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 

刘华杰 (北京大学)

 

  把科学本身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形成了 “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潘涛博士曾向我多次建议将此词组译成“科学元究”), 主要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化批判等研究。本文考察爱丁堡学派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历史演化和若干方法论问题。 

1.突破禁区:SSK的可能性 

  70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比系级建制略低的单位“科学元勘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成员主要包括巴恩斯(Barry Barnes)、布鲁尔(David Bloor)、沙宾(Steven Shapin)和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等。理论家主要是巴恩斯和布鲁尔,他们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其他人则在此纲领下做大量具体的案例研究,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既引起学界的不断赞赏也引起学界的愤怒声讨。他们的研究总体上属于科学之社会(学)研究,他们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区别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外界称英国这个小组的科学社会学工作为“爱丁堡学派”。此学派的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等。代表著作主要有《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知识与社会意象》、《维特根斯坦:知识的社会理论》、《建构夸克》、《利维坦与气泵》等,重要论文有“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等。 

  最能代表爱丁堡学派SSK观点的著作是布鲁尔所著《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初版,1991年再版(增加了一篇很长的答辩“后记”)。整部书除了关于数学和逻辑的一些具体研究外,基本上是自问自答式的方法论性的论战。作者首先对当时社会学家不敢碰科学知识本身的谨慎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不能。”(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3)当时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而后者超出了探索范围,社会学家不能碰这个禁区。而布鲁尔认为这种心甘情愿限制自己研究范围的做法本身有违科学本性,是不彻底的社会学研究。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而以前社会学家把本来可以研究的领地让给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知识社会学本来完全可以强有力地深入到哲学家们棗这些人一直堂而皇之地把界定知识的本性作为自己的任务棗现在所占据的领域。实际上,社会学家心悦诚服并急不可耐地把他们对科学的关注局限在对科学的制度框架和外部因素上面。这种做法并未触及被如此创造出来的科学知识的本性。”布鲁尔此处批评的是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过分保守,只从宏观尺度外在地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敢从社会学角度直接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即科学的内容。这种批评对默顿学派应该说是恰当的。时至今日,默顿派的工作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分层、科学的社会影响,科学的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本戴维(算半个默顿派)甚至也曾反对社会学越界,但他马上又承认了SSK的作用。最近一个默顿派弟子声称,默顿派的方法并未排斥SSK工作的可能性,更有甚者,扬言默顿早就做了SSK所做的工作。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作为默顿派正宗传人之一的科尔(Stephen Cole)也反驳了这种胡说。这算后话。 

  布鲁尔分析,“人们之所以对从社会学角度彻底审查科学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缺乏魄力和意志。他们认定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为什么如此呢?当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科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事业,完全不同于文学、哲学与宗教等一般文化现象,科学更具有自然本性而不是社会本性。如果社会学家无视科学的特殊性,就会面临各种矛盾和谬误。当时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等正希望社会学家保持这种克制。布鲁尔坚决反对这种克制。他专门提到深入禁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做好了准备,他特别赞赏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迪氏对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经典研究为SSK提供了启示和灵感。“更重要的是,迪尔凯姆还作了一些暗示棗怎样才能把他的发现与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联系起来。”他说,可惜的是,凯尔凯姆的思想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些暗示仿佛落入了聋子的耳朵。”(D.Bloor, ibid.) 

  爱丁堡学派在实际中真的突破了禁区,开始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并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实实在在创立了SSK,在世界范围内引来一大批追随者。近30年SSK日益壮大,大有盖过默顿派正统科学社会学之势。爱丁堡的SSK早已跨过大洋在美洲扎根,牢牢把握了学术阵地,如今SSK反而变成了正统,近乎成了新的“学术霸权”。真是应了一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爱丁堡大学那个“科学元勘小组”(已划归社会学系)虽然已不复存在,除布鲁尔还坚守阵地外,余者都奔走他乡“布道”去了。巴恩斯虽仍在英伦,但已转到别的大学,沙宾和皮克林都到了美国,前者在西海岸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社会学系,后者在中部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也就是说,现在作为定域性实体的爱丁堡SSK学派已不存在,但其思想却早已扩散并渗透到一批从事科学之哲学、历史与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脑之中,特别是其方法与后现代科学批判等运动相结合在当今学术界影响巨大,争论不断,可从《科学大战》、《飞离科学与理性》等书窥见一般。爱丁堡学派思想的传播经历令人回想起之前的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 

