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近代科学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

魏佳音(南开大学)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便成为科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迷,撩拨起当代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神经,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兴奋点。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于1996年5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古希腊与近代科学的诞生》的讲话,鲜明的提出了“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⑴“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⑵等观点,初入科技哲学研究之门的我,对此斗胆与席先生进行商榷。

一、 科学史不仅仅是一部知识史

  科学,集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从人类的孕育到如今的辉煌,从作为知识体系的静态模型到反作用于技术、生产的动力溯源,当人们呵护如襁褓婴儿般时走过蛮荒与漫漫长夜,而一旦假助复兴和理性的雨露,它就使人类有限头脑的设想变成唾手可得的物质芬芳。那么,在科学“成长”的历史上,怎样确切全面得把握这个神奇的精灵呢?我们知道,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的实质和内涵,才能不仅从外部的社会条件而且从内部的思想根源来探讨近代科学的发生机制。
  自19世纪以来对科学的传统看法认为,科学就是系统化的实证知识。这个定义仅仅是以结果、从既成的形态上概括科学的本质特征。这种定义尽管有正确的深刻的方面,并长期为人们所接受,但是,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各方面功能的显露,特别是随着关于科学的诸学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表明这一传统定义的表面性和片面性。于是,首先是科学界、然后是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的本性问题。
  英国著名科学家、科学社会学的“英国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贝尔纳(J·D·Bcrnal,1901-1971)在其科学史著作《历史上的科学》(1954)的导言中认为,科学“不能用定义来注释”,“必须用广泛的阐明的叙述来作为唯一的表述方法。”⑶贝尔纳抽取了科学的若干品格和若干形相,他认为,科学可以作为一种建制(即千百万人从事的职业),一种人类活动,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努力之一),⑷其中的每一个形相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的本质。
  持“动态过程说”的有些学者则直接反对把科学定义为知识体系,而认为科学是知识的加工过程,知识本身并不是科学,而仅仅是科学的产物,就象牛奶并不是奶牛一样。英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C·辛格认为,科学创造了知识,但科学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因此,“科学往往等同于研究”。⑸保加利亚的T·H·伏尔科夫认为,“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已经认识的真理,而在于探索真理。”“科学本身不是知识,而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是一种科学生产。”⑹
  贝尔纳对科学的诸种形相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否认科学可以定义,是不妥的。因为那就等于说科学自身没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质没有基本确定的特征。诚然,不同时代对科学的看法,不可能完全相同,科学观念本身在历史上是变化的,同时这些变化也是属于科学观念的。但是,任何时代的科学都有其变化的方面和不变的方面,其中不变的方面,即质的相对稳定的方面维系着科学内部的统一,并构成科学的本质或基本特征。这样一来,对科学的定义不仅可以而且必要。
  将科学看成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知识,是很启发人的,但是不应当排斥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的意义。
  比较了各种百科全书的科学定义之后,我认为《苏联大百科全书》1974年版的科学条目,基本上包含了上述对科学的种种合理观念,因此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条目写道:“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和最重要的社会建制。‘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结果,即当时所得到的、综合构成世界的科学图景的科学知识的总和。‘科学’这个术语还被用来表示科学知识的各个领域。”
  “科学的直接目的是描述、解释和预言世界的过程和现象,这些过程和现象是人从根据科学已发展的规律加以研究的对象。所以广义地说,科学的直接目的是对客观世界做理论表述。”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科学是由多种基本要素组成的复杂整体。它不仅仅是指科学知识体系,也是创造知识的社会活动,还是社会建制。可不可以说,科学是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三位一体的概念,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我们仅仅将科学史看作知识体系的更新,那么就不难理解席先生所得出的结论,“近代自然科学仅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⑻。因为,古希腊文化和近代科学之间隔者漫漫中世纪这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一般科学史家将中世纪视为科学上的不毛时期,在知识方面,“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来”⑼。古希腊的学术思想在这个时期遭受到了灭顶之灾,即使侥幸残喘下来的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等,也被吸收到了神学体系之中,成为神学的组成部分,仅仅服务于论证上帝存在并安排和支配宇宙秩序的目的,它们自身非但没有发展,反而将其中包含的科学生机窒息在神学之中,成为近代科学揭竿而起的矛头指向。
  然而科学作为认识的“现实的整体不只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生产过程。”⑽即是说科学作为一个新的知识类,不只是知识系统,而是知识系统连同其系统发生的过程。近代涤荡中世纪迷雾的科学认识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纯粹的无中生有,它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人类认识日趋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作为人类认识进化链条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近代科学离开了它的发育过程,离开培育滋养它的母体是谈不上真理性和完善性的。换句话说,科学只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前科学时期的准备阶段、孕育阶段(古希腊当然是极为关键的一环)之后,才最终在近代以“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⑾的形式被建立起来。正如亚沃尔伏在《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中所说:“新时代所承担的任务,古代人大都早已注意过了,只是在中世纪遭到漠视。因此,新时代也不得不几乎就是接着古代人继续把这些任务搞下去。诚然,近代也会给这些旧任务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新任务,而且也意识到新任务、新发现和新发明等方面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影响近代对古代的感激。”⑿

