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3130日《科学时报》

 

科普好书,想说爱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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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度“科学时报读书杯”评奖回顾

□ 江晓原  ■ 刘兵

 

《科学时报》编者按:

当我们听说两位评委——“科学时报读书杯2002年度科普佳作的评委江晓原教授和刘兵教授将就“评奖”本身进行一次对谈时,就感到他们对这一项事业的认真和执著。听说,这一创意“诞生”于江教授从北京参加完颁奖会回到上海家中的那个下午。在这半个月中,两位评委对此次评选的方方面面——评委的身份、奖项的更新,对科普的人文审视、体制化的学术与普及和民间化的学术与普及进行了阐释和说明,它不仅凸显了此次活动的价值、意义,也是对科学普及、科学文化传播理念的探究。相信,它会引发出版管理部门、出版社以及学者的一些思考。

  

  □ 一年一度的科普佳作的评选又已经揭晓。与2000年度、2001年度的评选相比,此次2002年度评选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二人都忝为此次的评委,很想与兄就此次评选工作清理、讨论一回,也算是我们的一番工作回顾吧。我首先想到两方面的变化:一、规则的修改;二、奖项的更新。你看还有没有别的重要方面?

    这两个方面当然是最重要的。不过,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的变化而已,在这些变化背后,其实,是牵扯到许多关于国内目前科学文化,或者说广义的科普所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的。比如说,涉及到科普创作目前的现实水准,科普创作队伍的构成、特色和人力智力资源的储备,专业科普研究和评论人员的缺少,科普图书出版、宣传、评价机制的问题,等等。更一般地讲,也涉及到社会学中奖励系统的许多问题,如奖励的机制、意义、公正性,以及这些一般性的要求与当下国内科普图书创作与评价的实际情况的结合乃到妥协等。要在一篇如此有限篇幅的对谈中,详尽地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恐怕是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是不是我们还得从中选择一些目前最有争议同时也最重要并迫切需要讨论和澄清的问题来谈一谈呢?

  □ 我看最值得澄清的是回避规则的修改。这次的做法是:九位评委中,任何一本书如与某评委有关(撰写、翻译、主编、策划、编辑、出版),该评委即不得对该书投票。每个评委对各书以百分制打分,累加起来构成各书的得分;为了确保各书得分的公平,又对每书得分除以对该书投票评委人数——举例来说,《人生舞台》没有评委需要回避,得分就被除以9,而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得分被除以8(因为他本人不得对该书投票)。最后以经过上述程序处理的分值来决定当选与否和排名先后。
  这种做法,实际上和许多学术刊物的编委会工作程序是一样的。我好像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一家学报规定“本刊编委不得在本刊发表文章”——你听说过吗?那么对于本刊编委的文章怎么处理呢?通常都是当定稿会议上讨论到该文章是否刊用时,是该文作者的编委回避,并无权对该文投票。这个做法,好像大家从无异议。

    我倒是真的见过有类似声明的国外刊物,但只是极个别的例外。不过,毕竟刊物不只一种,一般来说,一个人也不会成为某一领域所有刊物的编委,这里发表不合适,还可以到别的刊物上去发表,不至于严重影响学术的交流。可是,就算不考虑现有的合格评委的人数,科普评奖国内现在能有多少种?有那样不影响推举真正的科普好书的余地吗?
  我倒是觉得,如果能够回避的话,从对公正性在机制的保证上来说,确实是一件更好的事。但之所以这次评奖,以及一些其它的评奖,比如说国家评的优秀科普图书奖等,都没有做到彻底的回避,是有着背后的深层原因的。前不久,我也曾参加一个级别很高的儿童文学的评奖活动,那个奖的评选,倒是很彻底地坚持了回避原则的,但我发现,就仍以并非最热闹的儿童文学领域与目前的科学文化领域相比较,其间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例如,在儿童文学界,有专门的创作者,有专门的研究与评论者,也有身兼两任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回避是可能的,因为毕竟有一支专业的儿童文学的研究与评论队伍,而那些身兼两任的出色创作者与研究者,也会有创作的间歇。但目前在科学文化界,你听说过有多少专业从事研究与评论工作但又不从事具体创作的人?这当然不是理想状态,但却是一个让人无奈的现实。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下,在评奖中,才会出现无法回避的情形。

