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古文而求常道
——李志超教授新作《国学薪火》评介

关增建

 

  在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者中,李志超教授素以思想活跃思考深入而闻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的他的新作《国学薪火——科技文化学与自然哲学论集》,再一次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
  该书的正标题是“国学薪火”,所谓“国学”,沿用的是五四时期以来人们约定俗成的叫法,指以中国古代文化为对象的种种研究。五四以来,研究国学的著作不胜其数,但从科技史的角度对古代文化做深入探讨者,则为数寥寥,本书是其中之一。“薪火”一语,取的是“薪火相传”之意。作者希望通过本书的写作,为知识发展之火添加薪柴,助成未来的学术之火熊熊燃烧。
  本书的作者既然是一位科学史研究者,书的内容当然以科学史为基础,但本书与那些孜孜于具体科技内容的传统中国科学史著作有所不同,作者在书中既有对具体科技史料的精研,更有深入思考后的彻悟。作者希望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而悟到更深刻的道理,用其在书中的自拟联来讲,叫做阐古文而求常道,继先哲以作新民。
  所谓“常道”,语出老子《道德经》之“道可道,非常道”,意指根本道理。作者摒弃了老子赋予“常道”不可言说之神秘性,取其根本道理之意而用之。作者以此联明志,用意很清楚:正因为科学技术是古代文化的核心,所以要通过对科技史的研究,来体悟那些对人生、对社会极端重要的“常道”。
  那么,作者都体会到了哪些“常道”呢?
  概而言之,作者体悟到的“常道”有三。其一是在对科技文化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文化学的概念,得出了文化及其基础——科技是社会发展的主导的认识,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工作实践,体认到了教育对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要了解科技文化这一概念,首先要从“文化”说起,作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地形成和保持的对生活行为起规范和导引作用的信息系统。信息系统之谓文,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导引之谓化。”(原书P15)把文化定义为一种信息系统,这是作者的创举。沿着这一定义推衍下去,则科技文化就是对科技活动起规范和导引作用的信息系统,围绕科技文化所开展的种种研究,就是科技文化学。
  既然科技文化与科学技术有关,那么,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呢?作者指出:“科学是人类寻求知识的过程及其成果体系。技术是人类为达到物质性目的使用的知识。”(原书P16)既然科学技术是对知识的探究和应用,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又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和应用,因此,科学技术毫无疑问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内容,则科技文化也当然是总体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创造文化的文化”(原书P15)。既然科技文化在总体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则科技文化学在总体的文化研究中,自然也就应该成为文化研究的主导。
  在上述推演中,涉及到一个基本概念——知识。那么,知识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作者认为,知识是一种信息。人对事务的感觉反映形成记忆和语言陈述,这种记忆和语言陈述被较稳定和可靠地贮存起来,成为一种信息,可供随时提取,用之与类似事务作比较,这就构成了知识。知识的特点在于其可陈述性。作者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强调,指出:没有语言陈述的感觉反映不成其为知识。例如,如果一位老猎人可以很熟悉狩猎区的地形和动物出没规律,但如不能将其向儿子说清楚,以至于当他不在时,儿子无法按他的意思狩猎,那么这位老猎人所拥有的只可算是对狩猎区的印象记忆,不能叫知识。知识只有具有可陈述性,才能被保存下来。实际事物转瞬即逝,感觉反映要记下来就得转换成语言形式(广义的语言,包括图形、符号在内),这就使其具有了可陈述性,可供自己提取使用,更可向别人传授,发挥其社会功能。
  知识的传授离不开教育。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人类的形成和进步密切相关。教育的发生,早在人类获得语言能力之时,它是人类为延续知识、提升种群质量而采取的有效手段。一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对教育投入的多少,所用方法的优劣,常常是决定这个民族兴衰的主要因素。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证明着这一点。对此,作者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作者体悟到的“常道”之二是对古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主义社会这样让人耳目一新的学说。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西周至清末这三千年称为封建社会,从未想到过这种称法有什么不妥。