2.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SSK想成为真正的科学 

  从今日之形形色色的SSK研究表现出来的淡淡的反科学情绪,很难猜测到当初的SSK研究纲领竟有着彻底的科学味。当年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著名的“SSK的强纲领”,其动机是使科学之社会学研究成为标准的经验科学,即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 

  在谈到强纲领之前,布鲁尔先说明了强纲领下的知识概念。布鲁尔等人认为,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这与通常把知识定义为“真实的信念”不同。“知识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社会学家特别关心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被制度化、被赋予权威性的信念。当然,也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知识通常指那些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的和具有个人特征的信念当作纯粹信念来考虑。”这种知识观与旧知识社会学对知识的理解差不多。曼海姆就曾将知识分作七类,包括神话和传说、宗教、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等等。这种宽泛的知识观有相当的含糊性,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客观知识的“偏见”,也为其SSK的基本纲领预设了许多东西,其中重要的一种暗示是: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传统哲学中,知识被当作经过证明的正确信念。对SSK实践者而言,真理仅仅被认定为“局部可信的那部分知识”。在传统哲学中,知识和真理都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概念。SSK仅仅描述和解释人们实际上相信什么,而不是阐明人们应该相信的事物的结构。 

  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由4个信条组成: 第一是因果性,能够导致信念或者知识状态的条件应当是因果性的。除了能协同导致信念的社会原因外自然尚有其他类型的原因。第二是无偏见性或者叫公正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无偏见地加以对待。这些相悖的方面都要得到解释。第三是对称性,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比如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第四是反身性,原则上它的解释模式能够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布鲁尔还对每一条原则作了说明,主要目的是阐明社会学家也是科学家,应当象科学家一样行事。“如果社会学不能彻底地应用于科学知识,则意味着科学尚未科学地认识自身。”于是他首先强调了寻求因果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并未引起争论,接下来在怎样寻找因果解释中就遇上关键的中间那两条:无偏见性和对称性。而这两条是许多理性主义者无法接受的。 科学哲学家劳丹对强纲领发起猛烈攻击,并且集中在“对称性”一条。劳丹认为,所有其他原理如果诠释得正确,也只是无关宏旨地说出了真相。而关键是对称性,它要求无论对于真实的或虚假的、合理的或非理性的信念的解释,都必须是相同的,而这不是科学的通行之路,是最大的例外。1984年布朗编辑了一部文集《科学合理性:社会学转向》,反映的主要是知识界对强纲领的态度,布鲁尔再次为强纲领辩护。 

  强纲领要求公平且对称地对待合理性和非理性,这与科学哲学家和传统社会学家的观念相去甚远。劳丹说,当且仅当在某些信念难以就其理性优点加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着手解释它们;思想史家可以利用已有的工具去解释充分合乎理性的那部分思想史,对科学的外部关系及理论选择中的偶然性等非理性状况,才轮到知识社会学家插手。哲学家牛顿-史密斯的口号是:社会学只是用于反常现象,当且仅当出现背离合理性的反常情况时才需要社会学。 布鲁尔对理性主义者的“蛮横”进行了批驳,并因此从一百多年前的教会编史学争论中发掘出知识社会学的一位真正始祖,在第二版《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的最后一段,布鲁尔将科学与宗教、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的理性主义与教会编史学领域的保守的超自然主义进行了类比。布鲁尔的这段精采论述基本摘自他为1984年在匈牙利召开了第五届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大会提交的一篇论文“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与知识社会学”(David Bloor, Rationalism, supernatur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alized, edited by I.Hronszky et a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s, 1988)。布鲁尔在此文开篇说:“在世俗文化中长期居住令人确信,科学知识相对于宗教必然有所不同并更加优越。我们不难看到,宗教寻求传统、制度、法会以及既得利益团体的支持。我们于是试图得出结论,相反,关于自然世界的命题其可信性并不依赖于此类东西。难道它们不是完全得自关于自然的一种合理的好奇吗?可信赖性由宗教转移到科学身上是相对近来的进展。其中一个副效应是,今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发现自己处于上一世纪那批学者同样的境地,那些学者仔细考察了公认的圣经教义的历史可信性。关于他们的工作,人们反复给出类似的论证,也采取了类似的姿态。” 

