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3.5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陈平原 访谈

 

  编者按:又到了硕士、博士们为写论文而挑灯夜战的季节。写论文究竟为了什么?每人的回答各有不同。为了长学问?为了做贡献?还是为了那顶博士帽、为了谋职寻禄?目的不同,手段就不一。如果是为了学术上的长进,为了让那顶博士帽方方正正、堂堂正正,就不妨听听陈教授的谈话,看看这些有用的书。 

一、80年代的学术风尚和对小说史的探求

  中华读书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写作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背景。 

  陈平原(以下简称“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所谓理论年、方法年。那几年大家讨论问题,喜欢先谈大的理论框架,摆弄各种新方法、新理论。这是80年代的风气。那三两年,文学界、学术界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就在那个时期,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影响比较大,很多人希望我们就这方面大加发挥。可是我和老钱(钱理群)、黄子平不一样,当时我还在读博士生,他们两个在北大当老师。所以我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博士论文写作。当时我已经发表的论文虽然影响较大,但怎么样和博士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做博士论文,很多人一开始提出宏大的规划,希望一举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何况那时我年轻气盛,又正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被普遍看好。所以博士论文还没有开始写作,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就提醒我:“别弄一大堆理论。”意思是说,别把理论弄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头装。当时最容易谈的如“东西方文化异同”,确实是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做学问,“说有容易,说无难”。中国文史这么大的范围,你爱说什么,很容易找到;说无,就必须排它,做很多实证性的研究。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在“说有”这方面做文章,那很容易,随便逮住几个例子就能写出一篇论文来。王瑶先生希望我不只在具体课题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而且对整个知识的发展有所贡献。所以,当时我特别警觉,从1985年的热潮中退身下来,认真做博士论文。 

二、被否定的两个题目

  中华读书报:您当时对自己的博士论文有什么想法?听说一开始您也有题目被否定,是这样吗? 

  陈:博士论文跟别的文章不一样,在我看来,必须是顾炎武所说的“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这样的题目,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否前面没出现,后面不可缺,写小文章无所谓,做博士论文的选题则特别重要,必须定位在这里。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怎么样利用你的积累,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长处;另外,论文做完后还可以继续伸展。这两点是做论文的人应特别注意的。如果随便抓一个时尚的题目,即使有若干好的想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这跟你的长期积累、志趣以及长处脱节,做起肯定是仓促上阵。博士论文是一个成果,也是一种训练。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硕士到博士,这六年总得有个阶段性的成果。这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博士论文做完之后,还能继续发展,有个伸展点。假如没有,做完论文就丢掉了,以后再找个题目,那只是拿了个学位。 

  所以,我考虑的是,第一,这个题目值得做,所谓“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第二,这个题目我能做,我以前的积累指向这里,以后的研究从这里出发。这两点锁定以后,再选题目就比较好办。当然,你会根据学界动态,以及自己的兴趣不断调整。选题目其实很难。你必须考虑到学术界的状态、你自己的能力,还有这篇论文出来后对学术界的贡献。在选题过程中,你会不断冒出很多很多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有的人一进大学、研究院就有一个题目,围绕这个题目,目不斜视,一直做下去;另一种是通过读书,不断思索、徘徊、选择,在很多题目的纠缠中挣扎,最后确定一个。我是后面这一种。1985年,我同时准备做几种工作,好些后来没有做,有的因为条件不成熟,有的则是我的知识准备不够。我说这些,也许对大家有用。就是说,你知道好多题目有意思,值得做,但是如果你做不了,只好抛弃。我当时选了三个题目,涉及三个类型。 

  第一个题目是,现代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后来我没做,别人做了。因为我念硕士时写了一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到北大念书,很大程度是因为这篇文章。文章写成之后,我刚好到北京给老钱看,老钱又推荐给王瑶先生看了。此前王先生没有招过博士生,看了这篇文章后,说“让他来考吧”。所以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王先生跟许多人说过,我招的这个学生,对宗教方面有兴趣。当我做博士论文时,王先生说,他不给我出题目,但可以帮我排除。也就是说,他不管我怎么读书,怎么选题,只告诉我哪种选择可能是错的。我的这个题目,就被他否了。为什么否?他的意思是,第一、虽然你对这方面有兴趣,但你没有受过宗教学方面的专门训练,除非你补课,在宗教学方面下很大功夫,否则你就是骗文学界的人。你可以在文学界谈禅论道,但这毕竟不是你的专长。第二、他说,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将来能请到的参加你的论文答辩的教授,没有一个人懂这个。答辩时,可能人家看在导师的面上,让你通过。也可能你的论文超出那个时候一般教授考虑的范围,你会碰到很多意料不到的困难。两种结局都不理想,所以这个题目最好不做。 