二、 古希腊文化土壤中的科学养分

  按我的理解,席先生着重强调的“现实的因素和提供的条件”主要是从科学社会史角度提出的科学胚芽萌发所需的适宜的外部环境。一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正如恩格斯说指出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⒀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不断高涨,“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⒁,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用古代的现实主义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砸碎各种精神镣铐,驱散中世纪的幽灵。也即是恩格斯所说的,“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五百年代”。⒂
  上述的原因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从科学思想内史的角度看,用上述原因来解释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就显得很不充分了。即使在上述良好的社会条件已经具备了的情况下,近代自然科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深深地植根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科学思想传统,而它最切近的主要方法基础,则是经过中世纪的漫长演化奠立的。
  包罗万象的古希腊哲学是古代知识的总汇,在哲学批判和思辩传统的支配下,古希腊的哲学家不仅提出了有关自然思辩的许多问题、假说和猜测,还在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在古希腊思想土壤中的科学养分中,笔者主要就数学、逻辑和实验三大理性因子进行分析和阐述。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三大理性因子及起方法论经过漫长的孕育之后的成熟与结合,才绽放出绚烂的近代科学之花。
  1、数学理性的萌芽产生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靠博学和相当的技术形成他的智慧” ⒃的毕达哥拉斯与他的追随者们最早把数学的抽象观念提高到了突出的地位。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数及数的和谐是万物本源。“实在的东西”是自然界存在的数学和谐,任何物的最终结构或最终存在就是它的数学形式,“数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都处于昏暗混乱之中”。⒄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第一次从自然哲学的角度,通过对万物构成的研究,通过对世界结构的认识,明确的提出了“宇宙是一种几何结构的概念”⒅。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提出了宇宙的基本是单位的概念,后来才“在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得到了物理的表述。”⒆也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提出了点、线、面、体的概念才导致了后来数学的分化及欧式几何体系的问世。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近代的影响不仅仅象席先生所说的“其思想方法与近代科学毫无共同之点”,⒇其功绩只局限在“早已为巴比伦和中国人所知的” (21)勾股定理,实际上,“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们满脑子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精神。”(22)哥白尼和开普勒十分强调太阳
中心说的数学上的和谐性和简单性,以为这就是太阳中心说所以是真理的最好证据。伽利略的宣言也是那么的掷地有声:“哲学写在这部宏伟的书(我指的是宇宙)中,这部书始终对我们开放着,但它很费解,除非人们首先学会理解这部书所使用的语言和解释这部书所使用的文字。它是用数学语言写的,它的文字是三角形、圆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图形,人们甚至根本不可能理解这部书中的一个词。”(23)数学理性的产生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界的把握从定性理解转为定量描述成为可能,而近代科学始终坚持尽可能精确定量的描述和定律的理想。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数学理性因子恰恰是近代科学诞生于欧洲而非中国的关键原因之一,导致中国文化始终停顿在经验和思辩的水平上。
  2、亚里士多德是理所应当的逻辑理性的奠基人。在希腊早期,泰勒斯等人往往从可观察到的现象,例如“水”“火”等,直接跳到本体论的高度去解释世界的本原和变化。这种解释方式的方法是类比,因而是直观的思辩。到了古希腊的后期,理性抽象和逻辑方法的发展及其相互结合,为寻求事物和过程背后的本质和原因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大大增强了自然哲学的地位和解释能力。尤其在“形式上确凿无疑的形式逻辑及其三段论法的创立人”(24)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学和柏拉图的理念直接汇合,构成了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在这种解释方式中,“通常的研究路线是从对于我们来说是较为易知的和明白的东西进到对自然来说是较为明白和易知的东西”。(25)而根本的原则是用逻辑的方法寻求理性上可靠的解释。正是凭借着逻辑理性,亚里士多德在不作实验的情况下,构造了包罗万象的“物理学”,有恃无恐地对小到原子、大到整个宇宙的几乎所有经验可及的现象做了全面的解释。
  另外,几何研究和逻辑研究的结合,是古希腊逻辑理性发展的一大特点。一方面,几何学赋予了逻辑学研究以“纯形式”和“证明系统”的思想,是古希腊人对逻辑推理规则的研究很快就跃出了论辩本身,专门就抽象形式的方面展开讨论。正如克莱因所说的:“希腊
