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性商做什么?

樊民胜

 

  2003年1月2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桂杰以“中国男人‘性商’远低于欧美男人”为题,报道了有关性商的新概念:
在今天启动的中国男性生活质量全国调查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医学专家首次提出了“性商”概念。与会专家指出,若以“性商”作为专项健康指标进行衡量,目前中国男人的“性商”可能远低于欧美男人。专家解释,“性商”应有其医学生理特征,但绝不仅仅是纯生理指标,而应包括性健康水平、性生理能力、性心理调适及性互动能力等多个方面。就男性而言,既包括性渴望度、勃起功能、持久能力、性爱频度等自身能力,也包括帮助配偶达到性愉悦或性高潮的能力,同时也包括在生活环境变化中遇到相关问题时,运用一定的知识手段,和保持一定的健康心态进行自我调适的能力。 
  我理解提这一概念的中国的性专家们试图跟上世界潮流,提升国人的性品质,改变国人的性观念,开展男性科临床研究,促进国人性健康,这当然无可厚诽。但是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性商”这个概念不可呢?
  近年来有关“商”的观念满天飞:继智商之后,什么“情商”“健商”“意商”……不一而足,如今又出来一个“性商”凑热闹。但性商果真是全新的科学概念吗?所有的商基本上都是智商的翻版。智商是指“智力商数”表示人的智力发展水平。在1904年由法国人比纳首先提出测试方法,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认为,将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更能准确地反映智力水平,“智商”(IQ)由此诞生。(1)
  旅美学者方舟子认为,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的现象,不可能做定量的线性测量。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比较正常人的智力高低的“普遍智力”。所谓智商测试,测量的不过是数学、推理、语汇方面的学习能力。智商测试在学校教育中有其应用价值,但不宜夸大其作用,更不能产生它是在测量智力的误解。(2)
  情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股热。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彼得·塞拉维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琼·梅耶早在1990年创造了“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术语来描述了解自我情绪,控制他人情绪的移情作用,丹尼尔·戈尔曼1995年的著作《情感智力——划时代的心智革命》介绍了梅耶的研究成果,此书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之后经媒体反复炒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有关情商的著作出版此起彼伏,各类学者,不管原来受过的是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教育背景的全都举起“情商”的旗帜著书立说,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在一片喧嚣声中也不乏有头脑清醒者,有一位学者写到:
  “情商说”是文化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有害。(3)
  其实丹尼尔·戈尔曼本人也对情商的提法持否定态度,2000年下半年他应邀到上海讲学,在回答上海学者张志刚“究竟什么是情商”时,说我放弃(情商),更确切的提法是“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4)
  我不知道提出性商的理论依据何在,根据王河的说法:长期以来,国际上性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一直存在一个理论瓶颈,因此,极有必要建立和形成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对其准确评价和把握,而不能满足于迄今为止模糊笼统的认识水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性商”。(5)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 托夫勒(A .Toffler)说过,正确地提出问题比正确地回答错误的问题重要得多。性学研究的理论瓶颈说是一个伪问题,它根本不存在,或者说早已突破。据我所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的性学研究迅速崛起,以美国玛斯特斯与约翰逊所创立的性学研究所的人类性反应实验研究为标志,建立了现代性学研究的里程碑,他们和以后不断加入此研究的同道,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研究性问题的由来、形成和发展,不但提出了人类性反应四个阶段的新理论,也创立了帮助人们克服性问题困扰和治疗性功能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新方法,把人类对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983年,我国的医学权威吴阶平教授以先知者的勇气主编译了《性医学》一书出版,这标志着在我国性的禁区已被打破。随着性学研究组织的建立、性学图书的大量出版、性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广泛开展、男科学的兴起,性科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历史告诉我们,虽然在我国有过性禁锢时期,缺乏系统的性教育,并因此产生过种种错误的性观念和性问题,尤其是从满清以来,政府推行了一套禁欲主义的政策,严重阻碍了性知识的传播,对国人的正确性观念形成和性功能自然发挥有负面影响。但一方面,性作为一种本能并不是什么外力可以压制的,堵住了正道,它走斜道;正常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会将这种欲望引向歧路;性科学知识不能传播,黄色文化必然盛行。