  布鲁尔将SSK强纲领与一世前图宾根学派教会编史工作进行了比较,认为今日科学领域的“理性主义者”与昔日教会史中的“超自然主义者”的观点十分类似。100多年前在鲍尔(F.C. Baur,1792-1860)的领导下,图宾根学派反对当时正统的基督教编史学的老范式“超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者将教义史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对正宗使徒真理的记录,另一部分是对异教和教义偏差的记录。对这两部分要求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前者来自神启,除了神意外不需要任何解释;对于后者,则要寻找导致信仰失落和教徒迷路的原因,此时他们找出的原因为野心、贪婪、无知、迷信和邪恶。布鲁尔认为,超自然主义者背后的假设与今日理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背后的假设完全类似。理性主义者也将科学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理性的内在史,对应于使徒正传,另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外在史,对应于异教和偏差。拉卡托斯和劳丹都认为应对科学史进行理性重构。拉卡托斯认为:“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诸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史界定的。” 

  布鲁尔指出,19世纪神学批评运动使用当时最新的数据和最先进的技术把《圣经》当作一份历史文献来研究,检查其主张的可靠性和自洽性。“此纲领本身并不新颖,但用以贯彻此纲领的决心绝对是新奇的,进而结果也是新颖的。用今天的词语说,鲍尔展示了《新约圣经》的社会建构性。他证明,教义的内容如何从不同教派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中演变而来,他还描述了他们协商与妥协的策略。”“鲍尔并未试图判定他所描述的旨趣在神学上是否正确。他也未对历史角色之宗教生活的权威性作出裁判。康斯坦丁的皈依是基于宗教还是政治动机的问题,被取消了。起作用的正是政治事实,而非深不可测的个体心理。对鲍尔而言,教会史只当其完全与历史因果领域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基督教义是一种历史产品,代代传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重新诠释。范铸教义的神力与人类和自然过程背后的权力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鲍尔的态度是一元论的,而非二元论的。” 
  布鲁尔推崇鲍尔意在批判理性主义者(曼海姆、拉卡托斯和劳丹)的二元论:科学的内史受内在辩证法、合理的方法论规则驱动,而外史受偶然的非理性因素和社会心理原因驱动。合乎逻辑和理性的东西不需要再作解释,人们只能为了对付错误而确定原因,于是知识社会学只能是关于错误的社会学。布鲁尔断定这是目的论模型在此作怪,它与彻底的因果关系模型矛盾。劳丹说:“当一位思想者做了合理的事情时,我们不应当再追问他的行动的原因,相反,当他事实上做了不合理的事情时,即使他相信它是合理的,我们也要求某种进一步的解释。”
  布鲁尔认为这种二元论有着目的论的色彩,它违反了强纲领的信条。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强纲领就是错误的。布鲁尔发现,昔日超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也可用类似劳丹的论述方式表示出来:“当一个基督徒相信正统的东西时,我们不需要追问他的信念的原因,相反,当他事实上相信异端的东西时,即使他相信它仍然是正统的,我们也要求其种进一步的解释。”(D.Bloor, ibid.) 

  布鲁尔认为鲍尔和图宾根学派是知识社会学的真正先锋,可悲的是,他们的伟大成就没有成为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常识,于是同样的争论如今又得重复。 布鲁尔的确从论证方式中找到了类似性,而且是惊人的类似性。但关键的一点是科学与宗教之间有多少类似性,他只是想当然地把两者联系起来,而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认为宗教知识与科学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根本无法与后者相比。宗教不具有客观性和统一性(世界上有各种对立的宗教),而科学是客观的和统一的(全世界只有一种科学)。宗教侧重的是人的内心体验,而科学侧重的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事实上,整体SSK和各种反科学运动都在试图模糊科学与其他知识之间的界线,试图瓦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将它说成一种意识形态。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日益社会化、政治化,但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也社会化了、政治化了,还缺少根本性的证据,甚至迄今为止一例这样的证据也未能找到。 