人在搞出正确的数学推理规律时就已奠立了逻辑的基础,但要等到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才能把这些规律典范化和系统化,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26)另一方面,逻辑学赋予了几何学研究以演绎的构造,完善了几何证明的推理工具,即“希腊人对数学的最重大贡献是坚持一切数学结果必须用演绎法推出”。(27)正因为如此,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创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欧几里德将各个孤立的几何证明系统发展成统一的公理化体系,成了亚里士多德理想的践行人。不管欧几里德几何学这座科学宫殿多么富丽堂皇,其结构却很简单,全部结论都是从少数公理经过演绎而来的,是逻辑理性的成功运用。逻辑研究和几何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理性思维创造出系统而有效的形式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逻辑理性精神在中世纪非但并有被消弱,反而得到了加强。西方中世纪大一统的宗教意识形态虽然以反动的神学理论扼杀了古希腊学术思想的一切合理的和科学的内容,却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并保存了它们的形式,保存并发展了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
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理论正是在逻辑学发展的基础上,以形式规则为工具逐步建立起来的。安瑟伦(Anselm)在《论道篇》和《独白篇》中构造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形式上严格符合论证规则,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在逻辑上驳倒它们。“圣徒”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在他的《神学大全》中,逻辑地构造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三个宇宙论说明,两个目的论证明,并且论证了,一旦反驳这些证明,就会在逻辑上导致悖论。当然,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在宗教神学的外衣束缚下不可能导致任何科学知识,就象培根所说的,“是不能生产的修女”。但是,一旦发生自然观上的转变,自然哲学的权威和科学实验精神得到恢复,人们利用这种现成的解释方式和形式工具去整理实验事实、描述自然现象、解释自然内部的规律时,自然科学的诞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3、西方实验理性的鼻祖当属叙拉古的阿基米德。“他的工作比任何别的希腊人的工作都更具有把数学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的真正现代精神。在结合的时候,只解决一定的有限的问题,提出假说只是为了求得它们逻辑推论,这种推论最初是用演绎方法求得的,然后又用观察或实验方法加以检验。”(28)杠杆原理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浮力原理即“阿基米德原理”是他举世公认的科学成就,分别构成了刚体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基础。注重实验、注重技术、注重应用是阿基米德科学活动的特点。近代的达芬奇是阿基米德的崇拜者,伽利略则以阿基米德的继承人自居,尽管工艺传统在古希腊受到蔑视,但是这种理性精神到了近代却成了自然科学的精髓。
  我们知道,科学方法是科学的灵魂。科学认识的发生,科学的独立,以科学方法为骨骼,靠它来支撑。科学本身本质上就是方法。它不能只局限于把以知的东西总汇起来,还要教人们去应用,教人们求得新的东西。它要使人们懂得进行操作的道理和如何操作,以及求得更好的操作。科学要能起这样的作用,它本身必须靠科学方法来建立。那么,如果我们对近代科学的三大方法论巨匠培根、伽利略、笛卡尔开创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探讨,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上述古希腊三大理性因子的影子,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古希腊科学养料或科学成分融合创新、批判扬弃而生成的新质。
  经验论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融合了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建立了系统的科学归纳法。一方面,认识自然的基础是实验,必须抛弃经院哲学本身,坚持根据经验解释自然,“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29)另一方面,认识自然
的方法是归纳。经过收集资料、三表整理、抽象概括、寻求解释这样四个步骤,就可以依次“从感官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申出来,然后不断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30)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演绎方法。他认为,人们只有根据与
生俱来的“天赋观念”,主要是逻辑和数学,才能凭借理性直觉和演绎推理,认识“自然界的真理”。在他看来,科学方法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些确切而简单的规则;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则,就会永远避免把虚假当成真实,就可以不耗费很多心力而逐渐不断地扩充知识,
而且可以帮助心灵去真正地认识它所能认识的一切。”(31)而伽利略在希腊化时代重视经验传统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实验方法,则是对数学和实验理性的综合运用。这主要体现在他在力学研究中如斜面实验等思想实验上,在斜面实验得出惯性原理的研究中,他不可
能真的做一个无限长的斜面。于是,伽利略就采用了抽象的方法,想象的方法,逻辑推论的方法,弥补了实验条件的限制。动手和动脑,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古希腊时期的学者忽视了前者,古罗马的学者忽视了后者,而在伽利略这里,两者达到了一定
程度上的结合。