清朝以来,民间的春宫画、淫秽、色情小说大量流行其实正是对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进步,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正如荷兰学者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基本事实:他在考察和分析了明朝以前中国人的性生活后,纠正了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性生活是反常的的偏见,认为中国古代人的性行为是健康和正常的。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同样包括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性文化传统。比如中国男人在性交中并不是只顾自己的满足,也会注意调动女人的情欲,让女人在性生活中得到快乐。这一点不但在《金瓶梅》等情色小说中就有女人在房事中欲仙欲死,连连“丢”(达到高潮,女性射精)等描述中可以得到证明,在马王堆出土的东汉古墓含大量已经失传的房中术内容的性医学文献《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中更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值得回味的倒是西方在发生性革命之后,充分的性自由并未给人们的性生活带来更大的快乐和满足,他们从自己的文化中已经找不到武器,转而到中国的房中术中寻求法宝。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自惭形秽,讲一句壮胆的话: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有资格做老师。
  如果说,建立智商的概念是为了测量一个人的智力状态,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不同智力和学习能力的儿童开展教育,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这方面尚有争议)的话,那建立“性商”是为什么呢?什么人需要测性商?测性商又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是如何确定样本,用什么方法抽样调查的?他们所公布的数据究竟有什么意义,对人们的性生活究竟有什么帮助?然而只根据这个调查,因为年做爱次数“美国人则高达124次。而中国的成年人年平均次数仅为63次。”就得出目“前中国男人的‘性商’可能远低于欧美男人。”的结论未免太草率,可能与真实相距甚远。与普通人的想法正好相反,不但美国妇女的性满足程度要比中国妇女低(6),而且前不久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他们床上能力并不十分自信,自我判分仅为“C”。(7)俗话说,宁吃鲜桃一个,不吃烂桃一筐。性生活的和谐与满足与否并不以次数作为绝对标准,再说百家人吃百家饭、想百样事,有什么理由非要去给个人有充分选择自由的性生活去硬性规定一个什么数量标准呢?宣扬中国人的“性商”可能远低于欧美人这种不科学的概念还有潜在的坏处,比如严重挫伤中国男人的自信心,甚至引发夫妻不和睦,将夫妻性生活的不和谐都归咎为丈夫性能力的不足,暗示中国男人都要去补肾壮阳。因此对此类谬误可能引起的后果需加以警惕。 
  由此可见,对性功能并非是用“做爱次数”“持续时间”等硬指标来评定,实际上性功能能否正常发挥常常需要夫妻双方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性的看法基本相同,关系的融洽、感情的交流、沟通等一些纯心理的软指标。比如以性交中的持久能力而言,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遗传因素、身体状况、心理期望、教育程度、年龄大小、结婚长短、性交技巧、双方配合等都对做爱的时间有影响。太短和太长都可能有性功能问题,如早泄就是持续时间太短,而太长则可能是不射精症的表现。
  提倡“性商”的作者还认为中国男人"性商"远低于欧美男人,除了饮食结构不同之外,还有其深远的历史人文背景和社会、教育背景。说由于中国的性教育落后,因此“性商”低。但他又说,“上世纪80年代末,40岁左右男性更年期症状发病率只有0.8%,如今已升至2.4%,短短10多年增加了两倍。”大家都知道,现在我国的性教育远比上世纪80年代普及,难道,教育上去了,性商反而下去了?所以这样的性商标准一定有问题,对此的合理解释应该是:随着性知识的普及和性观念的转变,更多的人主动到医院去寻求帮助。
  我认为目前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建立适合的性教育体系,培养正确的性观念;建立有关性功能障碍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评判标准,为此需要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以便能更系统和深入的开展研究,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为有性问题的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帮助。这也许比冒然去提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性商”概念重要得多。


注释:
(1)(2)方舟子“智商的误区” 原载《牛顿-科学世界》2002年第4期
(3)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赵勇“慎言‘情商’”
(4)张志刚与我的一次私人交流
(5)中青在线北京1月22电(记者桂杰)“我国医学专家:中国男人‘性商’远低于欧美男人”
(6)此结论来自一位美国性教育专家朱蒂,她于2000年10月来上海作交流演讲时提出的,理由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权主义盛行,美国妇女的性要求提高而使实际的性满足度降低。
(7)中新网1月30日电:性生活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感到床上功夫平庸。

2003年4月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