3. SSK的传播、流派及论战 

  SSK于70年代初在英国崛起,如皮克林所言,它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的特点有二: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在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第二,SSK的研究方法是经验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在整个70年代,SSK的概念框架和研究人员分布都很清楚,公认在英国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上文提到的爱丁堡,另一个是巴斯(Bath)。爱丁堡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把巴斯包括在内,也包括马凯(Michael Mulkay)所在的约克(York)郡,甚至把后来英国之外的许多方法上差别较大的科学元勘包括在内。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果与传统默顿科学社会学相比,爱丁堡学派的研究只能算“中观”,不能算“宏观”。而巴斯学派以柯林斯(Harry Collins)为主帅,以微观方法见长。他研究了许多科学争论案例,试图展示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actors)之间偶然“谈判”(或译协商)的结果。 

  近些年巴斯学派的研究方法影响超过了爱丁堡学派,这主要归功于柯林斯。与爱丁堡学派一样,目前地理意义上的巴斯学派也已不存在,柯林斯已转到加的夫威尔士大学主持一个“知识、技能与科学中心”的工作。柯林斯1985年出版《改变秩序》一书,1992出第二版,全书分6章,分别讨论了知觉与秩序的神秘性、可重复性观念、重现TEA激光、探测引力辐射、某些超自然实验和归纳推理的社会学解决方案。反对者认为他研究的尽是些“边缘”性科学案例,即介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具有很强探索性的研究,据此解释整个科学事业是不准确的。
  1993年柯氏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宾茨(Trevor Pinch)合作出版《科学勾勒姆》,1998年俩人又合作出版《技术构勒姆》,这些书牢牢确立了巴斯学派的研究风格,也引起学界激烈讨论。1995年《科学勾勒姆》获美国社会学会颂发的默顿图书奖;1997年柯林斯获贝尔纳“科学之社会研究杰出贡献奖”。应当说明的是,柯林斯的风格与观点无论与默顿还是贝尔纳都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他能得此两项大奖略有讽刺意味,但也说明柯林斯的工作确实影响巨大,另外也表明评奖委员会思想解放,确有雅量。 

  考虑到滞后效应,在70年末甚至80年代初以前,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就算爱丁堡和巴斯两个。但是到了70年代末英国以外的学者也从事深入的研究工作,新的研究方法和流派出现了,它们与SSK的思路与方法部分重叠。 
  1979年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出版著名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
构》,全书采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对美国西海岸著名的梢克(Salk)研究所进行了两年的研究,突破了经典SSK的模式。拉图尔现在法国矿业大学创新社会学研究所供职,当时他是以年轻哲学家的身分进入梢克研究所的,伍尔加当时已是英国一名社会学家。此书出版标志着巴黎逐渐成为科学元勘的一个后起之秀。在80年代中期,拉图尔与同事卡龙(Michel Callon)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自此SSK的“巴黎学派”正式成立。但与此同时,巴黎的学者竭力想与英国学者划清界线,而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也都指责拉图尔等违背了SSK的基本纲领。1986年《实验室生活》出第二版时,作者将此书的副题有意进行了改动,删除了“社会”两字。在新版“后记”中作者坦言,随着科学之社会研究的不断发展壮大,形容词“社会”已不象以前那样具有“对抗”意味。作者说:我们毫不羞愧地承认“社会”这个词不再具有任何特殊含义。“社会”一词对顿学派有意义,可用“社会”一词定义排除了对科学内容的考虑后的研究领域。另外它对于爱丁堡学派还有意义,他们尝试用社会变量解释科学的技术内容。而拉图尔等人的工作是用人类学方法对科学进行内在论的描述和解释。于是对拉图尔而言,“科学之社会研究”中的社会已不再具有实质含义。1987年拉图尔出版《运作中的科学》,1991年以法文出版《我们从未现代过》,英译本1993年出版,1997年已第4次印刷。最近又出版《潘多拉的希望》。这些书影响巨大,势头已超过爱丁堡学派。 