但作者却对之提出了异议,指出,这种理解与中国古代的社会实际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古代不属于封建社会。所谓封建社会,其基本含义源自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有其明显特征,具体表现为:分封诸侯,建立邦国,实行多等级的世袭的贵族统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世袭贵族就是有政权的地主,他们掌握着政权,占有着土地,统治着民众。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就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在古代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要废除的就是这种制度。秦二世而亡,但秦始皇确立的那套政治制度,却基本上被后人继承了下来。秦以后的两千多年,尤其是唐宋以后,中国的社会是废除了封建制度的。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封建社会,并没有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立阶段。把古代中国理解成封建社会,这主要是误解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认为社会发展是线性的,发展模式是单一的,一定要遵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历史阶段。按照这种思维定式,既然中国在西周秦汉之后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那就应该是封建社会,何况皇帝对官吏的任命和授权仍然叫做“封”,大臣们还有“公侯伯子男”的爵号,叫做封建社会好像也还说得过去。
  实际上,社会发展是复杂的,发展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用单一的欧洲模式来套,何况马克思并没有说中国古代社会就是封建社会,他只是提了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作者认为,具体到中国实际,秦以后的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依照儒家的治国理念形成的一种社会。因为它是依一种理念建设起来的,故可以 “主义”名之;又因为儒家思想的要点是“齐家治国”,故可名之为“家国主义”。
“家国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是以家和国作为社会的主要结构。在这种社会里,土地产权与政权是分离的,平民家庭或家族构成社会的主体,君主政府为社会的领导。社会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工商业为辅导;所有制形式则以私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补充。就政体而言,这种社会形态与二战前的日本没有多大差别,而日本最初的强盛就是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发展起来的。
  在古代中国“家国主义”社会里,儒家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家讲仁义、重教育,还提倡“格物致知”,这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和科技进步。过去的史学研究把儒家视为“封建主义”的护法者,视为发展工商和科技的阻力,这是不正确的。失误的根源在于对古代社会性质的误解,把家国主义社会误认成了封建主义。
  作者阐释的“常道”之三是所谓的同异机发论。关于“机发”思想,作者在其《天人古义》(大象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9年修订再版)一书中已经做了阐述。“机” 的本义是指机械装置中绕轴而动的部件,后来古人把它抽象化了,形成了一种很重要的哲学思想,其主要含义为:在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很细微的东西,它位于事物运动变化的中枢,具有“以微制著”的功能,它的状态的改变,影响并决定着整个事物的运动变化。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十分重要的机发思想。机发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是本书的作者最早发现的。在西方的古代思想体系中,没有类似的概念。
  在《国学薪火》中,作者运用中国独特的辨同异和机发思想,考察了宇宙学的问题,扩展了传统哲学的应用领域。
  首先,作者指出,宇宙学既是一门当代科学,也是哲学,可以用哲学原理进行分析。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当代宇宙学推理中,存在很多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例如,说宇宙发生之初的极小尺度内温度极高,就有问题,因为温度是多元物理体系无序运动能量的统计指标,可极小的初宇宙是还没有分化为多元的存在,运动也没有可以施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何来温度可言?既然科学对之有无能为力之处,就需要借助哲学的睿智加以弥补。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同异机发思想是有用武之地的。