  第二个题目,我当时对语言哲学感兴趣,所以自然而然地对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感兴趣,想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跟王先生讲,我自信对晚清一段有一定积累,可以从晚清一直谈过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问题,我谈了一些思路,王先生还是不同意。他认为这个题目,如偏重理论,太玄了;如着重资料清理工作,则没有大的建树。1985年前后,关于这个问题,成果还不多。但大家也都意识到,语言的变化,肯定是这个世纪中国文学很关键的问题。王先生讲文言转白话,肯定会有大成果出来。但是现在没有找到恰当的理论框架,研究还是比较一般。这就是说,我们预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做也可以,但这不是最理想的。另外,如果一定要做,就得大补语言学的课。好在我们系里的朱德熙先生历来主张文学语言不能分,所以北大中文系的一个长处,是语言专业比较强。 

  第三个题目是关于小说叙述方式。这个题目,一开始不是这么报的,这是后来逐渐成形的。一开始只是想讨论中国小说形式的变化。王先生说这个题目可以做,但提醒我不要把“文学概论”直接套到文学现象上去。选定中国小说作为研究方向,已经是我读博士的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的下半年了。 

三、问题意识比理论框架更重要

  中华读书报:王先生的教学实在很好,您是怎样处理“问题”与“理论”的关系的? 

  陈:我的第二步工作,是在阅读大量小说和理论著作之后发现的新问题。做研究的人,“思想火花”不断冒出,尤其是当你接触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或新的理论框架时。做博士论文的人,除非特别没出息,否则都会努力把研究推进一步。希望自己的论文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自然会考虑到新的理论、新的方法。问题在于,你的论述对象很可能经受不住你借用的理论之重压,因而纷纷解体——这对于史家来说,是很可悲的。我希望在对象的探讨中能发现问题,而这个问题最好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个潜力又能和新的知识结合起来。对于博士生来说,很可能问题意识比理论框架更重要。在小说研究方面,80年代有很多理论,我比较关注卢卡奇和巴赫金。一般人会从意识形态推导文学形式的变化,而我想从文学形式窥探到意识形态的变化。假如我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来论证小说的形式变化,这样的论文当然也可做,但价值不大。我希望从小说形式特征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去窥探、折射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不一定每个时代的政治观念、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的变化都会直接引发文学形式的变化,但文学形式的变化,肯定折射了时代与社会变化。从小说形式的变迁入手,讨论本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是我的基本思路。另外,就是和我们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命题有关。以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从1917年说起,我们则强调从晚清落笔。一方面,我找到了问题,从形式里面窥探社会的变迁,而这是可以伸展的;另一方面,我找到了一个载体,那就是晚清到“五四”的小说。而这两点,恰好与我的研究趣味吻合。 

四、小题大作的好处

  中华读书报:您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特别提到“小题大做”,这对写论文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呢? 

  陈:我在好多书的序言里提到“小题大做”。小题小做,可以做到小巧玲珑,但没有多大意思;大题大做不是博士论文所能承担的,那需要花一辈子精力;大题小做,最怕的就是这个,写杂感可以,做论文不行。比较合适做博士论文的——对,写学位论文都是如此,就是“小题大做”。因为在研究能力不是特别强、知识积累不是很雄厚时,大题大做会有困难,而小题大做有可能使你的成果比较坚实。小题大做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相对封闭起来。北师大陈垣先生有一句名言,就是做学问要“竭泽而渔”,如果“小题大做”,可以做到;但若“大题大做”,则不可能。假如一个题目设计挺好,但你控制不住,可能因为你的时间、资料、思路等有问题,也可能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不可控制的。这种情况下,必须找一个可控制同时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且可能有理论意义的题目。我说的“小题大做”,意思是可以做深做透,另一方面也是因其可以控制。 