  大约与拉图尔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关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由女学者诺尔-塞提娜(Karin Knorr-Cetina,生于奥地利,美国籍,现在德国)完成,1981年她的名著《知识的制造》出版。1983年她与马凯主编《科学被观察:科学之社会研究展望》。此时美国学者加芬克尔(1983)、兰希(1985)和利文斯顿(1986)也用人种志方法来研究实验室科学和数学,利文斯顿1986年出版《数学的人种志方法基础》。科学哲学家哈金(1983)、卡特莱特(1983)和法因(1986)在自己的领域内发展了“经验适当性方法”,研究工作部分与SSK重叠。崔蒙小组(Tremont group)的福村、斯塔尔和盖松(1987)发展了实用主义的符号互动理论。蔡维克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粒子物理学家。(据A.Pickering, 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在英格兰马凯和吉尔伯特(1984)提出了“话语分析纲领”,将SSK方法与后现代文本分析技术结合起来。1991年马凯出版文集《科学社会学:一种社会学的朝圣》,他将此书献给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卷首引用了班扬(J.Bunyan,1628-1688)《天路历程》中的一段。此书回顾了作者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经历,带有方法论总结的性质,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划分为三个阶段:1)常规分析:揭示科学的社会世界,2)话语分析:展示科学家如何建构其社会世界,3)新写作形式:探索文本的多重世界。迈尔斯(G.Myers)的《书写生物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文本》(1990)就是此思路下的产物。但迈尔斯也同时批评了柯林斯和马凯的方法的局限性,因为他们似乎都暗示文本之外无物存在。在迈尔斯看来,如果伍尔加和马凯是解构主义者,兰希则是现象主义者。 

  1992年皮克林编辑《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试图实质性推进SSK的发展。他特别强调实践和文化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反思了SSK过去的极端主张。他认为SSK中应当去掉一个K(指知识)和一个S(指社会)。因为科学实践研究的中心主题已不是知识本身。那么为什么要再删除“社会”字样呢?皮克林的解释是,对于理解完整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而言,要考虑许多因素,这其中包括社会因素和非社会因素,但现在不应再强调社会因素的优先地位。实际上皮克林个人的观点已背离狭义的爱丁堡传统,而倾向于巴斯的柯林斯和巴黎的拉图尔。如果按照皮克林的理解,整个SSK研究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似乎又回到了或者说只剩下了朴素的Science Studies,即科学元勘。SSK的案例研究还会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但从逻辑可能性看新鲜见解很难再出笼,SSK肇始的一系列科学元勘运动已基本告一段落。
  最后提一下与SSK有关的学术论战。近20多年围绕SSK的争论此起彼伏,也可以说SSK在论战中成长,这既包括与外部的论战,也包括内部派别之间的论战,后者反而更多些。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若干争论的主角:劳丹与布鲁尔,拉图尔与布鲁尔,卡龙+拉图尔与柯林斯+耶雷(Steven Yearley),伍尔加与柯林斯+耶雷,兰希与布鲁尔,宾尼克(Cassandra Pinnick)与沙宾+斯卡佛(Simon Schaffer),盖尔(G.Gale)+宾尼克与梅兹(Martina Merz)+诺尔-塞提娜,科尔与拉图尔+伍尔加,等等。 

  劳丹有个女博士(现为西肯塔基大学副教授)宾尼克,曾在南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90年代初跟随劳丹作博士论文《合理性理论与SSK的强纲领》。她在“霍布斯/玻义耳争论之强纲领案例研究错在何处?”一文中,严厉批评了爱丁堡学派的最大部头著作《利维坦与气泵》(英文有440页),认为该书对科学史的叙述有偏见,是用现在的因果论题去强行整理玻义耳/霍布斯时代的科学与社会关系,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即霍布斯和波义耳的科学哲学(自然哲学)是由他们的政治哲学决定的,进而他们关于自然的哲学信念和认识论、方法论很大程度上都是非理性原因造成的,特别地是社会政治原因导致的。宾尼克还指责了作者下述说法:“当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认知(knowing)形式的约定性和人为性,我们就置自己于这样的境地:正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实在将对我们知道什么负责。”(Steven Shapin & Simon Schaffer, Leviatan and the Air-Pum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44)宾尼克说,沙宾等并没有真正证明这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反而好像从其纲领中先验地引伸出来的 (据宾尼克送给本文作者的手稿Shapin and Schaffer:caught in a sandy shoal of the shallow, Feb. 1999)。 
  SSK运动以案例研究取胜,在最近20多年里生产了一大批成果,其中相当多是关于科学的历史研究和关于当代科学研究过程的现(field)研究(对应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沙宾1982年撰写的综述性长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既为强纲领提供了经验基础也为后来的案例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布朗在文集《科学的合理性》中特别提到三个案例:弗曼论魏玛文化与因果性,沙宾论爱丁堡颅相学论战,法利和盖松论生命之自然发生说的背景(参见《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3期)。这样的案例极多,实际上柯林斯的著作几乎全部由这样的案例构成。《建构夸克》、《改变秩序》和《书写生物学》三部书名语法结构(现在分词+宾词,当今文学界和社会学界还有类似的著作,如《阅读女人》和《书写文化》等)相同的SSK著作研究的都是或大或小的案例,不过正如迈尔斯所言:“这些书名正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主题,而是如何处理主题的过程。” 