  例如,讨论宇宙学问题,离不开对时空的定义,但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却是论者各异,迄今并没有出现被大部分人认可的说法。在众多的定义中,《国学薪火》的界说别有新意。作者认为,什么是时间?“时间是宇宙整体自身差异的实现”(原书P340);什么是空间?“空间是宇宙局域彼此差异的展列”(原书P340)。这是用同异概念来定义时空,避免了常见的时空定义用时间定义时间、用空间定义空间的尴尬。此外,还可以用同异概念来定义物质。什么是物质?“物质是表现同异变化的宇宙本体”(原书P351)。这样,时空、物质这些哲学上的基本概念均可用“同异”来定义,可见同异概念比它们更为基本,是自然哲学的第一范畴。考辨同异的思想方法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它能够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宇宙学问题,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发现。
  当代宇宙学在讨论宇宙初始状态时,会遇到奇点问题。在奇点面前,所有的物理学的工具都失效了。奇点是物理学的死结。中国古代宇宙学理论用混沌概念来处理宇宙的初始状态,避免了奇点的干扰。那么,在混沌状态下,宇宙如何开始有序的演化?这就需要用“机发”概念进行阐释。从“机发”理论角度来看,混沌状态并不排除宇宙微小区域的局部起伏,这种起伏就孕育了宇宙演变之“机”,机虽然微小,但却能触发宇宙整体的有序演变。“机发”思想不但能够解释宇宙的起源,而且也能解释一般的变化问题,原因无它,就在于这一概念包含了信息和控制的双重意义。当然,用同异机发思想分析宇宙学问题,这只是一种哲学思考,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但它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在方法论上给我们以帮助。对此,读者不妨细细品味本书的相关论述。
  《国学薪火》一书还包含了作者科学史研究的许多具体成果。例如,在对古代科技发明的评价方面,作者的见解就与传统说法有所不同。一提到中国古代科技发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造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确实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古代有没有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的其他发明呢?香港的著名钟表艺术大师矫大羽先生回答说,有,那就是钟表。本书作者推进了矫大羽的见解,指出,钟表的发明应该位居五大发明之首,其理由是:一切科学都把“时间”作为最重要的基本概念,时间计量技术代表着总体科学技术的水平,而中国古代曾占据世界计时技术冠军宝座千余年,因此,钟表应为中国古代最重大的科技发明。作者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计时技术史的扎实研究基础之上的。作者对古代漏刻的实证研究、对计时器关键部件擒纵器历代演变情况的详细考辨、对古代天文计时仪器的模拟复原,无不新意迭出而又让读者心悦诚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宋代苏颂水运仪象台关键部件的考证分析,补正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上的一个重大不足,使得对水运仪象台的精确复原真正成为可能。这是需要人们给予特别关注的。
  在对古代科学思想的研究方面,本书也多有创建。例如,关于中国古代的万物本原学说,学术界通常认为,《管子·水地》篇最早提出了“水为万物本原”的学说,该学说与古希腊泰勒斯的说法具有可比性。然而,作者却对之提出了异议,指出:《水地》篇中确实有“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之句,但该篇一开头却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这样就有了两个本原,这与泰勒斯所言显然是不一样的。把《管子》的议论说成是万物本原学说,是不对的,出错的原因在于对其“万物”概念把握得不准确,把它误解成了现代汉语所说的万物。实际上古汉语中的“物”指的是动物,万物是动物的统称,扩大化一点,指的是生命体,即生物。因此《水地》篇谈的不是现代所说的“本原论”,而是对生命现象的阐释,其中心观点是说生物的本性由它的物质构成所决定,而这构成的最基本的组分是水和土。《水地》篇的这种学说在寻求对生命现象的解释时,不借助任何外在主宰而归因于自然,力图从生命体的内部物性寻找答案,因此,它是原始的科学理论,是现代生命科学的滥觞。
  对中国古代科技史料的探研,触发了作者一个重要思想:应该大力开展科技汉语史的研究。研究汉语,追根溯源很重要,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不能忽略古代科技的因素。古代科技有许多专门术语,今人研究古汉语,若不与科技史相结合,则面对这些术语就会如堕五里雾中;即使现代词汇,也有许多需从科技史的角度做训诂诠释才能彻底明白。例如我们日常使用的“机”这个字,有机会、机遇、机缘、时机这些词,突发奇想叫灵机一动,胸怀不测叫暗藏机心,国家领导人处理公务叫日理万机,办公所在地叫机关,构思巧妙的装置也叫机关,武器的控制部件有扳机、枪机,作为整体的武器还有机关枪、机关炮,等等。如果不从科技的源头对机的本原进行考察,我们就不能明白它在上述词语中的作用。作者在书中对类似的词语做了大量的考证分析,并在这些考证分析的基础上深切体会到了研究汉语史与科技史相结合的必要性,发出了要大力开展科技汉语史的研究的呼吁。作者指出:“语言学研究当然是以语言史为必要的基础,所以,科技汉语史要率先开路。动作要快,慢了要误大事。” (原书P221)希望作者的呼吁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作为一部论集,《国学薪火》表现出了深邃的思想性。凡是读过该书的人,应该都能得到这样的认识。

(本文的主要内容,刊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4期。)

 

2003年4月20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