□ 这和科学研究中的“同行评议”也是类似的。所谓“同行”,当然是指在从事着同样性质工作的人。科学研究要由同行来评议,是因为只有同行才有资格、有能力来进行这种评议。而同行评议,通常也不会专找已经淡出该领域多年的人士,因为淡出研究领域多年之后,对现今的情况就难免逐渐隔膜,同样会失去进行客观评议的能力。
  现在这个领域真正在积极工作着的人数是非常少的,这就使得在保证“同行评议”的原则下,绝对理想化的回避制度很难实行。如果总是让不做或极少做科普工作的人,来评议当下辛勤工作着的人的成果,那就不叫同行评议了,又有多少公正可言呢?

  与这次评奖相关,也与有关回避问题相关,曾有过一些议论。对于那些居心叵测的议论这里就不说了,但也有些议论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说,对于传统科普与科学文化之差异的看法。传统科普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差异的存在,本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后者的出现,也是“科普”领域的一种发展。而且,在科学文化这个称呼下,也确实包容了许多过去作为主流的传统科普所不能包容的内容。也许,正是关于这些内容,尤其是对科学的人文审视,使得一些过分地习惯于传统科普的人,以及一些极端的惟科学主义者们感到不舒服。
  而这次评奖,在评委中,确实从事科学文化的研究与传播的学者占了绝大多数。但这绝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代表了科普发展新趋式的好事。其实,任何评奖,甚至包括像你所谈的学术上的同行评议,也都绝不可能是绝对地中性的。否则,在学术界,甚至在科学界,怎么还会有学派存在?问题只是在于这种“非中性”的倾向性是否是进步的。当然,倡导一种多元的并存也是必要的,传统的科普,也即以关注对具体的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为特色的科普,也有其重要的价值。在这次评奖中,也还专门给予了传统科普作品以等额的获奖名额,这不正是坚持多元性的表现吗?

□ 这次评选中将“科学文化”与“传统科普”并列,清楚显示了观念的拓展。说句题外话,我很高兴看到“科学文化”这个字眼如今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因为我是最早大力使用这个字眼的。我喜欢这个字眼的含义之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蕴含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奖项的创新,实际上反映了对科普概念的拓展,这正是与时俱进的表现。我相信绝大部分学者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谈到“科学文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出版与传媒中的应用,我也可以与你争一争,或者说,我也是较早地鼓吹使用这种提法的人之一吧。不过,在这里,我还想再谈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即体制化的学术和普及与民间化的学术与普及的问题。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些不够准确或含混之处,但也关系不大。在一些私下的场合,与朋友们一起,曾开玩笑般地把后者称为“NGO”的,相应地,前者就是“GO”的了。
  其实,体制化,或者说建制化,也即英文的institutionalization, 本是包括科学在内的学术发展的重要进步和标志。但在中国,长期以来,学术的体制化过多地与政府的参与和管理搅在一起,学术共同体在相当的程度上缺少了必要的所谓“自主性”。这一点,与我们在体制意义上的学术评价系统以及学者的生存状态也密切相关。比如说,现在你要在一个学术机构中生存,那么,你就必须去争取各种基金,去努力获得各种奖项。但长期以来,无论基金还是奖励,都是由各种行政部门管理运作的。但近些年来,一种值得注意也令人欣喜的现象开始出现,即“NGO”式的学术与普及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兴起。虽然这种学术与普及还不大为官方的一些机构所认可,很难作为评职考核之类的依据,但它却是在一种更加市场化、更加民间化的方式下,以更高的学术性,获得了更多受众自愿的认可。不信,到书店里看看就是了,不是说官方的基金资助的项目没有出色成果,但至少在比例上,相当多数出色的著作大多都是在那种民间的意义上完成的。它们的基础是市场和更为纯粹的学术。这种承认已经属于广义的学术奖励系统的问题了。相应地,在狭义上的民间化的奖励,也有上升的趋势。我以为,像“科学时报读书杯”这样的评奖,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民间式的。在这种意义上,它的价值,或者说,在学术、市场甚至观念上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因而,也就更是值得鼓励和重视的一种进步。