4.SSK的哲学倾向:科学真的如此? 

  SSK区别于其他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哲学和方法论。这可从强纲领的提出及学术论战中看出来。SSK内部之间及与外部的论战涉及的主要不是社会学研究的内容,而是基本的哲学方法论和世界观。对于理解复杂的科学活动,取怎样的一种哲学立场是合适的?SSK的哲学倾向是社会建构论、相对主义和经验论。对于前两者国外已有相当多论述,对于后者谈论的不是很多,甚至有人认为谈经验论是误入歧途的(见《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31日、6月9日、8月11日、9月8日、10月20日有关争论)。 

  SSK起初在许多方面都效法自然科学研究,其自然主义和纯粹描述的目的与传统哲学的规范化和规定性目的,形成鲜明对比。SSK的理论显然受到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思想的启发。实际上SSK通过曲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而为打破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开辟道路。维特根斯坦并不想通过语言分析得出一个一般的理论, 他考虑的语言游戏多半是指在想象的语言中的运用,而非在实际中的运用,因而与经验科学概括无关,至少不以此为目的。 当然,“误读”也不违背维氏的本意:“如果可能,我希望它会激发某个人自己的思想。”(见维氏《哲学研究》前言,1945) 所以当SSK的理论与维氏的哲学有矛盾时,不能简单地说维氏正确,SSK错误。印第安那大学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教授正确地指出SSK的目的与维氏的理论有根本性差异。维氏是反科学、反理论的。而布鲁尔要发明“以经验为基础的语言游戏的系统理论”,以真实的自然史取代编造的自然史,用真正的人种志取代想象的人种志。(弗里德曼,1998。原文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1998年第2期。中译文见《哲学译丛》1999年2-3期) 
  弗里德曼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哲学议程”中指出SSK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上都有哲学任务,此任务拒绝传统哲学理论,即存在着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弗氏认为,在迷恋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背后,有充分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产生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与科学本身的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

  布鲁尔和柯林斯本人都一定程度上公开承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巴恩斯和布鲁尔通过“等价公设”(指所有信念之“可信性”是一样的,而“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极力为相对主义的立场进行辩护,认为相对主义对于科学地理解“知识形式”并不构成威胁, 相反是这种理解本身所要求的。俩位进一步说,相对主义对于人类学、社会学、制度与观念史甚至认知心理学,都是必不可少的;相对主义的对立面(理性主义)是二元论,它赋予知识以特权地位,对于科学地理解知识和认知才构成实际的威胁。柯林斯曾提出“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简称EPOR,由三个阶段构成,1981)。他对自己的相对主义作了如下浪漫解释:“结果是一种形式的相对主义,这样一个词、这样一种哲学吓坏了许多人。但是这种相对主义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林间空地(glade),它距离我们通常所处的知觉大道不算太远。的确,相对主义者的林间空地中有许多小径,它们通向碎石路的多数目的地。但它们并不引向某种预定的道路。林间小径呼唤探索,它有许多条道路,对于观赏风景它比普通大道能提供更丰富的选择。”(H.M.Collins, Changing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1.)