  但不是所有小题都能大做。这里面,你的眼光很重要。怎样在一个富有潜力的小题目里做出大文章来,要有大的眼光。我记得王国维指导清华研究院某学生论文,是关于孔子生平的考证,王国维说,你考证很精,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小题目有的可以大做,有的大做不了。这取决于后面有无大的理论背景,也取决于题目本身的潜力。我希望进去的时候很小,出来的时候很大。这是研究的理想状态。我一开始想研究小说形式的各方面,最后缩小到叙事模式。依我的判断,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对于晚清、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叙事方式的变化。之所以将论题封闭在清末民初30年间,因为我想做的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之“转变”。这样的“封闭”,会把复杂凸显出来。假如我写成中国小说的叙事方式,这样也可以,但很可能变成面面俱到的铺陈。我做“转变”,会更多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涉及外国小说的启迪,还必须追究古代中国小说的传承。表面上不断缩小范围,但实际上我的思考逐渐深入。谈中国小说,缩小到形式研究,再缩小到叙事模式,最后缩小到叙事模式的转变。这并非偷懒,而是将问题不断推进,思考逐渐深化的结果。 

五、论文不是教科书

  中华读书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论文。它提出问题,切入问题。很多人不会写论文,就是因为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 

  陈:很多人不会写论文的原因,是误把教科书当论文写作的范本。教科书的特点是一、二、三平行罗列,而研究著作的特点是向前推进。起码就表面特征而言,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竖的。比如,告诉你杜甫诗有四个特点,一、二、三、四,中国农民战争有五大特征,一、二、三、四、五,这是平面罗列,不必深入研究,这是教科书。论文是找到一个问题,一步步往前推进,最后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我希望我的研究题目缩小,但深度、厚度却大大增加。说形象点,做学术论文,研究要单刀直入,切忌贪多求全,四面开花。很多人的论文,一看就不是作研究的,单从题目就看得出来,因为只有“范围”而没有“问题”。论文的写作不能只谈“范围”不出“问题”,比如“妇女小说研究”、“《水浒传》艺术论”、“象征主义透视”,等等,都不是好的论文题目,因为这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范围”。为什么很多学生论文出不来?很大程度在此。找到一个好题目,很不容易的。好题目本身便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必须学会提出问题。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找到研究对象,而且还蕴含了作者的思路、方法、策略。 

六、低调的写作姿态

  中华读书报:您本人的散文和其他文体的文章写得相当有激情,而您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却采取了一种很低调的“叙述”,这是论文本身的要求还是写作者的选择? 

  陈:我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叙述问题。我写完硕士论文寄到北京,王瑶先生看了,批了4个字“才华横溢”,然后说,有“才华”是好事,“横溢”就不对。这句话特别触动我。逞才使气,控制不住自己,就这么一点小才华随便挥洒,很容易洒尽的。另一方面,我理解为这是对对象的不尊重。才华横溢者,容易用他自己的强势姿态来迫使材料就范。表面上,论文井井有条,不是内行看不出毛病。——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易犯的毛病是事先假定理论的“合理”与“勿庸置疑”,要求事实乖乖就范。——假如未进入正式研究,或者论文还没作,就已经有了结论,而且不可动摇,我相信这种研究价值不大。因为,你不用研究就有了结论,只不过用整个论文来证明你的结论。这样的研究不具备理论的穿透力。表面上得出的结论与最初的预料一模一样,可庆可贺;我的疑问是,那又何必花几年功夫做这个研究呢?当然,有时候最初的直觉是对的。但很多人不是这样,是因为他把与结论不一样的材料排除了,才会有这种情况。假如你尊重对象、理解对象、强调过程,而不过分注重结论,这样做论文,或许更有价值。你做完论文之后与你做论文前,如果是很不一样的,那就会很有意义。 

七、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中华读书报:以前听您说过,学位论文只是基本的标志,您是怎样看这个标志的? 

  陈:硕士阶段,要求学生对本学科的现状有所了解,对该研究领域的方法、材料基本掌握,初步具备研究能力,这就行了。硕士论文体现基本训练,在此前提下略有突破就可以,能体现对学科的贡献更好。而博士论文的要求,则高得多。博士论文做得好坏,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博士论文是个标竿,跳不过,或只是勉强过关,作为学者而言,就很少有更大的戏可唱了。博士论文应该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 

  学习写论文的技术问题,对初学者其实很有用。这里面体现着学术规范与学术训练。有的人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一辈子都不入门,很可惜。谈论学术规则,表面上不利于天纵之才,可这是一个下限,目的是杜绝“假冒伪劣”。入了门,可以变化、可以创新、可以发展。但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不守基本的学术规则,一味“天马行空”,建议他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教育体制有问题、学术训练有缺陷、学科分类及研究方法有弊病,必须得持清醒的态度,时刻准备做出必要的修正。但这不应该成为学界“无法无天”者的护身符。

 

2003年3月1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