□ 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如今市场的筛选已经成为对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判据。这是因为存在如下一个事实:即图书出版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出好书写作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好书不愁没有地方出版。对于一本好书,出版社或取其名声(社会效益),或求其利润(经济效益),或名利双收(所谓“双效益图书”),而这就是市场的筛选机制。
  现在有些人竭力鼓吹一种神话:高品位的学术书都是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的,其实是他们根本没有高品位的学术成果,只好自己掏钱(或用科研经费)买书号,让出版社印个几百本书,自己拉回家去。这种书根本不会出现在图书市场上,只是用来申报职称、评奖、应付所谓“科研项目”的结题等等。正是这类非市场化的“GO”运作,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泡沫(统计起来动辄“学术专著”多少多少本)。相比之下,反而是市场化筛选与“NGO”的民间学术活动,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好书——其中当然也包括许多科学文化的佳作。根据我的感觉,此次参评图书中,大部分已经是“NGO”的成果。

  你这里谈到的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好书的有力选择。但你这里用的市场概念,已经是很宽泛的了,似乎也包括了学术与公益的方面。除了经济的调节作用之外,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主要还是体现了学术效益或者说社会效益(我总觉得后面这个词有点给人用滥了)的书,也需要纯经济的市场之外的承认。正如前面所讲的原因,这就显示出“NGO”类奖励的价值了。
  但是,面对这样的“市场”的推动和筛选,而且是很严格和无情的筛选——这就是市场的特点,剩下来的合格作者就为数不多了,至少,在广义的科普的领域中大概是如此。有人可能会不同意这种说法,会提出,现在图书市场上不是有那么多种“科普”书吗?怎么会缺少作者?然而:
  其一,现在的科普图书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进入良性循环的市场,真正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畅销书的作品为数极少,更多的书,还体现在学术和社会效益上,而后者的评价,在“GO”和“NGO”的系统中,标准又是不完全一致的。
  其二,真正参与过科普图书策划出版的人都会对合格作者(包括译者!)资源的缺乏深有体会。因此,就出现了在创作出版过程中“供”(当然是指合格的、高水平的“供”)不应求的局面。由于我们过去以及现在的教育体制,也由于长期以来“GO”的评价体制,在短时间内,这种作译者资源短缺的局面恐怕还难以有很快的转变。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只能无所作为。像这次“NGO”的“科学时报读书杯”科普图书评奖,就完全可以认为,正是改变这种令人不满意的现状的一项重要努力。

□ 关于此次参评图书的来源,因为涉及代表性问题,也值得稍作回顾。事实上,将科普或科学文化图书作为重要方面的出版社并不是很多(正如前些时候《中华读书报》一篇述评中所说的那样,近年上海是这方面的重镇)。考虑到这一点,此次参评图书的代表性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当然,像这样一个“NGO”类的评奖,在运作过程中,还会有许多的困难,包括经济上的困难,也包括在更多人的观念与认可上的问题。关于此次评奖中的收费问题,实属不得已之举,如能不收,当然更好。我想随着这一活动越办越好,应该有机会得到赞助,那就可以不必收任何费用了。从目前的势头来看,它无疑是很有发展前途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考验,它肯定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就会有更多的参与者,而一旦进入到这种良性循环,那些困难也就会逐渐解决了。

  作为任何一个奖项,都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再加上我们前面谈到的那种“GO”与“NGO”的分类和评价机制,一些出版社或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或是由于只注重“GO”的奖励——毕竟在现有的体制下,对于出版社领导乃至具体责编的议价系统中,“GO”类的奖励仍点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也会看到,随着“NGO”学术的兴起,对于那些更注重实际的舆论宣传和市场化效应的出版社来说,这种“NGO”的奖励也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许多注重这种效果并出版了许多科普和科学文化优秀作品的出版社将其图书报来参评。

□ 此次评选工作的负责人杨虚杰女士,还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下一届评选工作应该提前若干天完成——在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幕之前将佳作评出,这样,获奖图书就可以在订货会上就此进行宣传,这既有利于获奖图书增加订数,同时也增加了评奖的影响力,我认为这实属一举两得的好主意。

 

 

 2003年1月30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