  其实相对主义并不象SSK学者描绘的那样动听,观念之局部“可信性”不可能等同于“有效性”。如果可信性主要可以通过系统内部成员的确信而确立的话,有效性则必须通过系统与外部的关系来确定和检验。此外,如果说理性主义是二元论,则相对主义是多元论而不是他们所说的一元论,甚至是根本没有标准。SSK的相对主义只是文化相对主义中的一支。格尔纳(Ernest Gellner, 1925-1995)认为文化相对主义有两个论证,即道德论证和认知论证。前者认为,文化认可的行动就是好的;后者认为,文化赞成的观念就是真的。SSK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认知相对主义认为客观知识不存在,客观真理也子虚乌有;知识是一种社会构造,真理并非与事实相符而是只是与文化或用符号表达的意义体系的相容。《实验室生活》及《知识的制造》这些著作所取的认识论立场都是高度相对主义的。他们声称科学事实不受自然的约束而是被社会建构的,或者由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制造的。柯林斯还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后来他说“并没有那个意思”,只是在“争论”或者“纲要式”陈述中才那样使用,或者应当称之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科尔说:“这很好。因为如果建构论者果真不把它描述为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那么他们的工作也就没什么非常激进之处,也就没有理由说不能把科学之社会研究中其他非相对主义意义上的工作结合进来。但是,他和他们显然过去以及现在都确实有此意味,因为这是其整个纲领的核心信念。”

  SSK中某些建构论者受符号互动论和人种志方法的影响,声称科学事实就是实验室中科学家社会谈判的一种结果。布鲁尔说,玻义耳的定律受其保守的政治信仰及其维持现状以保护其广阔的爱尔兰地产的欲望的影响。这些观点似乎都来自库恩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科尔分析,政治在建构论的涌现过程中也起到了作用。有许多年轻的左派人物在60年代进入社会学领域,相当一部分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此观点的同情者。他们认为社会学的主流方法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因而欢迎能够攻击这个群体的任何工具。但是,历史学家也开始质疑建构论者对科学发展形象描述的准确性。批评者中甚至包括了库恩本人。1992 年库恩说道:“强纲领(相对主义的建构论方法的别称)被广泛理解为,声称权力和利益便是存在的一切。自然本身,无论它是什么,似乎都不参与有关信念的形成。至于事实或者从此得出的见解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见解的真理性或者可能性,仅仅被视为修辞术,在修辞的背后,得胜者隐慝了其权力。于是,什么被认为是科学知识,变成为仅仅是胜利者的信念。有人发现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有趣的是库恩的拥护者并不太注意这段话。