 可见,近代科学大厦的方法论基石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找到它的根源。古希腊时代的哲学作为一种古代知识的汇总,既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近代科学得以发生的母体和背景。它不仅为近代发展起来了许多科学理论、科学观点提供了胚胎和萌芽,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科学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思维方式、思考方法、概念框架、以及理性分析和批判反思的一些规则与原理,所以如果没有古希腊的哲学也就不会有近代的自然科学。“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32)

三、 哲学传统和工艺传统的结合方导致近代科学的兴起

  包括席先生在内,很多学者都很发出这样的疑问,在古希腊时代万事具备的情况下,“为什么当时没有演变成近代科学,反而连自己的国家都保不住,被灭亡了”(33)?这不仅是因为上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科学作为一种高级的认识形式其发生发展总是有它内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它不能超越人类认识历史的进程;而且因为古希腊时代学者传统(即哲学传统)与工艺传统别社会制度的形成的强大壁嶂所分离的严峻状况。
  当人类进入以希腊为标志的时代之后,认识的突出特点就主要表现为哲学的批判与思辩。这种特点是由长期的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长期分离造成的。以古希腊为例,可以说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一直到整个中世纪的有闲阶级、劳心者一直以高傲的态度蔑视劳力者,蔑视手工艺人,蔑视感性经验;认为劳力者干的都是一种低级下贱的事情;低级下贱的事情也只能留给低级下贱的奴隶去干。只有上等人、高贵者才能从事国家、行政管理和智力与精神的发展。柏拉图极力反对理性、精神与手工劳动相结合。他的朋友欧克多斯(Eudoxus)由于最先把力学引入实际,用具体事例和借助一起来证明通过单纯的逻辑形式而不能证明的东西,结果也遭到了柏拉图的责骂。他从数学的抽象性出发,认为由于数和几何概念同样不含物质性,因而它们不依赖于经验而自有其实在性。人们只能通过理性去发现它们,而它们却不能为人们所发明和塑造。人们从事的手工劳动、观察和实验不是获得知识的来源,更不能获得真理。数学和真理只能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获得。出于这种对实际事物、感性经验的轻蔑,柏拉图甚至“坚决主张自由民经商应看作是犯罪而受到惩罚。”(34)亚里士多德也宣称:在完善的国家里,公民不应该搞任何机械行业,科学或数学上的结果不会来源于观察和实验,力学方法、实验方
法不能解决科学问题,“人工活动不能真正地洞察自然事件。”(35)
  基于此,当柏拉图谈到“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可以靠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来研究,而不去管天上的星界”(36)218的时候,实质上是说明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是把当时的所谓“自然科学”当作思辩的哲学来研究的。以古希腊的几何学研究为例,欧几里德和古希腊大多数学者一样,由于轻视实际事务,不关心实际问题,所以当他构造他的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决没有想过要赋予其现代意义的科学的一个基本特性——实用性,或者说预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热衷与为研究而研究,,认为人世间一切“浮光掠影的东西终究会过去,但是,星罗棋布的天体图案,却是永恒地岿然不动。”(37)217“他们可以在几何学里考察所有的矩形而不去关心哪怕是一个矩形的大小”。(38)因此,在希腊人那里,“几何真理是理性的产物,这使高于大量事实而获得的经验真理”。(39)从几何学研究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近代以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以一种自然知识或自然哲学的形式,作为古代哲学的一个构成要素,一个组成部分存在于整体的哲学之中。
  古希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分工和对立,长期造成手和脑的分离,物质和精神的分离,以致,古希腊的圣哲们虽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提供了批判和反思的手段,但是并没有真正使经验概括的知识转化成为批判和反思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使二者达到统一。其结果是在整个古代批判和思辩的哲学传统和常识和经验的工艺传统一直是各自孤立地存在着和发展着。在以直观猜测和哲学思辩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中,人类认识本性中的一对矛盾:经验概括和理论思维的矛盾始终处于对立和分裂的状态,所以在古希腊时代是不会产生自然科学来的。只是到了近代,实验方法破经验之土而出,真正实现了哲学传统与工艺传统的结合,感性经验真正地转化为理性分析和概念批判的对象,近代科学才作为人类的一种高级认识形式和知识形式诞生出来。
