相互传递这种抗药性,形成抗药群落,二是变得越来越怪异,使药物无法识别,其中一部分致病株可能越来越致病,对人的伤害也必然越来越大。所以,人类面临的被变异的细菌或病毒侵袭的危险是越来越大。早期,人们可能死于金黄葡萄球菌引起的肺炎,后来,人们发现了链霉素,能够很容易地杀死这种很简单的细菌。于是,由金黄葡萄球菌造成的肺炎几乎没有了,由衣原体引起的肺炎也几乎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由军团菌、SARS病毒等引起的肺炎——军团菌也是一种很难对付的东西,早期人们曾怀疑SARS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你道高一尺,它魔高一丈,你必须提升道,可待你道高十丈之后,它很快又魔高百丈。所以人和病原体永远处于博奕状态之中,人总是处于被伤害的地位。
  
没有绝对的安全。没有一个人能说,我不得病,我可以绝对避免病原物的感染。谁都不可以打这个包票。这是敬畏自然的一种理由。我们必须承认,对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的,而且永远不可知,所以我们必须敬畏它。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科学并不说我什么东西都知道;科学只知道一部分东西,而且所知道的这些东西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可掌握、可控制。有些“气功师”说我什么都知道,有些江湖医生说我什么病都能治,我的药万灵,这些东西恰恰都是不科学的。为不可知留下空间,这才是科学。最近,有记者问过一个很傻的问题:科学在什么时候才能把疾病征服?事实上疾病是不可能被人类征服的,它们总是会伺机反扑过来,把人类推入更深的陷阱。不可能造出一个全无敌的武器,把所有的病原物都消灭。就算近似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世界又会产生别的问题:很多人老而不死,同时,脑萎缩啊,早老病啊,内分泌紊乱所致的各种怪病,这些东西又会增加,人类生存质量就会下降。而且,一旦生态链发生断裂,其危害可能更大。现在有个错觉,似乎一跨上科学的骏马(也可能是一匹脱僵的野马,前面有地图上未标注的沟壑)就可能达到全知全能的境界,其实这是错误的,科学再怎么进展也无法让人全知全能,这只是人的一种幻觉。

熊卫民
您的意思是说,一定会有更厉害的病原物出现,它将再次提升传染病在人类疾病谱中的地位?
王一方
:这体现了历史的钟摆律。是不是会出现,会不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取决于人类和病原体的较量。在短期内病原物完全可能占上风,然后人类再将其揪下来。虽然我觉得这一次的SARS还不会到那个程度。但以后完全可能出现比SARS更厉害的传染病。它们是人的对立面,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对立面是人创造出来的。你把SARS控制了之后,自然界一定还会出现比SARS毒力更强的、对人危害更大的病原。而且,因为人的战争欲望,人们还可能人工诱导出一些超级病原物。这些东西很可能从实验室里跑出来,被某些恐怖主义组织所利用。如果是这样,这就更是人类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灾难了。
  我觉得别的物种是不能消灭人的,人将来的毁灭,必然是毁灭在自己手上。因此,我们要在全力发展科学,提升技术的同时,重视科学人文的研究,以敬畏之心,普爱之心,悲悯之心面对自然,面对环境,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营造一个良好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也许才是人类持续,优质生存的前提。过去,我们经常讲无知者无畏,批评人们缺乏科学知识而莽撞行事,其实,有知者也应该有畏,探索者,创新者也应该有畏,不可逞一时之勇,任一时之性,因为探索,创新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与自然更和谐,而不是更紧张,更冲突。

 

 

2003年5月17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