  在论及为什么默顿学派没有大举反击SSK的相对主义建构论呢?科尔讲了部分原因,其中一条说道,“多数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缺乏欧洲建构论者的哲学训练,既不真正清楚建构论者工作的内容,也不愿卷入论战,因为那样的话势必牵涉哲学论证,而此领域他们并不擅长。我敢打赌,一半以上引用拉图尔著作的人并不能就其工作给出一种自洽的解释,如果要求他们做的话。人们习惯于赶浪头,但并不真正懂得。”另外科尔还指出默顿本人以不喜欢与别人争论著称,他从未公开评论社会建构论学派。于是,在争论中默顿学派事实上群龙无首。
  最近科尔在《制造科学》一书中对科学之社会建构论方法给出全面批评。基本观点是,如果一个社会学家试图证明社会变量影响科学的认知内容,她就必须细心地刻划被影响的究竟是什么科学内容。社会因素影响认知内容有三种方式。第一种称为关注焦点或者科学家选择什么样的问题去研究。无疑,问题选择至少一定程度上受社会因素的影响。默顿在其经典的对16-17世纪英格兰(以前译成英国不够准确,因为苏格兰不是清教区)科学的研究中,就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第二种方式是观察科学进步的速率。第三种方法是观察专业科学问题的实际解决过程,如《实验室生活》作出结论: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化学序列的发现是社会建构的。“科学共同体开始相信TRF的列由Pyro-Glu-His-Pro-NH2组成,而不是由其他序列组成。社会建构论者感兴趣的正是最后所涉及到的认知内容。他们声称,因为科学不受自然约束,如果其他某些结构被识别出,TRF化学结构的解决或许会不同,神经内分秘学专业可能进步到同样的程度或者也许到达更高级的水平。”科尔指出,在整个建构论文献中找不到哪怕一个例子能够用以支持这种观点。为了证明其观点的可信性,必须证明某种专门的社会变量如何影响某种专门的认知内容。在所有他们的工作中,总是缺少一个或者多个关键环节。“在他们的一些工作中,他们确实描写了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科学的运作,但是他们未能证明,对于我所说的知识结果或者科学片段棗它们最终被科学共同体作为真理接受并随后成为那一领域的核心知识棗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科尔最后甚至说自己也可说是一位建构论者,但那是实在论的建构论者,而非相对主义的建构论者。(Stephen Cole, Voodoo Sociology,In The Flight from Science and Reason, edited by P. R. Gross et al,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775, June 24,1996, pp.274-287.)
  最后说一下SSK与经验主义的关系。布鲁尔本人虽然要求SSK成为经验科学中的一员,但他反对个体(individualistic)经验主义。他还说:“如果经验主义是正确的,那么知识社会学又一次变成了关于错误、信念或者意见的社会学,而非关于知识的社会学。”“作为对我们实际上称为知识的一种描述上,经验主义的理论是不可信的。”这似乎表明SSK与经验主义是对立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强纲领内在地包含着矛盾,SSK的后期发展必然在强纲领的某些方面有所强调另一些方面有所忽视。事实上,在柯林斯、拉图尔等人的工作中得到强调的
恰是经验主义部分。退一步讲,即使布鲁尔如他本人说的反对经验主义,而SSK的后继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顺理成章地争先恐后地回到了18世纪英国经验论的传统,对科学实践作出了许多仅仅停留于现象层次的粗浅理解,并断言这就是科学的全部,再深入思索背后的客观性、真理、实在或者理性特征,则是不恰当的。
  这种科学观是明显反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如果说后期SSK还有什么共同特征的话,一致反对传统规范性的科学哲学肯定是其中的一条。如果说强纲领的发明者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经验主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后来的SSK却走向了反面。这也许是布鲁尔里外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许多人都与他论战),SSK内部人士说他不够解放,而外部人士说他过于解放。这是没办法的,当SSK实践者在并未发明新的研究方法的情况下,草草抓起社会学、人类学和文本分析的现成技术对人类文化中的特殊成分“科学知识”进行非特殊的分析时,他们逻辑上只能得出科学与宗教、巫术、意识形态等并无多大差别的结论。从这种意义上看,SSK的惊人结论一点也不惊人。几百年的科学方法论历史告诉我们,经验主义对于理解科学而言虽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罗素早就清楚表述了这一看法(可参见他对休谟的评述)。仅仅靠观察和经验是无法深入理解科学的,还必须具有理论思维。我们甚至可以说,“看”到的并不是科学或者科学所特有的活动过程,无论这种“看”是多么仔细。科学在整体上是经验的、归纳的(因而是可错的),但科学也同样是理性的、演绎的(因而它超出了单纯的经验,经验并不能完全证明或者证伪理论),两类方法在各层次上交叉使用,缺一不可。“理论高于经验,而实践又高于理论”,看来是合适的。

  但是,不能据此否定SSK探索的伟大意义,近30年的SSK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科学研究细节的认识。特别是SSK的大量案例研究展示了科学是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在科学探索过程中,事实与赝象的社会建构成份是大量存在的,科学实践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要敢于想象、努力建构,又要慎重、不能任意建构,当建构与经验明显不符时就要推翻自己的建构。社会建构论的方法大概适合于中国特异现象的历史研究,从1979年唐雨小学生耳朵认字到1999年李洪志“大师”超自然法术,20年来大量神功异能人及其奇迹都是社会建构的,建构者既有科学家也有政界人物,当然还有柯云路之类作家。
  SSK的实践给我们许多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把科学活动进行细分,不能笼统说科学是什么,这包括对客观说和意识形态说的提示。此外,SSK被外界认为是反科学的,但他们本人基本上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反科学也要细致区分,某种学院性的反科学可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加人道化,即走向“第二种科学”。SSK学者深入科学研究的第一现场,如扎根于某个实验室中,对中国从事科学元勘的学者不但有参考意义,而且应当认真学习。(1999-11-10)

 

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 
Huajie LI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Key Words: SSK, science studies, relativism 

The brief history of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 of Edinburgh School and its development in other countries are discussed. The author tries to display the empirical and relativistic tendency of SSK which focus on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and local creditabil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pproach of present diverse SSKs be integr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sociology of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in order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cience practice. It is emphasized that empiricism and externalism in science studies are helpful to correct the old imagery of scie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bsolutely not sufficient for the produc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Both normative and descriptive considerations are needed for us to grasp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manufacturing and maintaining knowledge.