  但是,古希腊时代没有诞生近代科学并不能作为近代科学的产生“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的有力佐证。科学认识恰恰是在工艺技术传统和哲学之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不同的是,两种传统对于科学认识的发生所起的作用不同,甚至作用的方向相反。科学认识与先前的工艺技术传统主要是存在继承关系。前科学时期,工艺技术传统的内容越丰富,对于科学认识的发生起的促进作用越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比关系。说到哲学,关系就复杂了,具有两重性。对于科学认识的发生来说,本质上是要摆脱哲学传统的束缚,克服来自哲学传统的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哲学传统越严重,哲学束缚越紧,科学认识就越难产生。当然,科学认识的发生,科学的独立也要借助于哲学的作用,得益于哲学,象培根的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尽管这些新哲学主要是反传统的哲学,或者是在传统哲学中居于次要地位的部分。
  因此,割裂历史和传统,无法全面深入地探究科学的系统发生。近代科学诞生的现实的适宜的外部条件不可缺少,但我们更应该到科学思想传统的内部演化中去寻找科学产生的根源。

注释:
[1][2][8][20][21][33]席泽宗.古希腊文化与近代科学的诞生[L].光明日报1996年5月11日,第五版.
[3]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4]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4页.
[5][6]夏禹龙.科学基础[M].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7]阿列克谢耶夫.科学[L].科学与哲学.1982年,第4页.
[9]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页.
[1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页.
[11][17]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页,第268页.
[12][14][22]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页,第6
页,
[13][15] [3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3页,第6页,第30-31页.
[16][24][28]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0页,第75页,
第84页.
[18][19](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哲学导论[M].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111页.
[23]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M].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25]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184a.
[26][27][34][38]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一册[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62,39页,第52
页,第57页.
[29]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7-18页.
[30]钟宇人.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31]敦尼克.哲学史上册[M].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237页.
[35]转引舒炜光.科学认识论第二卷科学认识发生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36]梅森.自然科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页.
[37]亨利·托马斯.伟大科学家的生活传记[M].江苏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39]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M].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页.

                      [本文是在李建珊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谨致谢忱。]



                                   2001年3月19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