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载2003年3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科学大战”:学术资源的争夺战

王延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在英、美、法等国)的人文学者中渐渐地涌现出一股新的文化思潮。他们抛开了自培根时代以来对科学与理性一惯赞誉的传统,把怀疑与批判的目光投向了这一历来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领域。
  年轻的一代科学社会学家背离了默顿学派所确立的社会学研究传统,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科学知识本身,得出了一系列激进的结论: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并非是绝对客观、普遍、惟一正确的知识体系;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可以有不同的科学;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也并非是客观公正地探索自然的规律,为整个人类的最大福祉而劳作,而是与一定的政治权利、与不同的商业利益集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等等。形成了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
  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则指责科学技术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祸根,科学革命不但未能给人类带来福利,而是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当今的西方科学体现了男权特征,它排斥女性的一面因而是独断的、不全面的。……种种文化研究的溪流渐渐地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文化思潮,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占据了美、英等学术研究的主导地位,对人们传统的科学与理性的信念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科学家们显然再也坐不住了,为了恢复对科学与理性的坚定信念,他们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研究任务,开始搜集证据,寻找机会,准备给这些“科学的文化研究者”有力的回击。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了《高级迷信》,首先对这股文化思潮进行猛烈的抨击,指出科学的文化研究者们对基本的科学常识、概念术语片面理解甚至任意曲解,论证漏洞百出,在科学家面前显得愚昧无知,却声称要对科学进行批评。
  受其激励,美国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精心构思了一篇诈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迎合了后现代科学文化研究者的胃口并采用他们惯用的手法,捏造出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物理学之间的种种“联系”,文中充满了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是荒唐可笑的痴人梦话,可是对科学的文化研究者来说却很有吸引力。它不是靠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是诉诸权威,从著名物理学家的只言片语中突然跳跃到一个个惊人的结论。索卡尔将文章投向著名的文化研究刊物《社会文本》,本想检验其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及鉴别力,可文章被顺利发表了,索卡尔随即披露这是一篇诈文,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由此全面爆发。
  后现代科学文化的研究者通常被称为“学术左派”(乙方),其阵容大多由人文学者组成,也有极少数科学家。而绝大多数是科学工作者及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被称为“来自科学与理性的航班”(因1995年6月纽约科学院会议而得名)(甲方)。双方就以下几个主要论题展开交锋:
  1, 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吗?是否是对自然界的真实反映?
  2, 科学在理性上是否有垄断权?科学是民主的吗?
  3, 科学的进步是否与人类的进步同步?
  4, 科学知识是普适的吗?它是否反映了人类理性探索的全部结果?
  这是一场人类思想史上规模宏大、涉及面广泛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表面看来只是不同学派学术思想、学术见解的正常争论,实际上是一场学术资源的争夺战。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理性一直是人类倍加赞誉的对象。的确,在过去几百年,科学与理性对人类摆脱愚昧与盲目,对于认识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起到不可磨灭的功用。由科学所推动的技术应用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环境。很自然地,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强调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人类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上的巨大影响,科学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越来越取得了决定性的基础地位。人们已习惯于用“科学的”一词作为判别一切是非的标准,说某事物是“科学的”意味着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有价值的。“科学的”决策也既是正确的决策,人们理应支持与服从。而“科学的”决策又常常转化为“专家的”决策,因为只有专家在科学上才是权威的,只有他们才真正懂得科学。因此,科学专家们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获取了科学话语的垄断权。
  在二十世纪末的西方,尤其在美国,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批评越演越烈。1993年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的破产及1995年反环境立法运动在参议院的受阻被认为是人文学者初战告捷的两件值得炫耀的战利品,那种“对科学有利既对国家有利,应无条件优先支持”的思维模式已被打破,公众也可以对科学说“不”。这对科学工作者无疑是极大的伤害,毕竟科学这位上帝的宠儿已习惯了人们普遍的溢美之词,哪能受得了门外汉们的攻击诽谤? 
  对于“科学大战”,笔者的看法是:
  一、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托马斯·库恩在区分科学家的科学史与历史学家描述的科学史时提出应保持必要的张力,此法对科学与人文之间也是适用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是人类的精神创造,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生存空间,有不同的研究领域。相互嘲笑和指责只能带来伤害,而不会有建设性的结果。在这场大战中我们也看到了没有谁是真正赢家。
  二、应该约束自我,尊重对方。索卡尔事件说明了,作为一个没有充分的自然科学基础训练的人文学者,要对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对其渊源及特征作妄加评判是十分危险的。真正深刻的思想往往是用最朴实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对科学工作者来说听取来自不同领域的声音也许是有益的,科学事业毕竟不是世外桃源。

 

  《科学大战》,(美)安德鲁·罗斯主编,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定价:21.00元。

 

2003年2月22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